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的原则争论：政治、组织路线上大是大非问题

五、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推行的神化领袖、把毛泽东言论绝对化的“两个凡是”的方针，犹如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剑，时时在束缚着人们的手脚。自然，“两个凡是”从根本上违反了马列主义普通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违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新时期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集中表现。但是，如果不能对与此有关的理论是非进行正本清源，如果不能解除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那么，拨乱反正与四化建设势必会受到危害，中国人民也就很难说已经真正从“文革”灾难中走了出来。因此，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便成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于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迅速展开。

1978年春，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应《光明日报》社之约，写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后来又经数人多次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胡耀邦（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审阅定稿后，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此文，新华社立即作了转发。12日，《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以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作了转载。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说：“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因此，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最后指出，“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要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绝不能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即由此引发而全面展开。

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有赞扬拥护的，也有非难反对的。坚持“两个凡是”方针的人，指责文章理论上“荒谬”，思想上“反动”，政治上是“砍旗”、“丢刀子”。汪东兴在许多场合指名谴责这篇文章“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甚至质问“这是哪个中央意见？！”华国锋则授意中央宣传部门和一些省、市的某些人，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卷入”。而邓小平等大多数中央领导，对这一讨论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导，使之逐步展开。

5月19日，邓小平肯定“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号召进行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为讨论指明了方向，也给了有力的支持。

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所提出的责难。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对文章多次修改，并审阅定稿。《人民日报》则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www.xing528.com)

7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是正确的。9月中旬，邓小平视察东北时，再次批评“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而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实际却是在损害毛泽东思想。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引导下，广大干部、党员、群众冲破阻力，积极参加了讨论，并使之迅速扩展为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从6月至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及大批理论宣传工作者，纷纷撰文或发表讲话，一致赞成这场讨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确立什么样的思想路线的原则争论，而且也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大是大非问题的争论。是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还是纠正它？是继续“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还是进行全面深刻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创新？这就是争论的实质所在。因此，这场讨论的意向十分明确，就是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去说明毛泽东晚年的“左”倾理论、政策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有害的、必须否定的，“文革”与“两个凡是”也同样必须予以否定。

当然，就哲学意义而言，这场争论，也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它涉及到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启迪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根本观点，确立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思想，重申只有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在当时和今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通过这次争论，比较明确地解决了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问题。从此，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将取代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两个凡是”。如果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中国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次较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理论教育，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推动了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纠正和各条战线的整顿，为大规模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