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带来的社会变革与中农地位提升

如前所述,土改中村民被划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多个阶级,地主和富农多余的土地、房屋和工具被分配给了村落内的贫雇农。与此同时,“剿匪清霸”等运动的广泛开展,也使得村内恶霸得到应有惩罚。也正因为如此,以枪和土地建立起的社会权力体系随之瓦解。传统时期在该村社会结构中处于顶端的排场人不仅失去了往日的权力地位,还失去了本来的社会地位。与之相对,村中少地和无地村民的社会地位却有了极大提升。以贫下中农为核心的农会,使得村落建立起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的改变带来了社会运转方式的转变。

除了社会运转方式的变化,村民的社会交往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49年之前,血缘、姻缘、业缘是影响村民交往的主要因素。然而,在土改过程中,这些要素在社会交往中逐渐处于从属地位。与之相对,阶级成分日渐成为影响社会交往的基本因素。以往,该村存在多位地主,以及拥有枪支的排场人和光棍,因此他们在社会交往中往往比村内普通村民高出一等。例如,该村村民见到首富赵国兴或者镇长李子峰等排场人要首先与对方问好,对方却不一定回礼。同时,排场人也不会和普通村民同桌而坐。在土改之后,排场人在交往中的优势地位完全消失,普通村民再也不用在他们面前低三下四。出于一些特殊原因,他们甚至还要对普通村民客客气气。此外,贫下中农虽然因为土改获得了以往所没有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却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而在社会交往中盛气凌人。

与社会交往类似,社会分化在土改过程中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土改时村内土地、房屋、工具等被重新分配,因此财富的分化在土改后基本消失。同时,在此后的数年中由于生产力仍不发达,村内也没有出现财富的再次分化。据艾宝玉老人叙述:“土改后没几年儿俺妈都去世了,那个时候就是分了地也穷得没钱给俺妈下葬。俺妈死的时候,我都19了,只能去借钱给俺妈买棺材。不光是俺家,那个时候都挺穷哩,各家条件都差不多。”与经济分化类似的是该村村民所从事各种职业之间的分化。厨师、剃头匠、吹响器等职业在以往被村民称为“下九流”,土改后从业者的地位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些职业已不再被认为是“低贱”的职业。(www.xing528.com)

土改之后,由于国家政权不断伸入乡村社会,原有社会纠纷处理方式也展现出了新的特点。此时,茶馆依旧是调解矛盾的重要场所,但是调解的主力已经变成了贫下中农,排场人的裁决不再发挥作用。同时,农会在社会调解中也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不过,叔伯、舅舅、同姓明白老人仍旧是家内调解的主要力量,家庭纠纷也仍被视为一个家庭的“家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