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带来的阶层分化与贫富分化

一、阶层分化

就像飞机、轮船上的乘客坐在不同等级的舱位一样，社会生活中的人也处在高低有别的位置上，这就是社会阶层。戴维·波普诺指出，社会分层是一种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的一种持久模式。^[1]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一书中认为，社会阶层是由于人类社会中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的社会结构状态。^[2]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社会分层现象一直普遍存在，但其形态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如何观察社会分层现象方面，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财富、权力、声望三个维度至今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工具。在马克斯·韦伯看来，通过考察和分析个人或群体占有财富、权力和声望的程度就可以把社会成员划归不同的地位等级。财富通常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权力一般指个人或群体控制或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声望则是指一个人从别人那里所获得的良好评价与社会承认。^[3]

（一）解放初期的社会分层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从消灭阶级和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变革目标出发，主要以对土地、财产等资源的占有情况为尺度，把社会成员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不同的阶层，然后把地主和富农所占有的土地、牲畜、耕具等财产予以没收，无偿分配给贫农和雇农等下层阶级，这个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被称为“土地改革”。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提出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方针。1951年，根据静宁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所作的统一部署，单家集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大致经历了丈量土地、登记财产、划分阶级成分、没收财产和重新分配所没收财产等阶段。在丈量土地和登记雇佣长工数量的基础上，把村内的农户划分为地主、富农、小土地经营者、上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阶层。其中地主占总数的3%，富农占2%，小土地经营者占5%上，上中农占15%，下中农占40%，贫农和雇农占35%。

划分阶级成分和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社会生活中的阶层差别，通过土地改革这种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村庄内部在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差别被抹平了，过去的地主、富农不再富裕，过去的贫农、雇农也不再贫困，大家都平等了。但是，由于划分阶级和土地改革除了经济改革的性质，还具有浓厚的社会政治色彩，从地主、富农阶层因自己的财产被瓜分而对政府和人民产生不满甚至破坏情绪的推断出发，当时对地主、富农阶层采取了改造、防范、批斗等社会政治措施，尤其是把地主、富农列入“四类分子”。土地改革完成后，国家在地方社会先后推行合作社、人民公社制度，在形式上社会成员都是没有阶级、阶层差别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但由于阶级成分的符号化和身份化，直到家庭成分制度取消前，村庄生活中一直存在着新的不平等社会结构状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主、富农在新的社会制度中地位下降，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底层人群，而贫农、雇农上升为社会生活中的上层人群。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的阶层划分成为分配其他社会资源的依据，比如在提干、上学、征兵等方面都实行贫雇农优先的原则，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会成员则完全被挤压到社会边缘。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阶层变化

土地改革的最大成果是实现了“均贫富”。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以生产队为经济生产单位，集体劳动，生产队用记工分的办法统计每个社员的工作量，年终按工作量分配劳动成果。这种分配方式保持了社员在经济上的平等，但由于它更多地体现着平均主义的原则，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经济总量并没有持续扩大，因此社会成员在经济上是一种短缺性的平等，村民们生活水平差别不大，但都不富裕。尽管社会成员在经济上实现了低层次的平等，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分层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取消了家庭成分制度，在经济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从生产队大集体中解放了出来；取消家庭成分制度，真正实现了社会成员的平等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确立了家庭在经济生产和劳动成果分配中的主导地位。这三项制度的改革把村庄里的所有家庭和个体重新置放在了共同的社会位置和相同的起跑线上。我们在下面将要描述的社会阶层的新变化正是在这个相同的起跑线上发生的。

1.专业户阶层的崛起。回族具有经商传统，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民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改革开放以后，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催化了回族商业经济的复苏。包产到户以后，农民获得了自主安排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单家集的许多农户逐渐恢复过去从事过的一些传统行业，如从事牛羊屠宰、皮张贩运、粉条加工、交通运输、副食加工等，这些人在早期主要利用农闲时间开展非农经营活动，后来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经营活动的专门化，他们从农业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村庄社区内部专门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新的经济活动群体，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笔者不妨沿用当地群众的语言习惯，把这个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新群体称为“专业户阶层”，比如该村的皮张贩运专业户马文秀、单发俊；牛羊屠宰专业户单志芳、米正清；土豆加工专业户赵玉福、咸发明；交通运输专业户单晓军等都是这个阶层中的代表人物。“专业户阶层”的基本特点是：第一，从业方式已从农业生产领域转向非农生产领域。第二，生活普遍比较富裕，是村庄里的高收入群体。第三，眼界开阔、头脑灵活、能吃苦，因而受到村民们的尊重。第四，是许多新职业的开创者，具有很强的开放意识，和外界联系广泛，代表着村庄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总趋势。“专业户阶层”的形成对现有的村落政治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们在各类经营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见识和才能，使人们对其在带领大家勤劳致富等方面的期望值普遍提高，村民和地方政府对“专业户阶层”中担任村庄管理的人表现出较高的支持率和信任度。该阶层中的一些人，如单发俊、单志芳、单云杰等已经担任村支书、村主任等职务，成为村庄事务的决策者。

