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均衡：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与增长率限制

“稳定的增长率”只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种“接地气”的诠释。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本意是把新古典理论所认为的内含于经济体系中的“机制”延伸到时间维度上。在完备理性的预设之下，由于已经没有其他什么重要的议题值得讨论了，所以也就只能集中于数量性的“增长”方面。标准的说法是要寻找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例如大道理论）。借助于包括“价格至上论”在内的各种“准备”，一切结构问题最后都化约、集中和收敛于单一的经济增长率。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增长问题不仅不再成为均衡论的障碍，反而成为了它的支持力量。虽然经过这条渠道所提供的直接支持是有限的（例如由此发现的“人力资本”弄巧成拙地成为新古典理论的反面证据），但是，暗示的意味极其浓厚，诸如“最优增长路径”之类的东西给经济学的受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长期地支撑着已经在他们内心扎根的新古典主义观念。

不仅如此。随着对新古典主义批判的深入，又隐隐约约地发展出了另一种辩护的论调。鉴于函数关系最初被设想为比较简单和固定的形式，新的辩护方式是把某些原来被视为固定的东西重新认定为可变的，也即把常量重新设为变量（例如“新增长理论”，将在3.9.3 节展开评论）。用数学语言来说，就是把低阶的函数进一步“高阶化”。先研究比较直接的关系，再研究暂时不变的部分的变动。由于高阶函数通过换算可以再次转化为低阶的函数，于是，任何不变部分的变动归根到底也就不再成为问题。换言之，相关的挑战又一次被“化解”了。

可是，把上述看似平淡无奇的数学道理转化为关于解释经济现实的日常语言，其含义是惊人的！这种惊人的含义通常不被警觉到。这就是：创新对于新古典框架不再具有摧毁性了。研究增长的学者们现在可以允许技术不断地进步了，办法不是以往的那种视技术进步为外来冲击的做法，而是假设一部分收入投入到了技术研发方面，于是创新就是内生的，就会有规律地出现新技术（这个道理是有说服力的）；然后，再假设一个诸如“技术进步函数”之类的东西，附加到原有的模型上。由此引起的后果似乎是计算只是更加复杂了一些，基本的观念、方法与框架似乎可以仍然维持不变。增长率也是如此。增长率现在也是可变的，只要在特定的假设之下符合“不后悔”“无套利”之类的原则就行了。

扩而大之，这种方法似乎可以用来对付任何针对新古典的责难。按照这种逻辑，算法理论也可以被狙击，成为又一个“失败的挑战者”。因为，创新在算法框架下的确是内生的，那么，也可以设定关于创新的“函数”。同理，算法框架下有冲突，似乎也就可以设定关于冲突的“函数”，等等。总之，算法理论将再次被“吸收”，新古典理论看上去将继续“长生不老”。

这是一种极端的、根深蒂固的唯理论与决定论观念。这种观念就是坚持相信，世界的变动趋势具有超越于人类认识的确定性，这是因为变动是某一股已经存在在先的力量所支配的结果。即使对于人类社会，道理也是如此。倘若过去所认识的规律比较肤浅和简单的话，那么现在只需要加以深化和复杂化——但不能否认规律的“客观存在性”。这种观念显然也可以在函数问题上让步：假如规律不能表示为一般的、理想的函数，那也可以表示为特殊的函数；即使再不能表示为特殊的函数，那也可以运用其他方法（例如文字）来进行表述。按照这样的观念，“指令＋信息”可能也不过只是表述“规律”的某种方式而已。显然，因为这种观念似乎总能“说得通”，所以主流学者们时至如今仍然心无旁骛地固守着数学的阵地。

既然“高阶”的规律被认为可以化为“一阶”（这个观点的普遍适用性应该是有疑问的）的，那么，对于这种辩护词的反驳也就可以在原则上继续维持不变。下面再略微补充说明几点。(www.xing528.com)

1.即使附加高阶函数的方法是可以接受的，其后的计算（由于组合爆炸的存在）也是复杂无比的，因此我们可以注意到，即使擅长数学的增长经济学家们也需要继续收窄相关的假设（初期的例子如“资本家不消费，工人不储蓄”等），只能演绎出某些特殊的结论。对于普通当事人来说，当然更是望尘莫及的。所以，新古典框架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别的，正是它的（作为理论主体部分的）演绎过程本身。

2.假如脱离了函数，退守到仅仅相信多样化的“规律”的存在——包括承认有限理性、有限计算速度等算法因素的话——就等于承认模型运行的结果可能将会（除非指出我们的论证错误）大大脱离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设想的情形，包括承认主观性、无知、冲突、多元性、危机、倒退等一切算法式的结论。例如，对于主观性的发生，新古典学者可以说“这里必然地发生‘不能确定结果’这样一种‘规律’”——也即我们所说的“高阶的规律”。那么，按照实证的原则，新古典的方法将与算法的方法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可能的）论辩对手是否需要这样来立论呢？这是他们自己需要考虑的。

3.鉴于增长问题属于宏观的领域，诸多变量和概念都建立在统计学的基础上，那么，相关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需要寻找意识基础的。否则，所有的结论就都是不可靠的。那种脱离意识分析的、以“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的架势所建立的理论，倘若是社会性的，在原则上都不是理想的理论。这是因为当事人具有思想自由，他在主观意图上可以故意地违背任何预测——难道对于“规律”的故意违背也是一种规律吗？如前所述，社会科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干预或重塑思想、观念、意图等；倘若把这些东西看成机械的、冷冰冰的、与我无关的对象，则社会科学自身也就不必存在了。用俗话来说，社会科学不可以总是对当事人说“你将会如何如何”，这样的话语当事人归根到底是拒斥的和反感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4.我们再来算法式地解释一下均衡论为什么常常显示出某些优势。首先，如同3.8.2 节对于回归分析所做的算法式解读一样，主要由知识存量所支配的当事人，经常会自然地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把任何边际性的改变与偏离（例如创新）都视为“异类”，而把存量知识所指引的方向视为“常态”。这不过是知识存量与迂回生产方法“作祟”的结果。用俗话来说，就是“要从自身找原因”。其次，均衡并不是一下子达到的，实际上它是某些真实的知识发展过程与收敛过程的结果（之一）。所以，对于任何处于时空环境中的受众而言，支撑新古典均衡的知识大都是他们截至当时所拥有的最高知识，“均衡”则是他们按照这些知识进行推测之后能够同意的理想结果。所以，“均衡”总是如影随形地站在与受众相同的（或者略微靠前一点的）位置。这是一个很有利的位置。因为受众们已经支付了获得这些知识的代价，他们已经对之淡忘了，而他们使用这些知识的代价当然就更容易遭到忽视了。于是，他们不仅相信自己的看法是“最优的”，而且相信别人也都很容易具有同样的看法。这就导致了“均衡”与“忽略计算时间”之间的相互证明与相互加强。然而，知识的无限发展性不是通过证明“当前的某个具体知识不是最优”的方式进行的，这种证明是很难具有说服力的。这种证明要么是理论性的（例如算法理论），要么则需要对于长期历史的观察与总结。人们一边认同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高知识，一边需要同时对于这些知识消亡的前景有所认同。这就是一种二元化的“算法的态度”。——顺便再提醒一下，新古典学者们其实经常是通过演示“逻辑的确定性”（而不是经验的确定性）来偷梁换柱般地强化受众的信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