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药商创立品牌，执掌国药业界

国药业第一堂——乐家老铺同仁堂

进入清朝以后，由于彻底废止了自宋开始实行的官营药局体制，民营药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和天赐良机。宁波特别是慈溪药商乘势而上，一发不可收，在全国各地创建的药店不计其数，成为执国药业牛耳的地域商人群体和宁波帮的滥觞。

乐氏家族四世祖乐显扬曾任太医院吏目，平（号尊）时，“喜闻方书，辨药味地道疑似……平日汲汲济世，兢兢小心，凡所有丸散，无不依方炮制，取效有年”。正是这种职位上的便利，使他接触到了大量宫廷秘方、经典古方、家传秘方和民间验方等，并分门别类地汇编成集，为日后家族拓展药业积累了重要资源。康熙八年（1669年），乡试落第的儿子乐凤鸣（号梧冈）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新开路自启药肆，起名同仁堂药室。后又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迁址到前门外闹市区大栅栏街，并更名为同仁堂。雍正年间（1723—1735年），同仁堂获得了为清宫御药房供药的特权。就这样，同仁堂一直家族传承，沿袭了十三代，之后在北京新开了永仁堂、乐仁堂等。同时，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分析，十世孙乐平泉（字清安，号印川）及其四个儿子孟繁（号衍庭）、仲繁（号朴斋）、叔繁（号椒轩）、季繁（号树滋）分头向江苏、山东、湖北、河北、山西等省份进军，在南京、苏州、济南、青岛、汉口、太原、石家庄等诸多城市开设三十四个不同分号，包括南京同仁堂1个、山东宏济堂3个、乐仁堂5个、宏仁堂4个、永仁堂3个、怀仁堂1个、沛仁堂1个、济仁堂2个、乐舜记1个、宏德堂1个、达仁堂10个、树仁堂1个，形成了非常庞大的国药营销网络，无人能出其右，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药铺。

之所以称同仁堂为国药第一堂，是因为它在国药业界有着至尊至高的地位，有时甚至显得有点霸气。2003年，北京“同仁堂”自认为温州“叶同仁堂”与自己有堂名雷同之嫌，遂以“侵犯其商标权”为由将一张诉状递到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且向叶同仁堂索要5000万元侵权赔偿。面对这个难题，在审理过程中两家同仁堂都显示出谦让之意与和解之心，后经法院庭外调解，达成了“叶同仁堂”去“堂”为让步，妥善了结此前争端。两家国药老字号的这一商事纠纷，境内外新闻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据不完全统计，针对该事件的各种报道多达7000篇（次），无意之间为两家国药老字号做了免费宣传，特别是提升了叶同仁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真叫不打不相识，这场名誉争议官司之后，北京同仁堂确实发现叶同仁有着与众不同之处，可以实现强强联合、合作共赢，遂主动提出与“叶同仁”开展合作。事后，社会广泛对此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南北同仁堂新的强强联合，既是振兴国药业的重要举措，也使叶同仁这家与北京同仁堂在同一时代起步的国药老店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有清代江南第一药铺之称的叶种德堂

曾任清政府刑部吏目的叶谱山，离职后定居杭州，因素精医理，故悬牌行医，自己选料配药，对贫者求医，不计费用，慷慨施助。嘉庆十三年（1808年）正式创办叶种德堂，成为杭州最早的一家大国药号，声誉远播周边的皖、赣、闽省。

杭州六大药店之一的张同泰国药号

张同泰为慈城张氏家族创办，属于老慈溪。关于张同泰的创始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且以讹传讹，持“张梅说”的居多。但通过深入比较、甄别，我们以为戴光中的“张锦说”更加言之有据，符合历史事实。根据天一阁所藏《慈东马径张氏宗谱》中的《大赞公墓志铭》：张锦，字敬孚，号镜芙，张氏第十七世孙。清嘉庆五年（1800年）在杭州新宫桥河下开设茂昌药号，五年后，盘进同春坊孩儿巷口的沈同泰国药号，改名为张同泰国药号。他敏锐地发现，杭州的药铺大都以零售中成药和坐堂看病为主，如果客户的需求量大，往往得跑多家药铺才能凑足，于是决定做“拆兑”，即药材批发，马上形成了自家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耐仙（先）、舜伯（绅伯）和宏湘三代的稳健经营和积累，更加具有规模和特色。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为第五代传人张鲁庵（初名锡诚，又名英，号咀英，1901—1962年）的母亲杨氏所撰的《张母杨太君五十寿序》中如是褒奖道：“张氏以商起家，尤善储药。自秦蜀岭外珍异之草，谲怪之物，无所不至。北采辽东人参，输之其乡，以是雄于财。太君早岁持门户，能制奇赢，忠信重诺，使人乐为用。选材益良，懋迁过于旧数倍。”

已经消失的著名药铺存仁堂

出身中医世家的陈伯卿遵照“存仁济世，以义为利”的祖训，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在原忠清大街六克巷口（今庆春路127号）创办存仁堂药铺。药号自创办开始就医药并举，不惜重金采办各处道地药材，勤罗古籍，遍搜秘方，辨伪取真，精挑细选，择其灵验者数十方，按方修合，虔诚炮制，对症选用，药效神奇。各种制剂陈氏都亲自斟酌配制，并告诫员工：“药系性命，不可轻忽也。”他还制定了“修合务精、配制依法，悉遵学理、力求精善”的经营宗旨，相传四世，并聘用擅长“三大仙、四柱子、八根档”药店管理模式的药业能人担纲经理，使存仁堂很快成为规模最大的药店之一。

