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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事业的丰硕成果

时间:2023-05-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尤其是在国防科技方面,中国的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大成就。不久,科学试验人造地球卫星也发射成功。对于气象事业、海洋事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样不应忽略。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在10年动乱中取得的成果,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以上诸方面,事实上,在船舶、交通、水利等方面也有一定的表现。

中国科技事业的丰硕成果

四、科技事业的厄运与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科技事业同样难逃厄运,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林彪江青集团诬蔑科技战线和中国科学院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是“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他们否定科技专业队伍和实验室的作用,大搞所谓“以工人、农民为主体”和“开门办所”;借批判“刮理论风”而全盘否定基础研究和理论工作,造成了科技战线的严重混乱,贻误了发展科学技术的时机,使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更令人痛心的是,大批科技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横遭迫害,许多科研机构被迫停止了工作,甚至被拆散。一大批卓有贡献和奋发有为的科技人员被调离科研单位而不得不中断多年从事的科学研究,被搞得七零八落的科技队伍得不到补充,科技事业后继乏人,造成科技人才的一代空白。以中国科学院系统为例,1965年全院有106个科研单位,到1973年只剩下53个,全院职工也由原来的6万余人减至2.8万人,其中还有很多人在干校劳动。许多科研项目被迫下马,科技力量被大大削弱。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处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动乱年代,许多科技人员依然表现出了强烈的追求科学的赤诚之心。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积极工作,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尤其是在国防科技方面,中国的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大成就。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成功地发射中程地对地导弹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命中目标。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久,科学试验人造地球卫星也发射成功。1975年11月26日,又发射了一颗科学探测和技术实验卫星,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中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农业科技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经过多年艰苦不懈的努力,于1973年培育出籼型杂交水稻。该项成果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解决了国际上已经研究了几十年而没有解决的一个高难度的科研课题。

在自然科学研究上,中国科学工作者继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牛胰岛素后,又于1971年9月成功地用X光衍射法完成了分辨率为2.5埃的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工作。这项研究结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石油化工方面,1974年中国开发的顺丁橡胶的第一套工业装置在燕山石化公司胜利橡胶厂正式投入生产;从国外引进的5套石油化工化纤和13套以油和气为原料的合成氨装置,从1973年开始建设,1976年前后相继建成投产,对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电子技术也取得一定成绩。1972年11月,上海计算技术研究所等单位试制成功每秒运算11万次的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975年初,北京石景山发电厂首次应用电子计算机代替人工对一台10万千瓦的燃煤气发电机组进行运行控制,获得成功。这不仅为中国今后在电力工业中使用电子计算机积累了经验,而且培养了一批计算机技术人员。

对于气象事业、海洋事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样不应忽略。1970年中国建成第一组无线电传(移频)广播,向国内外发送中国的气象情报和天气分析、预报资料,于1974年开始筹建气象传真广播。在海洋事业方面,1969年开始将万吨级货轮“长宁号”改装为远洋考察船,于1972年初改装成功并定名为“向阳红5号”。1966年至1978年,共研制了100多种海洋仪器,生产各种海洋仪器8729台,为国家进行海洋考察奠定了基础。

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在10年动乱中取得的成果,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以上诸方面,事实上,在船舶交通水利等方面也有一定的表现。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成果绝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功劳,而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出于爱国的赤诚和对科技事业的执著追求,不断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也是与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艰难情况下,对一些著名科学家采取保护政策,鼓励科技工作者从事研究工作的种种努力分不开的。

【注释】

(1)《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三联书店1971年7月版,第13~14页。

(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12页。

(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26页。(www.xing528.com)

(4)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页。

(5)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

(6)所谓“三国”是指上海、浙江、南京;而“四方”则是指“三国”的负责人王维国(空四军政委)、陈励耘(空五军政委)、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和北京的江腾蛟(原南京军区政委)。

(7)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6页。

(8)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6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6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页。

(13)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页。

(14)宋海泉:《白洋淀琐忆》,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237页。

(15)老广:《星光,从黑夜和血泊中升起——读<波动>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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