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一切，自己做的事情都正确，相反，他总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凡事应以大局为重，以利国利民为重。
把一件事情做成功是不容易的，以平和健康的心态去面对成功则更不容易。很多人做生意一旦有了一定的资本，就会自我膨胀，觉得自己了不起，谁都不放在眼里，这样往往会吃大亏。李嘉诚向内地投资时，已经是成功人士，但他却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一切，自己做的事情都正确，相反，他总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凡事应以大局为重，以利国利民为重。而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对内地的一次投资活动中。
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向外界表示，可以考虑与外商合作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一时间，香港各大财团闻风而动，都想分得一杯羹。
李嘉诚的积极主动态度，充分显示了他做事果断，处处以大局为重，知错就改的行事作风。
众所周知，王府井是首都北京最繁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地位有如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铜锣湾。一般来说，在这些黄金地段，想找一间铺面都是难上加难。现在居然有希望获得以公顷计算的大幅土地租用权。众多地产大亨们喜出望外，谁也不想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要知道，如果能拥有王府井的一块土地，就等于拥有了一个聚宝盆。
1992年6月25日，李嘉诚、郭鹤年在上海闸北联手搞定一块土地后，共同乘机飞往北京，于26日与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签署意向书。签约的双方分别是香港嘉里发展公司和北京东城区房地产公司。
郭鹤年身为香港嘉里发展公司主席，在香港的名气虽说不如李嘉诚，却是马来西亚首富。李、郭两人能如此神速搞定这么大的项目，是他们多年来在内地耕耘（捐赠与投资）的结果。
位于王府井大街南口的这块地皮面积共5.11公顷，可规划建筑总面积14万平方米，计划建成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商业中心。
双方签署的意向书中并未涉及该项目的地价、投资金额、工期、物业规划等内容，可见合作意向是在匆忙中敲定的，细节有待以后再谈判。消息传来，在香港各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逐渐把李嘉诚看成神了，似乎世界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然而，形势却在时刻变化着。1993年，因经济发展过热，中央政府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这意味着要与北京方面谈妥这一项目，将会异常艰难。面临此境，不大善于谈判的郭鹤年知难而退，留下李嘉诚孤身应对。一时间，发展王府井地盘物业的控股权便顺势完全落入“长江实业”手中。
李嘉诚依然信心十足，再一次运用他非凡的智慧与谈判技巧，使得有关立项、规划等异常繁杂的手续在1993年间全部获得市政府的批准。该建筑被正式定名为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建筑高度计划为70多米，地盘面积10.1万平方米，这比当初意向书中的14万平方米要少许多，但毕竟这一年的形势和去年大不相同，能达成这一协议，已经很不容易。
人不能只是考虑自己的事情，还要考虑别人，考虑整体。
该大型物业投资预算超过12亿港元，“长江实业”负责起楼价，合作伙伴东城区房地产公司负责地价。香港是地贵楼贱，内地则正好相反。
当地居民与商家的搬迁本来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难题。李嘉诚将这道难题交给北京市政府去做，即由他负担地价和搬迁费，请市政府做好原住户和业主的搬迁工作。
出人意料的是，搬迁过程非常顺利，很快就基本完成了。李嘉诚感叹道：“北京的老百姓真是太好了，这在香港简直不可想象。”
但是，搬迁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全球最著名的快餐集团麦当劳成了此次搬迁的“钉子户”。王府井麦当劳分店是该集团最大的一家分店，两层楼面共计2.8万平方英尺，设有700余个座位，每天平均有1万多人光顾。在开业之初，顾客排队竟有几里之长，盈利之丰厚，自不待言。
麦当劳当然不愿意把这棵摇钱树从聚宝盆里连根拔出。但是，北京市政府依照其最新文件，责令麦当劳限期搬迁。于是，麦当劳抛出了它的杀手锏，即麦当劳集团与北京市政府签署的长达20年的经营合同。营业地区为王府井现址，租期要到2010年才满，而现在才经营两年多。此时，王府井这块地盘已快夷为平地，只剩下麦当劳孤零零地站在空旷的废墟上。
其实搬迁只是北京市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事，李嘉诚并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但李嘉诚一直奉行以和为贵的原则，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于是他出面与北京市政府协商，表示只要麦当劳答应迁出王府井，日后东方广场将留一个比现在面积更大的铺位给麦当劳。
北京市政府只好与美国麦当劳公司重新进行谈判。除了李嘉诚提出的条件外，又列出了一系列更优厚的条件，包括批准麦当劳在北京多开若干家分店等。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麦当劳当然同意搬迁了。(www.xing528.com)