以养正培元为己任的汤养元药铺

中医世家出身的夏德泉，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盘进位于官巷口的精一堂药号，更名“汤养元”续办，谨遵“抉择精良、虔诚修制”的祖训，以“养正延龄、花草精神，培元益寿、山川灵秀”为青龙招牌，墙门两侧悬挂“自运官燕高丽洋参，采集各省道地药材”楹联，在经营过程中弘扬花草济世强身的精神，在同行竞争中形成了比较优势，成为有个性特色的知名药店。

济世益民的宁波寿全斋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因同考举人结成莫逆之交的慈城王立鳌和宁波孙将赣均酷爱中医，经过酝酿，决定合伙开设药铺。因悬壶济世、持寿增年之意取“寿”字，又为显耀自家药品齐全、制工精良之意取“全”，故得字号“寿全斋”，邀翰林杨亨泰书金字匾额传世。十年后，孙氏撤股，寿全斋就成了王氏独家经营的药业。寿全斋以济世益民、货真价实为经营宗旨招徕顾客，除了接方配药，还自制丸散膏丹，独家特制的眼药水和鹅毛管眼药行销甬（宁波）台（台州）温（温州）一带，生意越做越兴隆，先后开设了镇海柴桥支店和养春堂分店。

寿全斋虽一直为王氏家族所有，但经营上早采用了聘请职业经理人负责的股份制模式，想方设法从别的药店招揽有经验的生产、管理人才，通过提高待遇的办法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世纪初，寿全斋就成立了股东会，把利润规定作16股分红，其中股东占10股，“五公座”（指经理、副理、监理、会计、进货等五个职位）占2股，职工占2股，公积金占2股。这种管理与分配模式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完善，形成了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的治理体系，即生产、经营的日常权力归“五公座”所有，他们再通过授权将任务落实到各小组负责人，小组负责人最后将工作要求和职责明确给每一名店员与职工。这样的治理体系避免了人浮于事和职责不清，责任明晰，赏罚分明，使庞大的组织有条不紊、充满活力。有了这样的内部管理，就使得“遵古炮制”“货真价实”的经营方针真正能够落到实处，特别体现在“正”“证”“精”“真”四字真经上，引以为店铺传世治训。“正”就是进料做到药源品正；“证”是指运储核证，做到质量和品种两个保证；“精”则是指炮制地道，加工做到道道精粹；“真”是指配方撮药做到味味纯真。对这四个字，寿全斋内部还有一套更加具体的规定和措施，成为消费者信得过的根本依据和老字号品牌卓著信誉的可靠保证。“寿全斋中药文化”被收录于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不复存在的宁波赵翰香居

相传，赵翰香居系赵氏祖孙三代所创。在父辈经营药业的基础上，清光绪七年（1881年）由慈溪赵家洋赵氏二十五世赵家薰正式立店。关于举人出身并已踏上仕途的赵家薰为什么要更弦易辙创办药铺，传说是这样：1878年，任山东司员外郎的赵家薰接到父亲赵立诚染风疾的消息后，毅然辞官回家亲自服侍。为救治父亲，赵家薰边研读方书边按验方熬药，后得镇江知府赵佑宸馈赠的蕲蛇，配以人参制成一丸，彻底治好了风疾。父亲心存善念，希望能用此药来医治与自己一样的风疾患者，于是赵家薰遵意又自制了许多再造丸施赠需药者。赵家薰虽然根治了父亲的风疾，却没能留住他的生命。父亲去世时，留给他的是五个未成年的弟弟。为了照顾培养弟弟，赵家薰彻底放弃仕途，开始潜心研究医药，并让五弟赵家荃（字撷金）和自己的二儿子赵之黄（字文通）去学医。开张营业后的赵翰香居以出售散、丹、膏、胶为主，其祖母亲自配制的淡竹盐更是同类成药中的上品。由于所售药品处方合理，选料讲究，疗效显著，生意很快就兴隆起来了。赵翰香居经传儿子赵文通和再传孙子赵本杓（赵世箴），已成为与甬上香山堂、寿全斋和冯存仁堂齐名的著名药店。赵世箴的兄长赵本枝（赵世芳）同样继承父亲事业，在上海盆汤弄口开设了一爿赵翰香居中药店，扩展了品牌的影响力。解放战争期间，赵翰香居在轰炸中全部被毁，后虽经赵世箴复建重新开业，终在公私合营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衢州最大的老药铺天福堂大药房

老药铺天福堂是衢州独一无二的著名国药老字号，在当地享有盛誉，《衢州市志》和《中华百年老药铺》都对其有详细的记载，现为天福堂大药房。天福堂是在广州创办有敬修堂的钱树田与同乡人冯、王三家合股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创办的，除了已有在广州经营药业的基础，主要也是为了解决往返广州与宁波间的中转问题并扩展业务范围。天福堂老板一开始就聘请经理（俗称阿大）全权负责药铺的经营，从清代、民国至新中国初期，先后聘请了17任经理。由于实行了经理负责制，天福堂有一套完善的店规，全店分外店与内场两部分，前店后场，制售一体，经理全面负责，外店设账房一人，由宁波方面派人担任。门店分头柜、二柜、三柜、四柜等岗位，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按方配药，药味分包，并附有药味说明书。店规还明确规定，股东三姓后裔途经衢州，若在天福堂停留，店中仅供一宿二餐，且不能支取任何银钱。天福堂生产配制的各类丸、散、膏、丹、露、酒、曲等中成药与饮品悉遵古法炮制，选材地道，制作精良，品种多达270余种，十全大补丸、大补全鹿丸、六味地黄丸、太极两仪膏等因功效显著而盛销金、衢、严三府和两浙，深得消费者的信赖。新中国成立后，天福堂几经改名和搬迁，于1995年建新楼营业并定名为天福堂大药房。

