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曲折探索与成功经验

三、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曲折中践行

如同前面叙述的一样，在这个中期的前两年，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就是空前的，首先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党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董必武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的专题发言。这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光辉典范。他说：“我认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并进一步指出，“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必须依法办事”，“第二，有法必依。凡属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尤其是一切司法机关，更要严格地执行，不许有任何违反”。“我们反对一切随便不按规定办事的违法行为。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6]董必武这段讲话，实质上已包括了依法治国的萌芽，体现了董老个人的法律修养，也包含了对当时法制建设的科学总结。早在1949年，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同志就说过：“我们不要资产阶级法治，但我们确要我们的法治。”^[7]经过“八大”正式确定“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方针之后，法学界对“法治”亦达成共识。可是，随着1957年初中共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重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优良传统后，法学界极度活跃，就治国方略即人治与法治问题展开了大辩论，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说，国家干部无法可依，一般人民无法可守，权利义务搞不清楚，犯罪不犯罪没有明确界线……^[8]主张法治观点的王造时受到了批判，并不久被划为右派，蒙冤20余年。紧接着，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扩大会议，由于“左”的错误的干扰和严重影响，最终使我国治国方略由倾向法治向倾向人治转变，并随着“反右斗争”的步步升级。从此，我国起步不久的人民民主法制开始走下坡路。与此同时，法学教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兴旺开始转向萎缩，不少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相继撤销;仅有的几个政法学院和北大、吉大等法学院也进行教学改革，法学课程中几乎很少有涉及法律，“民法”改为“民事政策”，“刑法”更名为“刑事政策”，一些名词也相继被一些人们看不懂的语言所代替，甚至连“被告人”、“当事人”等专有法学名词也不见了。更重要的是，国家机关涉法或与法律有关的单位相继被撤销，如司法部、监察部等，甚至连律师这样一些中介机构也因“替坏人说话”而勒令解散;“法制”、“法治”、“权利义务”、“民主”、“自由”等都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如果说，从1956年至1957年初，我国法制建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那么，从1957年下半年特别是1958年起，我国法制建设便受到了严重挫折，且离“法治”之举十分遥远，就是主张“法治”的人也自身难保。(https://www.xing528.com)

十年建设时期这段难忘的历史表明：当“三者统一”看到曙光或展现光辉前景时，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就取得成就;当“三者”缺少某一部分或某一部受到严重损害时，不仅三者统一不了，而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害甚至严重损害。我们不能忘记：在党的八大召开的前后，民族复兴的大业是何等振奋人心！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是何等震撼世界！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反右斗争”使几十万知识分子蒙冤20余年！“三年自然灾害”使多少中国人遭难！原因固然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偶然的突发事件，也有不少带有必然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三者统一”没有坚持好，或者说受到了干扰与破坏。这段刻骨铭心的事实告诉我们“三者统一”是我国人民的生命线，是我国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