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工作混乱：造反派搅局，王力被隔离审查

四、外交上的混乱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全面的动乱中，外交部门也在劫难逃。尽管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多方努力想使外交工作不受造反浪潮的干扰，但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目的。

陈毅为人豪爽，襟怀坦白，耿直敢言而又感情容易冲动。“文革”初期，他就与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帅一起，因反感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以及不满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破坏行为而“引火烧身”。“二月抗争”以后，红卫兵和造反派多次揪斗这位幽默风趣的元帅外交家，并要他“检讨错误”，但为陈毅所拒绝。有感于外交工作的重要和繁重，周恩来除了尽力予以保护外，又劝告陈毅“委屈求全”——通过“检讨，解放自己”。这样做，虽然减缓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冲击，但仍然扭转不了外交工作的混乱局面。

当时，为了“解放全人类”，一些中学的红卫兵怀着“世界革命”的幼稚狂想，结伴北上南下，试图跨越国界，以求在国外亲自参加“彻底埋葬帝、修、反”的战斗，“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而中国的驻外使馆的人员和援外技术人员，则学习红卫兵，在异国他乡宣传毛泽东思想，发放“小红书”和“文革”材料，煽动“革命”情绪……这一切引起所在国政府的不满，并触发冲突。于是中国国内就大搞群众集会、示威游行，抗议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政权的“无理、野蛮、暴行”（如多次举行反对苏修，反对美帝，反对缅甸、印度、蒙古、印尼等国政府的大游行等）。这样一来，一种盲目的排外情绪逐渐高涨，中国开始自己封闭自己——除官方委派的人员外，其余的外国人（包括留学生、商务人员等）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同时，外国官方代表的来访或者被中止，或者被减至最低限度；中国所有驻外大使（驻开罗的黄华除外）和留学生，都被召回，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

至1967年夏，国内局势近乎失控。5月起，外交部内造反派和社会上的造反派几次携手，冲入外交部大楼，殴打官员，把档案搞得乱七八糟。到6月份，外交部的工作基本上停滞，整个外交事务也走向了最糟糕的地步。在印尼、缅甸、柬埔寨，三国政府与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并引发中国驻印尼、缅甸外交官被逐被打。在香港，中国和英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双方的报复活动步步升级。(www.xing528.com)

8月7日，刚从武汉“七·二○”事件“凯旋”归来的王力发表讲话，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在王力的唆使支持下，外交部系统的造反派立即查封了外交部党委、政治部。19日，从印尼以“外交英雄”的姿态回到国内的姚登山夺了陈毅的权，自封为外交部代理部长。造反派控制外交部后，排外情绪升级。22日晚，北京外院、北师大、中国医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单位的造反派，冲进英国驻华代办处，虐待其工作人员，捣毁门窗，砸烂家具，并烧毁汽车和房屋。这一事件严重地破坏了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也震惊了毛泽东。8月底，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从而结束了外交部夺权的闹剧。此后中国的对外关系开始从困境中慢慢复苏、好转。

1968年8月，苏军出动25万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推翻了发动经济政治改革的捷领导人杜布切克。当时，苏军的行动是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提出的“有限主权”论作为依据的。同时，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陈兵百万（包括中苏边境地区驻兵43个师，在蒙古驻有3个陆军师、2个空军师），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凡此种种，必然导致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对抗的升级。

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对抗升级。珍宝岛事件后，双方在东北至新疆漫长的有争议的边界线上，冲突骤起。直到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参加胡志明葬礼后，由河内返苏途经北京时，在首都机场同周恩来进行会晤，双方才达成了谅解：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的协议。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但中苏的对抗依然，双方在边界都大量集结兵力。

“文革”前期，毛泽东一方面反对美帝，另一方面反对苏修。在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上，他从原先坚持的两点论和两种可能性，变成过分强调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强调斗争的绝对性而否认缓和的可能性。这一切造成中国在国际战略上陷于腹背受敌，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境地⁽³²⁾。这种危局最终促使毛泽东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便由被动转向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