瑞安最大的药铺三益堂

三益堂药铺最早由慈溪药商王氏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创办于县城老街中心八角街东首，主要经营中药材零售。后王氏将三益堂转让给同乡费氏经营。光绪十九年（1893年），费氏三世孙费心耕、费祖荫等5兄弟与一姻亲共6人，合股增资，扩大经营，从单一的零售开始转向拆兑生意和配制丸、散、膏、丹等中成药。同时，聘请同乡人、头刀老药工张广才为经管人，授权负责财务和业务经营。之后，张广才儿子张辅臣、孙子张鹤岗先后掌管三益堂，代代相传，苦心经营，坚持以货真价实、品种齐全、药材地道、服务诚挚为经营宗旨，晚上安排伙计值班，做到24小时配药服务，规模不断扩大，盛时药品多达1200多种，自制的丸、散、膏、丹、酒、露等也达百余种，成为远近闻名的国药老字号。

绍兴最大的国药店震元堂

震元堂为慈溪鸣鹤杜家桥人杜景湘创办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相传杜景湘的父亲早年在水澄桥（巷）摆药摊营生，后子承父业设店卖药。堂名震元出自《周易》：“震”为八卦中的震卦，五行属木，主利于经营山林产品；“元”系卦爻辞之“元亨利贞”，含义为善、为仁。杜景湘生有八子，分作八房，至乾隆中期将资本总额纹银8000两平分各房。杜景湘过世之后，长子一微继承父业扩充业务，与绍兴大江桥天宝堂和新河弄上寿堂合称药业三大家。咸丰年间，为避太平军入城，杜家暂择陡门镇另设慈和镇药铺。待太平军撤走后，回绍兴城复业，之后还在临浦开设了义大震、柯桥开设了春元震、东浦开设了天宁震和天宁元等连锁店。震元堂以炮制大补药著称，畅销的产品有人参再造丸、圣记大活络丸、小儿回春丹、逢神曲、参贝陈皮丸及驴皮胶、四腿虎骨胶、十全大补膏等。震元堂不仅重视药物的规格质量，而且有严格管理炮制过程，做响了自己的品牌，至今仍有港澳台及东南亚人士持帖购药。鲁迅先生曾经常光顾震元堂，为久病的父亲抓药。改革开放后，以震元堂为核心组建了集科、工、贸于一体的大型医药综合企业、上市公司——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国医药百强企业和全国服务业500强企业。有人说，震元的历史浓缩在它的堂联里，这是很有道理的，仅以一副藏头联为例略加说明吧。现在震元堂总部大门两侧的一副抱对，系1995年沈定庵先生所重题，但其来历却可追溯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震元堂租赁东面石库门时，作为同乡、同行和数百年通家之谊秦晋之好的杭州叶种德堂药号叶氏所赠的贺礼：“震生则万物皆备，元善为众美所归。”这副贺联出自名家之手，意蕴深刻，藏而不露，不落窠臼，不带商气，恰到好处地诠释了震元堂堂名的《易经》文义。一个备字，明指万物均沾，隐括药物齐备，无一不缺。下联补充了药家济世济人的儒道学说，善者，擅也，吉、仁、多、好之所谓。元善之善，乃上善之善、积善之善、真善美之善，字义宏富、所称皆善。完全可以这样说：世间能言说的所有好事都和善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众美所归、美美与共。字里行间，无声地告诉药客与社会大众，元善，是震元堂制药售药的第一信条：与人为善、积德行善、止于至善。仅仅十四个字，开宗明义地亮出了堂名、经营准则及和善为本的宗旨。

绍兴的药行——升大药行

绍兴升大药行系鸣鹤监生张逸舟于清道光末年所创设。张逸舟年轻时曾在震元堂分号“陡门慈和震药店任司药”，后自立门户，初在下大路杜家台门营业，随着业务量的扩大，迁址到临河傍水的草藐弄缪家老台门。由于与震元堂的渊源深厚，升大药行持有震元堂八十一股，并由时任经理的张逸舟之孙张树藩为震元堂副董事长、业务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年，张树藩病故，所持股份出让。

源头难考的绍兴光裕堂药铺

光裕堂是与震元堂、天宝堂齐名的绍兴三大国药老字号。据传光裕堂的创办时间比震元堂还早，应是创办于乾隆初年或更早一些。创办人是慈溪人，具体名氏已无法查考，店址位于绍兴大云桥狮子街口，与鲁迅先生家昌坊路的老台门很近，是鲁迅先生时常光顾的药店。光裕堂也是按前店后场的传统进行布局，前店零售中药饮片、丸散膏丹、参茸燕耳等品种，后场制作药材，兼营拆兑批发。光裕堂奉行“丸散膏丹概不退换”的经营规则，并制作成牌匾公之于众，对自制的药品相当自信，至今店堂中央还张挂着两块牌匾，分别书有“八宝红灵丹·治暑热除秽四肢厥冷？晕腹痛痧气”“局方紫雪丹·治阴阳反错佯狂发斑小儿发热惊厥内闭等症”等内容，可谓是灵丹妙药。

