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均衡”与平稳增长状态”在经济中的关系

在经济变动的背景下，一般均衡被理解为经济的相对稳定。如果用增长率来衡量，这种“稳定”一般并不是指零增长。实际上，零增长一般被视为是难以接受的。经济学家们心目中的正常状态和稳定状态，系指某个不高的增长率或增长率区间。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们有时候实际上是把某种平稳增长的经济视作一种“一般均衡状态”的。这被称作“均衡增长”——尽管这种用法相对不那么常见。为了使我们的讨论尽可能地详尽和圆满，不妨把这种情况也包括在内。

经济学家们显然已经认识到，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某种“不可避免性”，因而它是一种“常态”而不是意外事件。可是，遗憾的是，许多人并没有顺着这个问题想下去，却仍然把静态的一般均衡模型奉为标准理论。在传统上，持续增长用资本积累来进行解释，知识作为一种资本被含含糊糊地、若有若无地包含在某些论述中。而在严格的模型中，知识一般并不被考虑，或者，只是被片断地、肤浅地做某些处理。算法理论是真正使知识成为核心分析要素的理论。在算法框架下，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增长与发展问题。

资本积累理论的含义是，一代人贡献给世界的东西比他们所消耗的东西多，所以，他们遗留给后代的东西的价值是正的，而不是零或负值。后代的生产活动所依凭的资本越来越多，其产量也就越来越大，可享受的福利也就越来越高。然而，作为前辈遗产的资本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呢？如果是物质的，一个比较自然的推测是，我们身边的有形资本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事实，不过它表现得并不很明显。有形物体大都只具有有限的寿命，经过一段使用期之后，其中的大部分都会被废弃。少数留存下来的，则成为“文物”而被保护起来。假如有形财富的积累是导致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们一定会感到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拥挤。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反之，如果把增长与发展的原因更多地归结到精神因素上，则相关的解释要容易得多。

知识不会因为使用而减少（这是“新增长学派”所强调的），也不会因为积累而显著地占用空间。前辈发现和使用了某种知识之后，再把它流传下来，既有利于后代，又不减少前辈们自身的福利。所以，与物质资本相比，知识的传承对于发展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来解释发展，可以研究知识记录与传播的情况，研究相关技术手段的改进。近代以来，知识发展似乎具有加速的趋势；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把其中的原因归结为知识记录技术的进步。此外，算法理论可以清楚地显示，创新是如何成为一种常规现象的。无论信息推动型创新，还是算法改良型创新，都会自然地、不停歇地发生。人们对于既有技术的使用总是越来越熟练，人们也总是有意识地推动各种有利于知识发展的积极因素。这些都与持续增长现象高度吻合。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识到，无论经济秩序的达成还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人们在遵守传统、模仿他人以及简单地、盲目地接受某些知识，那么也就可以理解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所在，进而预见到，各种意外的“冲击”也就都有可能导致灾难。以农业生产为例。各种生产条件主要是为常规天气所准备的，所以，在某些年头，不管发生雨水过多或过少，雨季过早或过迟，都会发生灾难。农民为极端天气所做的准备总是不如常规天气那样充分，那样运转顺利。经济增长的道理也是这样。某些外部冲击即使从长期来看是有利的，短期内也可能会引起灾难。(www.xing528.com)

导致增长率不稳定的原因还在于结构性方面。人类是比大多数存在物更为活跃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如果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把经济增长主要理解为世界的局部地方（也即人类所在的地方以及人类所工作的对象）发生了简单的数量膨胀，这就好比人身上的某个器官越长越大。依照常理来推测，这种局部变化早晚将会引起结构崩坏和结构调整。要想完全避免这一点，除非每时每刻复制一个结构完全相同的迷你世界——然而这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把经济学带到了一个早已被哲学和其他学科所承认的基本道理之中，即变化通常意指结构与数量的交互改变。结构的崩塌与重建都需要消耗资源，这就会引起单纯用于普通商品生产的资源不足，进而导致以商品数量来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算法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这样一条基本原理，即一般说来，经济增长绝不会一直是匀速的，它将会包含暴涨暴跌的过程；在经济增长速度的跌落中，可能会伴随着结构性重建，而后者一般难以用货币来衡量。“发展”这个概念应当同时包括量与质两个方面，包括货币性的量度与非货币性的量度。这个原理与对“价格至上论”的破除是相互一致的。

中国与俄罗斯经济社会的转轨过程可以用来恰切地说明这个原理。在20 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崩塌伴随着激烈的政治与社会变动，这是商品数量上的下降，也是结构性的重建；如果不注意到后一个过程，也就无法说明本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与之相反，中国的发展战略是，在经济增长中试图进行小型的结构重建，以便维持宏观表现的持续稳定。这两种发展的轨迹具有明显的“殊途同归”的特征。无论中国的方式最终是否成功，结构与数量之间的替代关系、以及增长速度的可变性在这里都表现得十分鲜明。

增长速度的可变性还可以从冲突与斗争中得到说明。我们不能只是用“和谐一致”的眼光来看待任何一个表面上比较稳定的社会。社会总是包含着内部冲突。在稳定的社会中，冲突都是小型的，并且及时地被相反的力量对冲掉了；这是其宏观上得以维持稳定的原因。但是，矛盾的处理也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即人们相互串联，结成大型组织，这些大型组织之间进行“大决战”。大决战无法及时被相反的力量所对冲，就会导致商品产量急剧下降，物质财富遭到破坏。大决战大幅度地、批量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这又会导致战后的强劲复苏。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就是这样的例子。无须再重复说明，战争毁灭的是少数人口与物质财富；由于知识以网络化的方式存在于社会之中，一般不会被战争严重毁坏，因此战后的重建才会进行得比较迅速。

主流学者认为人们可以预见未来，因此可以把演进的路线安排妥当。可是，由于注意力的局限性，任何人所看到的“远处”，都不会太远。人们通常连眼前的事情都不会安排得十分妥帖，何况于未来？加上人际的意见分歧，所谓的“长治久安”或一劳永逸，也就只能是一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