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出韦伯式圈套？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

1984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学家罗威廉（William T.Rowe）教授发表了城市史研究的专著——《汉口：1786—1889年中国城市中的商业与社会》，在《导言》中，罗威廉教授指出，尽管中国社会史领域中涌现出了诸如Rhoads Murphey的上海史研究路径，Lieberthal 探讨天津史的著作，但基本的阐释取向与分析方式是片断和零碎的，对中国城市复杂的社会和制度的把握尚未达于Geertz 之于印度城市，Laidus 之于中世纪穆斯林城市的整体水平。汉口研究将力求提供一个较完整的中国城市分析图景。不言而喻的是，建构一个新框架的前提必然使罗威廉面临着对以往城市研究范式的批判与择取。罗威廉显然已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开篇就着意把破除所谓的“韦伯神话”作为其汉口研究中的核心论域。因为在韦伯看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只不过为西方城市从“传统的”（traditional）向“理性的”（rational）结构转变提供了一个对应物和价值参照系。

书中集中摄取马克斯·韦伯中国城市研究范式中的三大弊端予以批评，这三大弊端是：（1）韦伯过于强调“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界分状态，忽略县级以下市场中心的重要性或县、省、帝国层次之间社会条件的潜在差异；（2）韦伯以“政治”与“经济”功能界分中西城市，忽略了中国城市的多样化特征，例如，作为制造业城市的景德镇就不会符合韦伯的范式预设；（3）韦伯认为中国城市时间自宋代以后就处于绝对休眠状态，此状态一直延伸到十九世纪西方势力涌入之前，从而忽视了中国社会结构内部动力机制的存在。城市比较研究只是“韦伯式问题”的一小部分，韦伯以后的汉学家对此作出的回应也反映在三个层次上，他们强调中国城市在中世纪以后持续的历史发展；强调中国城市自身广泛的地理和人文渊源特征；强调近世中国城市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的首位作用。^[1]

其实，正如有的学者所论，所谓“韦伯式问题”本身包含的理论预设与逻辑推演具有相当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性。就韦伯的本意而言，他几乎一生都在倾注其全部的理论热情论证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萌发与示范作用的普世性特征，即使是在研究非西方文明时，他也不会忘记时时探究估测其演化形态是否会适合于他手中“资本主义精神”这把如测量模具一样通用标尺的刻度。在东方包括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一个“韦伯式的圈套”，韦伯的中国学著作《儒教与道教》曾经明确地把“儒教”置于“清教”模本的既定价值预设中进行比附，进而得出了中国历史中缺乏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理性形式和伦理基础的结论。如果仅视其为一个东西方比较的个案命题似可不必深究，但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取向却构成了一个普遍的理论圈套，笼罩住了不少学人的思维视界。此结论显示出来的逻辑明语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迟缓发生，是因为资本主义要素缺席的结果；而其背后所屡屡暗示出来的逻辑潜语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是西方的原创形态，东方乃至近世中国存在的资本主义要素是西方嫁接的结果。其逻辑圈套的最终蕴意是，即使从历史情境中反向证明中国存在一个资本主义式的理性基因，也不过是在满足了民族主义感情之后验证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西方发明权，这从根本上无法逾出韦伯的价值观魔掌。20世纪以来，落入“韦伯式圈套”之中的学者可谓不计其数，其中近期较典型的例子可举出余英时教授。余英时在其精心撰述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运用大量史料反向证明近世中国商人的思想与行为中不乏类同于西式清教的轨范，其用意自然是借助东方四小龙的现实经验，寻觅东亚现代化成功的历史因缘，希求击破韦伯西式“理想类型”的垄断壁垒。然而他的运思路径恰恰是韦伯式的，其论式是“中国社会结构在近世以前已存蓄着西式现代性的因子”而并非是“中国传统形态中存在一个非西方意义上的可诱发独特的区域现代化的自足要素”。由此一来，本意是想证明东亚传统的独异性，却反而成为韦伯式论题的一个合理性注脚。(www.xing528.com)

以“韦伯式圈套”审视罗威廉第一部著作中的汉口研究，我们发现其论域指涉仍是类似于余英时教授的“逆向反证法”。如其中引述大量证据指明汉口并不缺乏西方城市所具有的“近代性”（modernity），已具备对长距离贸易管理的核心作用，及类似于西方的都市化空间的拓展等等，而不仅仅如韦伯所说只是具有军事城堡的功能，因为汉口的城墙在很晚才建筑起来。也许是意识到了频涉韦伯式问题易陷于循环式的探索险境，罗威廉在其关于汉口的第二本著作《汉口：1796—1895年中国城市中的冲突与社团》中完成了一次语式分析的转换，即借助“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社会学范畴进行城市结构的解剖。“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看，社会与国家在概念上的分野均是其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正是因为这些概念在阐释“国家”与“社会”界域方面的实用效果，以至于自从哈贝马斯的名著《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换》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转译成英文以后，“市民社会”的分析框架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打入了美国学界的主流话语之中而成为某种理论时尚。

美国学界第一个用“公共领域”一词描述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的人是R.Keith Schoppa，他在《中国精英与政治变化》（1982）一书中径直以“公共领域”作为分析工具。^[2]罗威廉教授的第二本汉口研究著作也是建基于对国家—社会互动分合的理念探究之上的，只不过他是以历史实证的方式表达出来，注重的是一种所谓“事实上的公共领域”（de facto public sphere）^[3]。和不少学者一样，罗威廉始终反对把“市民社会”概念变成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工具，因此也始终把它限定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描述。在第一本著作中，罗威廉已经发现，在承担福利和慈善行为方面，汉口于太平天国战后社区服务范围令人瞩目的扩展和动议权从国家工具向居民与自治精英社团的转移，都以非官方的公共利益的名义才得以进行。在第二本著作中，罗威廉则已自觉地运用“公共领域”的概念去统摄把握近世汉口的大量史料，以使之趋于观念上的有序化。纵观全书，其行文中呈现出来的反“韦伯式圈套”的逻辑理路是清晰可辨的，但仍然可以感觉到作者并未真正逾越西方中心论传统所设置的目的论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