上虞最大的国药店天芝堂

天芝堂是由湖州慕韩斋的老板韩梅轩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在上虞丰惠创办的，时间则早于慕韩斋。天芝堂也是前店后场，自制丸散膏丹、药酒花露及补膏补胶，还自行栽种了佩兰、苏叶、芦根等诸多药用花草。其最大的特色是允许手头拮据的病人赊账，待端午、中秋和春节再行收账，同时还替病家来料加工、切制、研粉、制丸，聘请当地的名医徐延根、胡仲轩上店坐堂，方便病人治病。此外，在药店内附设了钱庄业务，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经营特色，呈现出便民的经营理念。

嵊州最大的国药号鹤年堂

由今属慈溪桥头镇（旧属余姚）的罗嘉会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始创，经营中药批发和零售业务。鹤年堂实行一拖二的经营模式，总店设在嵊州城关西前街，下设两家分店，其中林鹤堂设在化龙门内，瑞元堂设在市山弄。鹤年堂采取聘请名医坐堂切脉诊病模式，常年有任燮侯坐堂。抗战时期，总店和瑞元堂被日机炸毁，抗战胜利后集资重建，恢复营业。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改名，于1983年复名，除了发扬传统，开展多项便民服务，主要经营中药、中成药、西药、滋补药品等1500多个品种，延续着国药号的精神。

台州方氏系列国药号

慈溪方氏是指出生于慈溪鸣鹤的方庆彩、方庆禄兄弟。方氏兄弟的父亲方秀林，号一阁，在乡开有国药号。方庆禄，号赓虞，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在台州章安镇首创方万盛，据称系台州境内第一家国药店，被誉为“台州国药业之先驱”。道光元年（1821年），方庆禄在临海城内回龙桥再开遂生源药栈。接着，又于道光九年（1829年）创办方一仁国药号。起初，两店的经营范围各有侧重，前者主营拆兑（批发），后者主营门市（零售），后来两店都同时经营零售与批发业务。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方庆禄为与同业竞争，扩展营业网点，又在温岭城关的太平街开设了方同仁药店。方庆彩先在临海从事皮箱、茶叶等买卖，后步兄长后尘，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在葭芷镇创办了方通泰中药店，并交由其儿子方志（号桂亭）主持。方氏兄弟创办的国药店一直由家人传承，方庆禄临终前分产，分别将名下的方一仁给了方镕（号金谷），方同仁和方万盛给了方铭（号盘谷），遂生源给了方钟（号余山）。到了民国初年，方万盛还在章安开设了椒北最早的一家西医诊所——公济医院。据传临海药王庙系遂生源老板投资建造。此外，方家药店还用高档粮食烧酒，选用洁净泉水，配进各种名贵中药材，酿制百益酒。据《临海市卫生志》概述：方氏六代，祖孙相继，先后在台州开设大小药栈（店）14家，遍布临海城关、章安、海门、葭芷、杜桥、涌泉、溪口以及温岭城关和黄岩路桥等地，资金雄厚，声誉颇高，经营饮片达655种，自制丸、散、膏、丹、胶、药酒等396种，不仅向台属六县拆兑，有的还远销苏、杭、沪等地，形成了台州国药业之中心。方氏兄弟创办并不断扩展壮大的台州方氏国药店（栈）形成了相当的经营规模，其分号数量仅次于北京同仁堂和上海徐重道，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国药业集团。

以产销三馀神曲闻名的温州三馀堂

三馀者，冬者岁之馀，夜者日之馀，阴雨者时之馀也。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慈溪北山人叶苑新在温州五马街开设“三馀堂”药店，批零兼营，制售神曲，效验甚灵，被誉为三馀神曲。三馀神曲实乃三馀堂主打产品，由茯苓、白芍、甘草、厚朴等52味中药配制发酵而成，其中鲜辣蓼等四药煎汤成浓液；余48味药碾粉加麦粉、红曲粉；再加入四味浓液搅匀制成软材，在撒有白曲粉的印模中压制成块，经发酵、干燥、刷净即成，充分体现了中药制剂最古老的曲剂工艺。三馀神曲为全科性用药，四季可用，老少皆宜，主治疏风解表、调胃理气，是民间居家旅行常备使用的名特产品。1965年，三馀神曲被列为浙江省内中成药下乡品种之一，1982年作为温州地方名产出口新加坡等地。

产销秘制“赛空青”的温州叶三宝

清嘉庆八年（1803年）慈溪二六市丈亭村人叶子渐在温州府学巷口开设叶三宝国（中）药号，始为零售，1823年又仿叶同仁堂在纱帽河开设批发药栈。叶三宝系同族股东店，董事会设在慈溪，聘请经理管事，经理每年一次向董事会汇报经营业绩。叶三宝资金雄厚，信誉卓著，是在温州有影响力的宁波帮药商。

