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E海外子公司的制度困境与响应策略

面对来自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及其所带来的逻辑冲突，MNE海外子公司如何响应才能获得双边合法性？单方面顺从母国或者东道国是最直接的答案，但是也存在巨大的合法性风险。例如，Stevens，Xie和Peng（2016）对比研究谷歌中国和雅虎中国的案例发现，谷歌中国由于坚持反对中国政府的内容审查，而退出中国市场，让谷歌蒙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却获得美国媒体的褒扬；而雅虎中国由于顺从中国政府的内容管制而获得在中国的发展，但是却受到美国媒体的批评。例如，中国MNE到泰国投资会面临是否允许成立工会的重大决策。因为在中国民营企业基本上没有工会，国有企业虽然存在工会，但其主要职能和运作方式也与西方式工会截然不同。那么，海外子公司是要成立工会，还是禁止工会成立？面对冲突性制度要求，MNE海外子公司如何做出有效的制度响应以获得双边合法性？单边顺从策略无疑存在巨大的合法性风险，除此之外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么如何找到这第三条道路？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探讨复杂制度环境影响MNE海外子公司的微观机理，进而揭示海外子公司多样化的东道国卷入策略。

对此，已有的IB制度研究主要从制度差异的角度来解释MNE及其海外子公司所面临的制度冲突，以及由此形成的海外子公司响应战略。从国家制度差异的角度，已有研究提出了制度距离、制度真空、制度质量、来源国劣势等概念，强调了东道国与母国制度差异所产生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以单边顺从为主导的制度响应策略，即“制度距离—单边顺从”框架。这一研究范式被Jackson和Deeg（2008，2019）称为简化式（Thin）IB制度研究：在宏观层面假定制度各个维度的独立性，忽略了一国之中不同制度子维度的关联及其互动所带来的制度演化特征；强调了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差异，而较少探究制度差异影响海外子公司的微观机制。所以，在简化式IB制度研究范式下，MNE海外子公司被视为原子化的黑箱，差异化的制度之间难以在MNE海外子公司层面建立关联和互动，所以海外子公司只能通过单边顺从为主导的策略做出被动响应，即或者顺从母国制度，或者顺从东道国制度。所以，从国家制度差异的角度，我们虽然能够看到海外子公司所面临的来自母国与东道国差异带来的制度冲突，但是却难以看到海外子公司应对并解决制度冲突的可行路径。这就要求我们有效界定国家制度体系的内在结构、打开MNE海外子公司的黑箱，解析制度冲突作用于海外子公司的微观机理，以及海外子公司响应冲突性制度压力的不同策略。

对此，一些学者从新制度主义理论，特别是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来分析二元制度环境下海外子公司所面临的内部逻辑冲突以及相应的响应策略，推动了更具厚度（thick）的IB制度研究。Kostova et al.学者首先提出制度双元性框架，认为母公司制度和东道国制度之间的冲突是构成海外子公司所面临的复杂制度环境的根本来源，开了基于新制度主义的MNE海外子公司复杂制度响应战略研究的先河（Kostova，Roth，2002；Kostova，Zaheer，1999）。之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的兴起，为透视制度双元性及其在海外子公司所带来的内部逻辑冲突，为揭示海外子公司多样化的响应策略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因为多重制度逻辑理论认为，制度复杂性来自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兼有互补与冲突的辩证关系（Seo，Creed，2002），从而可以克服简化式IB制度研究框架的静态性问题；多重制度逻辑理论关注复杂制度环境影响内部逻辑状态的微观机制（Besharov，Smith，2014；Pache，Santos，2010），从而可以揭示海外子公司的微观响应机制；多重制度逻辑理论认为，复杂制度环境下组织可以通过顺从、妥协、混合等不同策略做出响应（Pache，Santos，2013；Reay，Hinings，2009），这就为复杂制度环境下海外子公司破解制度冲突的第三条路径，即东道国卷入的双边混合策略。(www.xing528.com)

因此，结合多重制度逻辑理论和IB场景，以多重制度逻辑为视角把国家制度环境解构为多重制度逻辑并行并彼此关联的制度逻辑集，把海外子公司所面临的制度冲突界定为MNE母公司逻辑与东道国企业逻辑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母公司逻辑与东道国社区逻辑、东道国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并且外部制度冲突通过社会化和资源依赖两种机制映射进入组织内部形成内部逻辑冲突，由此引发海外子公司差异化的制度响应策略。主要以中策、盾安泰国子公司为对象开展对比案例研究，揭示制度双元环境下海外子公司所面临制度冲突的来源与表现，进而明确制度冲突映射进入组织内部所形成的内部逻辑冲突，及其所带来的差异化制度响应策略。本章研究价值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多重制度逻辑开展更具厚度的IB制度研究，揭示MNE母公司逻辑与东道国逻辑的双元制度互动机理，从而为海外子公司制度响应的微观机制研究提供基石；二是认为内部逻辑冲突在制度双元环境与海外子公司东道国卷入策略之间的中介作用，从而揭示海外子公司多样化制度响应策略的形成机理，特别是基于混合的双边卷入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