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收入受疫情影响显著。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刚刚开始显现的2020年第一季度，首当其冲的是供给侧。大量劳动力受疫情恐慌及限制活动的防控措施影响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短缺现象突出，雇员平均名义月收入同比增长率较高。从第二季度开始，疫情大流行对需求侧的影响开始呈现并逐渐取代供给侧影响成为经济影响的重心，雇员平均名义月收入同比增速明显下降，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例如，2020年第一季度蒙古国雇员平均名义月收入同比增长34.4%，第二季度回落至8.8%；2020年第一季度巴勒斯坦雇员平均名义月收入同比增长10.8%，第二季度下降至2.6%；2020年第一季度泰国雇员平均名义月收入同比增长2.3%，第二季度同比增长率下降至-0.8%；2020年第一季度越南雇员平均名义月收入同比增长8.5%，第二和第三季度同比增长率分别下降至-0.2%和-0.6%。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及收入的冲击，亚洲经济体均采取了针对企业和劳动者的一系列政策。2020年2月，中国出台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并开通了企业网上申领平台，推广“不见面”审批，尽快拨付资金，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出台了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政策。3月，中国政府印发的《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小微企业，返还标准最高可提至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的100%；对暂时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适当放宽其稳岗返还政策认定标准，重点向受疫情影响企业倾斜，返还标准可按不超过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或按不超过3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确定。截至2020年4月，中国政府累计发放37.1亿元人民币（约合5.24亿美元）物价补贴，用于扶持困难群众。10月，中国政府发布了《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清单》，明确企业（单位）吸纳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可享受职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登记失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可按规定享受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政策；登记失业人员自主创业（个体经营），可享受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税费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政策；登记失业人员根据参保情况和生活困难程度，可享受失业保险金、失业补助金、一次性生活补助、临时生活补助、最低生活保障、一次性临时救助金政策。
韩国对不同行业或领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企业及就业支持政策。运输业采取降低站点租赁费，延长航空公司新产生的罚金的支付期限，延长飞机认证系统（ACS）费用的减免时间，为客货运公司发放紧急贷款等措施。旅游餐饮服务业采取为确诊者公司提供消毒服务、放宽就业稳定补贴要求、削减对住宿设施征收的资产税、延长免税店支付特许权费期限并允许分期支付、临时引入优惠的非抵押融资方式、扩大一般贷款覆盖面等举措。针对弱势群体提出稳定生计的措施，如向无薪假和休假的工人提供紧急生活援助、降低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的就业补贴申请条件、向建筑工人提供零息贷款以及为参加公共服务的老年人预付促进就业补贴等。
日本也出台了大量支持企业、家庭及就业的举措。例如，为应对疫情，向居民支付现金约12.9万亿日元，向每个儿童发放1万日元津贴；向需要临时资金的人提供最高20万日元的无息贷款，向重建生活的人提供为期3个月的45万～60万日元的追加无息贷款，在某些情况下，贷款还可以豁免；加强对低收入家庭的租金支持，削减或豁免社会保险缴款，支持缓交水电费；建立新的覆盖短期及长期雇员的补贴制度，因业绩恶化让员工停工休息时支付的“雇用调整补贴”每天最高8，330日元，后调增至1.5万日元；对于与其他公司签订了业务委托合同等无正式单位的自由职业者，因疫情而不得不停止工作的，每天提供4，100日元补贴；设立10万～20万日元的紧急小额资金专项免息贷款；向中小企业和独资企业等支付现金约2.3万亿日元；为受影响的中小企业减免机械和建筑物的地方财产税；要求房东根据租户的情况考虑延期交租，同时要求银行对房东的债务进行重新安排等。
印度的相关政策包括：每月向穷人免费发放5千克大米或小麦和1千克绿豆；增加就业保障计划下的工资；分期向贫穷的养恤金领取者、寡妇和残疾人直接发放每人13美元现金，向2亿妇女每人发放19.6美元现金；向869万农民发放每人26.25美元现金；允许退休基金机构“雇员公积金组织”的6，000多万用户从其公积金账户中提取不超过3个月基本工资和物价补贴的金额备用；向就业保障计划增拨53亿美元，以促进就业；要求在停工期间房东不应要求劳工交纳房租；为住房计划提供13亿美元的额外补贴；对于雇员人数在1，000人以下的企业，联邦政府将提供工资的12%作为雇员的公积金缴款，同时提供工资的12%作为雇主对雇员公积金的缴款；向公共和私营机构的雇主发出咨询意见，要求他们在21天的隔离期内不得解雇雇员，特别是临时工和合同工，也不得降低工资；对贷款额低于660美元的小额贷款接收人，在12个月内向及时付款人提供2%的利息补贴；为街头小贩提供6.63亿美元的信贷服务，为每个企业提供最高130 美元的初始周转资金；提供130亿美元用于资助开展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农场；提供14亿美元用于海洋、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活动，11亿美元用于相关基础设施；为资本和工业支出提供13亿美元的额外预算刺激。(www.xing528.com)