女东家掌门的传奇医药店温州乾宁斋

据《温州市医药志》记载：清“咸丰六年（1856年），宁波慈溪董氏，在蝉街、府前街口开设‘乾宁斋’，精制饮片配方，自制丸散膏丹，选料质优，炮制考究，品种齐全而闻名遐迩，为温州市区最大的专营中药零售的名店。”记载中所称董氏，乃宁波帮巨商董家的一位才女。董家先祖董绳出身书香门第，从明万历年间开始经商，遂成巨富。董家经商涉足多个行业，其中包括销售中草药。不仅康熙年间的董家先人董晋良“在蜀创办崇川药肆”，“挟资往来楚蜀，家业自此饶裕”，而且乾嘉年间的董杏芳往来于东北宁古塔与吴地经营药材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资产。董氏就是董家的女儿，后嫁入中医世家，在帮助丈夫悬壶济世的同时，还亲自主持家里的医药经营。相较一般的国药店铺，乾宁斋显得相当与众不同，特别是它的主人乐善济世的精神。有一天，董氏药馆附近来了一位全身溃烂的老者，左邻右舍避之唯恐不及，而董氏则出手相助，最后治愈了老者。事后，老者告诉了自己的身世，为感谢董氏的救命之恩，将自己珍藏的一本有很多秘方的医书赠送给了她，在乾宁斋行医售药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乾宁斋在经营发展中形成了不同于一般国药店铺的四大特色：一是医药兼营，以药为主，药材种类齐全，质量保证；二是热心公益，乐善好施，不仅创办学馆授学，而且时常免费赠药；三是医好药良，秘方神奇，特别是免费赠送治疗不孕不育的秘方；四是提倡养生，重视保健，研制出中药养生制剂，防病于未然。

新中国成立后，在公私合营过程中，慈溪人在温州创办的乾宁、三宝、三馀均并入叶同仁，使曾经辉煌的国药老字号走进了历史，成为人们，特别是温州医药界人士心中永远的记忆和牵挂。

萧山最大的国药店天生堂

新中国成立前，萧山全境有108家药店，其中城厢镇最多，尤以天生堂的规模为最大。天生堂，民国初期为慈溪鸣鹤场人王南翔与人合资创办，王兼任经理。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东门天生堂药店被日军拆除，被迫搬迁到城厢镇明月坊26号。抗战胜利后，东门天生堂原址重建，改名为东门东天生，制作各种丸、散、膏、丹，煎制各种应时花露、龟驴诸胶，尤以“六神丸”而出名。

三代相传的萧山国药铺姚大成

清咸丰年间，慈溪鸣鹤场人姚大椿（1839—1904）在萧山东门外陈公桥堍置地建房创办姚大成药店，店屋坐南朝北二层木结构楼房，三开间店面，前店设场；第二进是坐堂医师的诊室；第三进是刀房（药房）、地灶、鹿厩间；最后是平房货栈。它与天生堂、公济号齐名，是萧山城厢的主要药店。姚大成虽制作丸散膏丹、龟驴诸胶，但自行研制专治当地胃肠内寄生虫的打虫药影响很大，久负盛名。姚大成自创设至公私合营经历了姚大椿和儿孙姚襄尧、姚允谋三代。此外，姚大椿还在杭州河坊街开设有太和堂药店。(www.xing528.com)

义乌最大的国药铺沈太和

沈太和由慈溪沈师桥人沈万田于清道光年间在义乌佛堂镇中街开设，人称老太和。民国元年，由沈宪麟改名为沈太和，主营中药批发，同时自制10多种成药，生意十分兴隆。1943年，沈太和分成沈太和与沈协和两家，店主分别是沈寿依和沈寿勇，规模不相上下。沈太和始终以“以德为上、诚信经营”为立店之本，不仅昼夜配方，而且有求必应，穷苦人家一时筹措不到现金而需配贵重药材，只要有佛堂熟人担保即准许赊欠，从而在当地享有很好的口碑。

余杭第一国药铺翁长春

慈溪鸣鹤场翁家翁恒芬、翁友生兄弟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在余杭塘栖市西街吴家桥北面创设翁长春国药店，精制门市饮片，拣选地道药材，杜煎虎鹿诸胶，沙层花露胶骨，自制全鹿丸最负盛名。1946年，曾在东塘开设过分店，后转让他人经营。改革开放之后，老店新开，在塘栖古镇恢复了老字号国药品牌翁长春。

多地拥有姐妹店的舟山存德堂

宁波镇海（今慈溪龙山镇王家路）人王德馨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在定海城区状元桥东堍创建存德堂。王德馨自小就在药行学徒，出师后与人合资在宁波创办万瑞药行，自任掌柜。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和经营实力后，又在汉口独资开设了阜丰成药行。王德馨满腔济世情怀，存德堂的一副对联写出了他的医药人生：“百草回春争鹤寿，千方着意续松年。”可惜的是，年老之际并无属意传人，鉴于独子王金生很不成器，便将三家药店传给了汉口阜丰成药行的大伙计孙均升掌管。

温岭第一国药铺方同仁

温岭方同仁是台州第一国药店慈溪鸣鹤方万盛家族的分支国药铺。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已在台州兴办国药店发迹的方庆禄指派三子方钟到温岭选址办店，经考察选定县城继光路开办方同仁。1863年又指派次子方铭为第一任老大（经理）主持店务，开拓市场。1872年，方庆禄在诸伙计中选拔翁少峰为首任客司经理，业务迅速得到提升。1881年，方庆禄让孙子方廷英（方铭次子）到方同仁拜翁少峰为师，学到了经营管理的真功夫。翁氏过世后，方廷英继任经理，将方同仁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令药业同行刮目相看。1894年，方氏再在海门葭芷开办方泰来，1911年，在章安开办方亦仁，并相继接管了伯父、叔父开办的方一仁和遂生源两家药店。方氏还通过关系让冯玉祥将军题写了堂名，至今传为佳话。1996年，方同仁被国内贸易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成为温岭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