要努力做到时时以大局为重，忍一时之所失带给你的将不光是一时的沉浮，而是将引领你走向更大成功的通天大道。
李嘉诚一出手，立刻化干戈为玉帛。一场全球性的风波就这样平息，兴建东方广场的障碍终于扫清了。
终于，已经空旷无物的王府井地盘开始动工了。按照计划，建成后的东方广场将高达70米，不仅可以俯视昔日皇宫里的一砖一瓦，就连稍远的中南海全景亦可尽收眼底。
对于见惯百米以上摩天大楼的香港人来说，70米的高度实在不算什么；但在首都北京兴建如此高的建筑，非同小可。很多人都担心如此高大的建筑会破坏北京的人文景观。李嘉诚觉得，建筑现代化与保护古都风貌并不矛盾，是完全可以统一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李嘉诚显然没有考虑周全。正式方案公布后，北京各界人士一片哗然。
人们的担忧的确是有原因的。根据国家规划委员会规定，北京市的规划以故宫为中心，其他建筑必须配合故宫的外观。按规定，从故宫中心向外望360度的视野范围内，不应见到任何其他的建筑物。故宫的城墙高有3丈，也就是说，站在故宫内朝外望，只能望到城墙和天空。离故宫的距离越远，建筑物方可逐渐升高。而国务院批复的1991～201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长安街、前门大街西侧和二环路内侧及部分街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然而，东方广场大厦在“30米以下”的建筑高度区内，却拟建70余米高，显然不符合要求。
除此之外，东方广场的土地面积比率也超出城市规划要求的7倍，所以这幢大厦不仅是过高的，而且过大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必然会夺去附近的故宫、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著名建筑的风头，从而影响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位。
把一件事情做成功是不容易的，以平和健康的心态去面对成功则更不容易。
因此，专家们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依法调整东方广场工程方案。
1994年，中央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再次决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抑制通货膨胀。对基本建设规模也做出了要求，即缩小以盈利为目的的高档建筑项目。凡不符合国家规定，无正式手续的项目一律要停建。
不久，“长江实业”集团便发布声明，表示完全服从中央路线，声明指出：“由于东方广场地段所在地为北京旧城危房改造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法例规定，有关地段必须按规划发展，该地段之内土地使用者，必须服从有关城市规划。‘长江实业’认为北京市有关城市规划法例极为合理，同时，类似城市规划法例亦在西方国家及香港地区被普遍采用。任何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均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任何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压力，而使其身处中国法律之外的做法均是不当的。”
李嘉诚的积极主动态度，充分显示了他做事果断，处处以大局为重，知错就改的行事作风。
李嘉诚明白，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中国政府是不会做出半点让步的。但又知道，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也不是不可变通的。于是，“长江实业”主动与北京有关部门协商修改方案，使项目不致胎死腹中。尽管这样会使东方广场计划遭受一点损失，但绝对不会亏本，只不过是少赚一点罢了。
3月11日，李嘉诚向外界宣布，“长江实业”与北京市政府的合作非常愉快，只是方案需要修改而已。他强调，在任何地方建任何工程都要经商讨后才能最后确定，东方广场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奇怪。3月12日的《联合报》做了如下报道：“有报道指出‘长江实业’公司因工程延期及面积比率减少而有些损失，李嘉诚对此的回应是：‘鬼才有损失呢！’他说，面积多少完全无关系，内地地价与香港地价是天与地比。香港地价贵，香港最高时地价与起楼价为十比一，内地则全倒过来。”
李嘉诚既然“开心”，“长江实业”的股东们也就放心了，“长江实业”股价并没有多少波动。
东方广场的项目不可能永远停顿下去。其现址已经夷为平地，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不久，双方决定重新合作。新方案这次自然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拟订、申报与审批，一切都慎之又慎，以免再出差错。
1996年6月，形势终于有了转机。东方广场项目由国家计委报经国务院得到批准。东方广场一波三折，几经起伏，但总算大功告成了。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东方广场宣告全部竣工。
人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以自己为中心，不顾整个大局的整体局势和要求，仅从自己出发，最终给自己和整个局面带来不良的影响。要努力做到时时以大局为重，忍一时之所失带给你的将不光是一时的沉浮，而是将引领你走向更大成功的通天大道。
人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以自己为中心，不顾整个大局的整体局势和要求，仅从自己出发，最终给自己和整个局面带来不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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