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体系重建：文革的错误实践合法化

四、政治权力体系的重建

“文化大革命”是在一片“造反”、“砸烂”、“炮轰”、“火烧”、“打倒”的声浪中展开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原中央一批领导人遭到否定，而且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共60多人被作为刘少奇的“代理人”而点名批判。原有权力机构被造反派冲垮，而新的权力机构却极其难产。毛泽东虽然反复号召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但派性以及权力、利益因素使联合难以实现，军人的介入也解决不了这种派性的对立。

从1967年1月的上海夺权到7月底，全国只成立了6个省市（即上海、黑龙江、山东、山西、贵州、北京）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大多数省份的“革委会”都在派性对立中搁浅。中央只得一省一省地分别解决矛盾，将对立的群众组织头头都召集到北京，进行一系列的谈话、协商、平衡，勉强把他们凑合到一起。直到1968年9月，共用了20个月时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才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值得一提的是，当每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并以最美好的语言给毛泽东发了致敬电；而中央主要报刊也一无例外地发表专门社论，予以祝贺。社论题目如《西南的春雷》（对贵州）、《东北的新曙光》（对黑龙江）、《井冈山红旗飘万代》（对江西）、《春风已过玉门关》（对甘肃）、《辽阔中原唱凯歌》（对河南）、《万里长江起宏图》（对湖北）、《红日高照长白山》（对吉林）、《天翻地覆慨而慷》（对江苏）、《芙蓉国里尽朝晖》（对湖南）、《不到长城非好汉》（对宁夏）、《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对陕西）、《东北大地红烂漫》（对辽宁）、《七千万人民在前进》（对四川）等。当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其实，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并不是什么“胜利”，而是“左”倾错误理论和实践的恶果；所谓“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也没有真正实现过；所谓“天下大治”的局面，只不过是“文革”的一场空想而已。

在“革委会”人员的组成上，虽然对老中青、男女及干部、军队、群众的代表比例都有周到安排，但实际上权力集中在军人手中。当时，29个省、市、自治区由军队干部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有20个，其余由地方干部担任“革委会”主任的也大多数兼任了军队职务（见下页表8）。此外，军队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主任的，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山西省占95%、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至1970年底，“支左”的军队干部担任县和相当县以上“革委会”委员的有4.9万余人。军人大量地卷入政治是“文革”畸形发展的产物，但林彪企图使军人管理政府事务永久化，目的则是扩大和巩固他的权力基础。

全国所有省级“革委会”成立后，召开党的中央全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以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并彻底宣判刘少奇政治上的“死刑”的时机成熟了。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全会本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但因许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不是已被打倒就是身遭监禁或接受审查，所以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显然不符合党章规定的法定人数。此外，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等74人列席会议。全会通过的文件高度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宣布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诬称刘少奇为“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这是“文革”以来在公开文件上第一次点名批判刘少奇。

表8　“文革”期间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间及主要负责人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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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海造反派于1967年1月9日夺权，为全国最早。

1969年4月10日至24日，拖延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与中共八大相距13年；而八大党章规定，每5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出席九大的代表1512人。当时，由于全国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全都没有“重建”，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因而九大代表不是也不可能是党内民主选举的结果，而是通过所谓“协商”（实质上是指派）产生的。会上，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最突出的地方是删掉了党员的权利，并明文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其次是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使党的组织结构更加缺乏制度化。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共279人，仅保留了上届（170人）的53人，连1／3都不到。

随之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当选为惟一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5名常委是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此外，九届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军委及其办事机构的组成名单，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除了林彪外，还有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通过党的九大，林彪集团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在中央决策机构中取得了较高的职位和很大的权力，仅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就超过了半数。尤其是林彪集团气势更盛，炙手可热，不仅林本人成为独一无二的“接班人”，而且其核心骨干黄、吴、叶、李、邱都进入了政治局。

总之，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但毛泽东以为，通过召开九大，大局已定，他打算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搞“斗、批、改”和落实政策，多次谈到在1970年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事实上却欲罢不能，一场新的斗争正在酝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