湖州最大的国药铺慕韩斋

慕韩斋因仰慕传说中的国药先人韩康而起名叶慕韩斋，创办者是慈溪石步叶家的老板。清光绪四年（1878年），慈溪宓家埭韩梅轩接收该店，委任朱维清为经理。朱维清用韩康精神采药办店，用20年时间将左右两边的同业药店方文一和眉寿堂竞争地难以为继，一跃成为太湖南岸、苏浙皖三边声誉卓著的国药店。慕韩斋始终以“质量优等服同行、信誉卓著招远客”为追求，博得了“吃别家药店的药要一两，吃慕韩的药只要一二钱”的良好口碑，成为名副其实的国药品牌。

黄岩最大的国药店沈宝山

清光绪六年（1880年），慈溪籍人士沈可田和沈思卿集资4千元分作10股合资创办沈宝山，各占6股与4股，于六月初一正式开业，聘请王正汉为首任经理。由于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王正汉坚决请辞。尔后，杜天麟、沈可涛、张明轩和沈潮增等相继担任经理，至1932年已具有了相当的实力。1933年冬，沈宝山毁于大火，时任经理沈潮增（沈可田宗侄）带领店员职工进行第二次创业，使沈宝山逐渐恢复元气。但因日寇两次过境，药店遭受抢劫，损失巨大。沈潮增与其子沈钦馥合力重建，进行第三次创业，又取得了成功，沈潮增被推选为黄岩国药业同业公会会长。沈宝山虽历经曲折，却始终坚挺，很重要的一条是善待职工，店中获利，股东按股分红，职工则按工资比例分红；同时，沈宝山始终坚持“诚信为本，选料道地，货真价实，特色经营”的办店理念，并形成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做出了自己的品牌。2009年8月31日，沈宝山国药号有限公司重新开张，老字号焕发出了新气象。

居桐乡国药业之首的阮恒德堂

慈溪人阮如懿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在桐乡乌青镇（今乌镇）创办了阮恒德堂，咸丰年间被毁后于应家桥南首重建。主要生产经营中药饮片，大至人参再造丸，小到六神丸，精工细作，品质优良，深受当地群众信赖。1927年，乌青镇药业同人经公议将18家中药饮片店分为元亨利贞四等，阮恒德堂是唯一的元字号国药店。1932年，阮恒德堂传到了阮谟恭手里，他在继承传统品牌和制作方法的基础上，于1940年编辑成《阮恒德堂丸散书》4册，所录丸散653方，详细记述了每方的选料名称、投料数量、成方功用等内容，令人信服。

金华最大的国药老字号九德堂

金华国药老字号九德堂创始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最初由金华县二仙桥名中医姜老麟和马鞍山村大财主金凤纪、兰溪药商诸葛芳松三人合资创办。光绪年间，姜老麟病逝，宁波华同泰参行老板华铨寅（今慈溪龙山镇人）和金华澧浦问松堂药店老板诸葛学标入股，华铨寅独占六股，并改名为九德堂震记药店。易主更名后，九德堂实力大增，业务蒸蒸日上。在发展经营过程中，九德堂始终恪守姜老麟主张的质量信誉标准，成药制作选料精良，遵古配制一丝不苟，自制的人参再造丸、纯阳正气丸、紫雪丹、行军散等重要成药行销全国各地，还远销南洋等地。1994年9月，更名为九德堂药业有限公司。

老树新枝的天津达仁堂

天津的国药业相对发展较晚，主要在民国时期创设，而且完全由北京同仁堂乐氏家族掌控，堪称乐氏家族的第二重镇。乐家传人乐达仁先于民国初年开设了天津规模最大的达仁堂药铺，是一个产销结合的工商联合体，典型的前店后厂的制药作坊和生产基地，建有生产车间大楼和仓储大楼各一处、鹿围四处，还开办了达仁铁工厂、达仁女学校、达仁参号、广生达药庄等。天津达仁堂非常注重药品质量和市场信誉，乐达仁在《达仁堂药目》序中写道：“只求药料真实，不惜重资，炮制之法必求其精而不徒师外表装潢。”抗战胜利后，面对愈演愈烈的恶性通货膨胀，达仁堂采取“囤积不倒把，借债不存钱”的应对策略，顺利度过了时艰。为确保质量，达仁堂管理上有一套严明的店规，并建立了质量责任制，职工一旦违反店规，记入“言行法随录”，即予除名；每一盒药品都标有生产人员的代码，如果出现问题就直接追究生产者的责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仁堂斥巨资先后开展了不少社会公益事业，包括创办达仁女校，开设眼科诊所免费为当地职工和居民治疗，组织业余音乐队无偿义演，等等。这些善举，不仅扩大了达仁堂的社会影响，而且初步展示了现代企业与企业家的责任担当。此外，天津还有乐佑申创办的著名药铺——乐仁堂药铺和乐笃周创办的著名药铺——宏仁堂药铺。

上海规模最大的药号徐重道

民国十年（1921年），徐芝萱与人合伙，在派克路（今黄河路）571—572号开设“浙东良医徐重道国药号”，在店招上写着“本店重道德”“为民除疾苦”等字样，奉行“接方配药、代客煎药、送药上门”的服务准则，既卖饮片，又售丸散膏丹。徐重道先后开出了17家分店，号称沪上“范围最大、分店最多、药品最全、价钱最巧”的药铺，一时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中药店，自制的“风湿骨痛药”畅销各地。

