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动态性对组织惯例更新的调节作用及其中介作用假设

长久以来，组织内、外环境的特异性均被视为组织惯例更新的前因变量（Levinthal，Rerup，2006；Wilhelm，2014）。其中组织内部环境主要包括组织结构、组织文化以及人力资源配置等组织范围之内的相关实体及社会因素（李大元，项保华，陈应龙，2009；冯军政，2012）。它们不仅通过提供或限制关键资源来影响组织惯例更新的经济行为（如：Feldman，2004；Howard-Grenville，2005；Pentland，Feldman，2008a），更是导致组织变革失败的重要元素，如：组织政治（Pfeffer，1982）、强大的社会化和文化的规范（Neumann，1989）等。在以往相关文献中，研究者们多用组织认同理论来解释组织变革失败（Albert，Whetten，1985；Dutton，Dukerich，1991；Fiol，Huff，1992），并将组织成员集体图式的变更视作指导组织变革成功实现的关键前提（Labianca，Gray，Brass，2000）；与此相对，组织的外部环境主要由消费者、供应商、竞争者、社会政策因素等组织范围之外的相关实体及社会因素构成（李大元，项保华，陈应龙，2009；冯军政，2012）。组织外部环境不仅可以通过其自身的变化直接影响组织内部环境的改变（诸如组织图式的更新）进而导致组织惯例的更新（Isenberg，1987），并且与组织内部环境的作用相似。组织外部环境同样也可以影响组织惯例更新的经济行为，其环境动态性的高低可以通过诱发或限制组织元惯例的启用进而影响组织惯例的变化（Wilhelm，2014）。相关研究表明，与高动态水平的外部环境相比，元惯例在低动态水平的组织外部环境中对于组织运营惯例的维护与更新的影响更少（Aragón-Correa，Sharma，2003；Winter，2003）。

所谓环境动态性泛指一个组织所遇到的外部变化，例如竞争、顾客偏好、技术、产品的变化、法规中的变化等（Porter，1998；McCarthy，et al.，2010）。因此，具有快速变化行业的产业往往以高创新率（一个产品变化的指标）以及高研发支出（一个技术变化的指标）为特征（Child，1972；McCarthy，Gordon，2010）。与低动态环境下运营组织所面临的低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相比，这些组织面临着更多的响应环境变化情况的调整、更新以及重新配置它们资源的问题（Teece，et al.，1997；Drnevich，Kriauciunas，2011）。尽管以往惯例研究文献已经证实组织的内、外环境特征可以导致组织惯例的更新，但是对于同时讨论组织内、外环境影响组织惯例更新的实证研究却几乎为零（Barreto，2010；Salvato，Rerup，2011；D’Adderio，et al.，2012；Turner，Fern，2012）。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组织在实施质量管理实践（QMP）的过程中，组织的内、外环境对于组织运营惯例更新的影响模型。其中，我们以组织的质量图式来代表组织的内部环境特征，认为组织质量图式更新在QMP软、硬要素与组织运营惯例更新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另外，根据之前组织图式的相关综述结论，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可以导致组织图式的更新（Isenberg，1987），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5a：环境动态性对QMP软要素与组织质量图式更新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环境动态性越高，QMP软要素对组织质量图式更新之间的正向影响就越强。

假设H5b：环境动态性对QMP硬要素与组织质量图式更新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环境动态性越高，QMP硬要素对组织质量图式更新之间的正向影响就越强。(www.xing528.com)

根据以往创新管理研究，伴有组织图式变化的组织惯例更新往往是组织运营过程创新的关键（张群祥，2012），而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又往往是导致组织图式更新的重要变量（Isenberg，1987；Wilhelm，2014）。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推论，环境动态性越高，组织质量图式更新在QMP软、硬要素与组织运营惯例更新之间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就越强，具有创新特征的组织运营惯例出现的数量也就越多。即环境动态性调节组织质量图式在QMP软、硬要素与组织运营惯例更新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基于以上论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6a：环境动态性越高，组织质量图式更新在QMP软要素与组织运营惯例更新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就越强。

假设H6b：环境动态性越高，组织质量图式更新在QMP硬要素与组织运营惯例更新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就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