沙特也提出了系列企业和就业支持政策。沙特政府提供总额90亿里亚尔的补贴，承担受疫情影响的公司员工3个月工资的60%；允许私营部门的雇主与雇员达成协议，减少工资以反映实际工作时间；推出了总规模500 亿里亚尔的“私营部门融资支持计划”，支持中小企业运营；人力资源发展基金发起规模超过50亿里亚尔的计划，其中20亿支持就业，8亿支持培训，15亿支持新求职者，10亿为2019年7月1日以来在私营部门就业的沙特人提供工资补贴；为商业、工业和农业部门的消费者提供为期两个月的电费30%的折扣；为自由职业者和“零工经济”从业人员提供2个月工资（每月最高3，000里亚尔）。
土耳其的企业、家庭及就业支持政策包括：分阶段向720万户家庭提供每户1，000土耳其里拉援助，最低养老金提升至每月1，500土耳其里拉。公共银行推出针对月收入低于5，000里拉的家庭的长期信贷。每月转给社会福利和团结协会的金额从1.35亿土耳其里拉增加到1.8亿土耳其里拉。232.4万名中小学生获得有条件的教育现金转移支付。放宽短期工作津贴（相当于最低工资的60%）的申请条件。向因疫情而被迫休无薪假，且无法从短期工作中受益的雇员提供每月1，170土耳其里拉的财政支持。出台正常化支持方案，如果雇员由短期工作转为正常工作，将从雇主支付给社保局的社会保险费中扣除1，103土耳其里拉。向约780万的所有雇主提供每月75 土耳其里拉的最低工资，支持到2020年底。将“投资和管理信贷”的最高限额提高到300万土耳其里拉，相应的，还款期从48个月调整为60个月。银行对汽车行业、建筑行业、一般消费和旅游业的信贷利率低于平均水平。因疫情而面临现金流中断的企业还贷可推迟3个月。手工业者和工匠向国家贷款机构的还款也可推迟3个月，且该期间不计利息。土耳其进出口银行推出再贴现信贷计划，向中小企业和大公司提供低息信贷，支持出口。2020年6月到期的企业向商会和商品交易所缴纳的会员费推迟到2020年10月。中小企业发展组织（KOSGEB）向企业提供最高600万土耳其里拉的资金支持，并将其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额度从30万土耳其里拉提高到300万土耳其里拉。所有企业在停业期间将免征环境卫生税和广告税。将民办学校收费的增值税税率由8%降至1%。
哈萨克斯坦向因封锁措施而失去收入来源的公民提供42，500坚戈（约103美元）的一次性援助，扩大可从国家社会保险基金领取新的收入损失社会金的公民名单范围，简化其预约条件和提交的材料，并缩短办理时间。超过460万人在紧急状态下失去收入时得到了社会福利形式的经济援助。从预算中拨款256亿坚戈向110万社会弱势群体公民账户转账，供其购买食品和家庭用品。向多子女家庭提供补贴约1，916亿坚戈，惠及38.68万户。从2020年4月1日到7月1日，医疗机构为公民提供全面服务，无论其是否参加了强制性社会医疗保险。作为“2020—2021年就业路线图”的一部分，雇用15 万人实施了6，107个基础设施项目，用于修缮和建设社会设施、工程和交通基础设施、灌溉系统、住房和社区服务，以及美化居住区。在“发展劳动技能和刺激就业”项目的框架内，对来自全国各地区就业中心的1，500名雇员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培训，根据雇主的要求发放教育补助金。把对国家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公司登记在册，向这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避免解雇工人和削减工资。增加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担保。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对70多万家公司和个人企业家免除3个月的任何类型的税收，帮助其节省约1万亿坚戈。延迟偿还贷款，降低和统一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160多万市民和1.15万家中小企业获得了总额超过3，600亿坚戈的贷款和借款延期还款。取消受影响最大的经济部门所雇用的中小企业的工资单中的税款和其他款项的计算和支付，为期6个月。
尽管各国为应对疫情出台了企业、家庭及就业支持政策，但这些政策对国内不同群体包括收入在内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例如，国际劳工组织分析越南等国的政策效果后发现：第一，在实施包括工作保留计划在内的收入支助措施之后，青年人劳动收入减少的幅度比总人口大得多，在越南，这一差距高达18个百分点；第二，与雇员相比，自由职业者面对疫情的脆弱性更大，在考虑政府支助计划之后，越南的自由职业者和雇员的劳动收入下降差距为5个百分点；第三，女性在支助后仍然发生的损失通常比男性更大；第四，从事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工作的人员在支助后劳动收入方面的损失最大，高技能职业人员（经理、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到的影响比其他人员小；第五，由于疫情造成的工作岗位流失在类型上的不均衡，疫情之中及疫后复苏阶段，收入不平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主要是因为在疫情中，劳动收入分配的低端出现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流失，而高薪工作岗位却基本保持不变，复苏阶段，在劳动收入分布的上端就业复苏势头较强，而对低薪工作的需求则继续疲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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