上海最早的药店姜衍泽堂

姜衍泽堂规模不大，地位很高，因为它是上海最早的药店，而且还有独门秘籍生产的宝珍膏。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跑码头打街拳卖膏药谋生的姜宾远在南市老城厢小南门外仓桥街创设姜衍泽堂，专营自制的宝珍膏、狗皮膏、阳和解凝膏及千槌膏等20多种膏药，尤以“铁拐李狗皮膏药”而出名，远销东南亚各国。清末民初设有姜衍泽堂蕊记、发记两店，20世纪20年代转让给来自家乡慈城南乡赭山的严世恩、陈庭芳，经严世恩、严家懋、严兆伟祖孙三代苦心经营，发展成中等规模的名店。

跻身上海著名四大国药店的童涵春堂

童涵春的前身是创办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竺涵春，位于小东门内翁城（今方浜中路23号）。后因生意清淡，打算歇业关门，被从事药材贩运并开有恒泰药行的童善长看中，接盘后更名为童涵春，经童寄霞、童小霞、童绳霞和邵明辉等历任经理的打拼，业务蒸蒸日上，并在大世界附近的法租界内（今延安东路493号）开设分店，与总店形成南、北两店并存的经营格局。后来用盈余在市内购置了不少房地产，一些股东还在光绪年间将盈利所得在江、浙一带投资增开了童葆春（苏州，先叫童葆山，后更名童葆春）、童恒春（南京）、童天和（青浦最大的药铺）、童仁泰（常熟）等药店。

上海最早、松江最大的余天成国药铺

在慈溪人创办的诸多药铺中，余天成的创建富有传奇色彩。它的创始人是老家在宁波府慈溪县庄桥米路庵余家（今宁波江北庄桥）的余游园。余游园是个种田好手，除了种植粮食，每年还会利用农闲将精心腌制的宁波特产——咸菜装船运到松江去销售。清乾隆年间，余游园一直在松江长桥头一家中药店前摆咸菜摊，由于其腌制的咸菜质优价廉，销路很旺，积少成多，渐渐有了一些余钱。省吃俭用的余游园将积攒起来的余钱存放在了这家药店，待到年老回乡，向药店领取存款时，药店老板竟然无法归还本息，于是只好将药店抵账盘给余游园。接盘后的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余游园冠以自家余氏，并取“天禄同寿、成德长生”之意，将药店命名为余天成。这比童涵春堂还早一年，是上海滩建店最早、牌子最老的“中华老字号”国药号。老店新开的余天成，坚持“道地药材、修制务精、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名医坐堂、治病救人”的经营宗旨，成了远近闻名的店铺，除了出售中药，还以“鹿鹤”为标记，销售用独特秘方自制的丸散膏丹，就这样一直传了五代。余游园之孙余修初，同治十三年（1874年）受胡雪岩之聘，负责胡庆余堂的筹建，是民国江南第一药铺的主要策划者。那时在庄桥一带流传这样的话：“童姚马泾张，银子好打墙；半路庵余家，人参炒咸菜。”（前句童姚两姓子弟多从事银楼业，而张姓指杭州知名国药号张同泰家族与后句中余姓子弟多从事国药业，故而人参在他们眼中不是稀罕之物。）可惜的是，到了1903年，余天成的第五代掌门人余鲁珍沉迷赌博、奢侈挥霍，陷入了收不抵支、负债累累、难以为继的境地，只好将余天成盘给了姻亲邵佐宸。邵氏竭力擦亮余天成堂这块金字招牌，不惜重金搜集民间秘方，潜心加以研制，精制的中成药畅销上海和苏杭地区。1931年，余天成堂还将几代人的研究成果，校订结集成《丸散全集（上、中、下卷）》三大本及《丸散膏丹全集》一本，共载录内、妇、外、伤、儿、风科等中成药秘方488种，积淀成为独特的余天成国药文化，无私地奉献给了世人。抗战时期，老店不幸被日机炸毁，邵家只得在大世界斜对面以开设“分号”的形式继续经营余天成，直到1939年在松江原址搭建简易店屋复业。抗战胜利后，余天成于1946年翻建小屋重新开业，盛况空前。新中国成立后，余天成堂改为公私合营，1992年被命名为“中华老字号”，开办了自己的中药饮片厂。目前，余天成堂仅在松江区内就拥有30多家分号。

沐、张合伙经营的苏州沐泰山堂

药商沐尚玉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受盘经营在苏州阊门外渡僧桥堍的一家药铺，以泰山图为商标，取名沐泰山。这是一家有很多故事的药铺：接盘经营后，生意兴隆，誉满姑苏。道光八年（1828年）十月初一夜间，阊门外钓玉湾（今鲇鱼墩）的小都弄、方基上一带发生大火，烧掉200余家房屋，沐泰山药铺虽处火区，由于石库墙门和风火山墙阻隔幸免于难。沐家深感幸运之余，也心存感激，认为好心才会有好报，做生意一定要存好心，于是在店门口挂了一杆大秤，旁注：进货这把秤，销货这把秤，行善良心好，大火烧不到。这一举动，不仅生动直观地宣传了因果报应的思想，而且理直气壮地宣示了公买公卖、童叟无欺的行商准则，更加赢得了顾客的青睐，促进了药铺的发展。正当逢凶化吉、风生水起之时，咸丰十年（1860年）的庚申之变，清军的一把火把包括沐泰山堂在内的民居商铺化为灰烬。正当一筹莫展之际，沐尚玉邂逅了与自己同样境遇，曾在太仓设肆行医的吴县张镜（字蓉亭），交谈之后，决定合伙经营，重操旧业，再图发展。同治七年（1868年）重整旗鼓，将沐泰山堂老店新开，凭借特色药品和上乘质量，很快重振雄风。沐泰山堂一如既往地重视招徕顾客，不仅在店门口的永济亭内放置炒米、蓑衣、灯笼三物方便民众借用，而且还编印了《沐泰山丸散集》两册和《良方簿》（汇集民间验方），推广中医药知识，并花银500两用香樟木雕刻了“泰山图”商标。1914年，沐泰山堂还与德大药行联袂在巴拿马博览会上选展了醉仙桃、苏薄荷、九空子、佛耳草、挂金灯、卷柏、穹窿术等七味地产药材，获得了好评，为国争了光。沐泰山堂虽合伙经营，股东较多，也产生过苏、甬股东之间的激烈矛盾与纷争，但甬帮职工占到一半左右，成为苏州同业中最大的宁波帮店铺。1979年10月16日，几经易名的沐泰山堂国药店恢复了原来的店名，继续着老字号品牌的创建。