图10-1　单家集土地改革前后的阶层变化对比

2.贫富分化。经济精英阶层的崛起和村庄内部的劳动分工变化，改变了村民的就业结构，不同行业的收入结构对农民收入产生了很大影响，带来了阶层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贫富分化。在单家集，以“专业户阶层”为代表、主要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家庭已迈向小康生活，而一部分从事单一农业生产的家庭和残缺家庭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一部分人在发展，另一部分还停留在原来的生活水平上，从而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对村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给予较多关注，在问卷调查中设计了两个相关问题：一个是把村民的生活水平分为富裕、比较富裕、温饱、贫穷四个层次，然后请被访者自我评估他家的生活水平处在其中的哪个层次上。另一个问题是直接询问被访者2003年度的家庭人均纯收入，考虑到村民们普遍有不愿“露富”的心理，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了问卷的最后。将被访者的主观评价和问卷中的数据信息相对照可以看出，该村富裕、比较富裕、温饱、贫困四种生活水平家庭的比例大致分别占21%、31%、37%和11%，其中富裕型家庭的年人均纯收入在3000～12000元之间，比较富裕家庭的年人均纯收入在1500～3000元之间，温饱型家庭的年人均纯收入在800～1500元之间，贫困型家庭的年人均纯收入在300～800元之间。

单家集整体上是一个小康村，但村庄内部的贫富差距是一个客观存在，如果以富裕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的中间值7000元和贫困型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的中间值500元作比较，则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之间的收入水平相差14倍。笔者在调查期间走访了几家贫困户，这里摘录我和单北第四村民小组单贵的一段对话，从中我们可以对单家集贫困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心态有所了解。

笔者：你家的院子和房子看起来都不是很宽敞。

单贵：院子是我成家后父亲给我隔出来的一小部分，房子小是因为没钱盖。

笔者：你们单家集是小康村。

单贵：单家集有富人，但如果说单家集的每家人顿顿有肉吃，那是假的。

单妻：单北去年还有四家人要着吃呢。(www.xing528.com)

单贵：来单家集参观的人走的都是富家，你咋还到我们家来了？

笔者：我富家、穷家都参观。

笔者：你除了种地还干点啥吗？

单贵：我主要是种地，除了种自己家的地，还包了2亩地。

笔者：这样能增加收入吗？

单贵：不行，去年亩产800斤，每亩给主家缴190斤，但种地的所有花费都是我出，最多能混饱肚子。

笔者：村里人有的宰牛、有的贩皮子，你为啥不干这些？

单贵：没本钱。做这些生意最少得五六千元的本钱，我没有本钱。

笔者：不是可以贷扶贫款吗？

单贵：给你说实话，来的扶贫款扶的是富人，我们穷人没拿上。再说，贷3000元，给人要抽500元。

笔者：你家里的光阴一直这么紧吗？

单贵：原来还可以，后来我的一个娃娃生下来有心脏病，治病花了5000元，对我的家庭生活影响很大，以后日子越过越紧。

笔者：一家子人的吃穿不发愁吧？

单贵：不怕你笑话，我们家很少买大米吃，买50斤大米，10天就吃完了，因为平时很少吃。

单妻：我结婚十多年，很少自己买衣服。我姐姐光阴好，常把她穿旧的衣服给我穿。

和单贵一直聊到中午时分，单贵的妻子很热情，执意让我在她家吃中午饭，中午饭是馒头和茭瓜炒粉条，味道挺好的，但菜里面没有肉，馒头是用比较粗的面粉制作的。在我访问过的贫困户中，单贵还不算是最穷的。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穷人在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日趋边缘化，由于缺乏资金，很多家庭只能不断重复简单的农业再生产。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无法分享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比如村子里通了有线电视和电话，但穷人难以分享这些便利。由此看来，如何保证穷人受益和培养他们自立的能力应成为党和政府制定农村发展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