被并入乐寿堂药铺的同春堂

1916年10月，先后在木渎朱元善和沐泰山堂任职的葛恒钧（祖荣），筹资创办了同春堂药铺，后妻、儿相继经营了四十年。1956年1月被公私合营并入乐寿堂药铺而告终。

常熟最早药铺柳仁仁堂

清咸丰四年（1854年）为慈溪人柳仁所始创，是常熟最早的药铺。咸丰六年，上海合利元药行投资该店，凭借充裕的资金在城区县南街设分店扩大经营，招牌加“寅记”，批发和零售兼营，自产的“柳氏大活络丹”“全鹿丸”畅销苏南。随着生意的扩张，药铺陆续购进西太平巷空地和旧屋改建成厂房和仓库，并聘请专业人士担任经理，还吸纳苏州药行店陈、韩两姓东家投资，改“寅记”为“泰记”。至今，柳仁仁堂经营依旧，只是经历过公私合营和更名之后，只能在县南街县东街口借地经 营了。

常熟另一家重要药铺九如堂

九如堂为创设上海童涵春堂的童氏家族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在书院街创设，此前已在常熟开设了童仁泰堂。九如堂先经营零售业务，后兼营批发，在光绪二三十年间，先后两次购进房屋，又盘入寺前大街的延春堂药号作为分店，共享九如堂堂号，用南、北号加以区分。民国十八年（1929），隔壁鸿泰丰纸号失火殃及九如堂，药店全部化成灰烬。重建复业后，将原址的新店命名为“北九如”，南门总店为“南九如”。旧城改造时，北九如堂重新迁回到书院街经营。

海门最著名药铺胡种德堂

清末民初，慈溪人胡久香（又名近兰）在海门县三阳镇中街创设胡种德国药号，药店自制的“抽脓拔毒”粉药效奇特，行销十里四乡。胡久香过世之后，其子胡泽夫继承家业，扩大经营，继续发展。同时，胡泽夫因担任县西街邹同庆药号经理之故，拥有该店三分之一的股份，也是这一家药号的老板。

南通第一药铺顺寿堂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慈溪一蒋姓商人由苏州迁来通州，在东大街创设了顺寿堂，规模宏大，前店后厂，批零兼营，为南通最早的药铺。顺寿堂注重打造专业品牌，不仅药店所用大小瓷瓶均由江西定制并烧有牌号药名，而且对饮片的片型特别讲究，将不整齐的败片（俗称二片）即供批发销售或配制成药。对地产药材荆芥、藿香、苏叶、佩兰及薄荷等均严格按时节采集鲜品，精心加工，确保当日晒干，使药材的色、香、味俱佳。门市部推出了接方送药、代客加工、问病卖药和日夜服务等项目，铸就了药店的卓著信誉。根据市场需求，顺寿堂还在城东湾子头和南大街开设了存德堂、天禄堂两家分店，成为南通规模最大的药铺。

南通的另一家重要药铺介福堂

介福堂与顺寿堂同为清道光年间创设，是南通的三大药铺之一，位于市区西大街25号，始为慈溪文山孙姓商人所有。1932年毁于大火后重建，1955年并入瑞成堂。介福堂经营规模较大，不仅批零兼营，而且前店后作，设置完善。

广州老字号药铺敬修堂

慈溪丝绸商人钱澍田，清乾隆年间穿梭于杭州与广州之间从事丝织品贩运。作为儒医，他在商旅途中时常将自制的丸散膏丹施赠给患者，也治好了一些疑难杂症，从而有了一定的名气。传说有一年，广州一个富商的儿子得了重病，遍求名医均无能为力，正当一家人走投无路之际，有人建议找钱澍田试试。在富商的诚恳请求下，钱澍田出手相救，并很快治好了孩子的重病。为示答谢之意，富商送来了厚礼，但被钱澍田婉拒，富商一家人心存感激。后来富商知道钱澍田想办药厂，但苦于没有资金，就出资相助，终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玉成了这件美事。钱澍田在经营药铺的过程中，始终秉持“敬业修明、广施妙药”的宗旨，讲究工艺，注重质量，很快赢得了声誉，与另一家著名药铺陈李济不分上下。敬修堂的主打药品是回春丹、如意膏和乌鸡白凤丸，尤其是儿科成药回春丹，不仅在华南地区享有盛誉，而且远销港澳乃至东南亚地区。在长期的坚守发展中，敬修堂逐渐形成了以生产儿科药见长的特色，有一系列儿童药品。改革开放初期，敬修堂是广州医药行业唯一能生产中西成药、兽药和滋补营养品的药厂，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