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与转型：新兴大国的路径

第4章　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转型路径

4.1　增长的困境

21世纪以来，金砖国家整体平均经济以超过6%的速率增长，受到全球瞩目。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3 185亿美元，经济总量全球排名第二位；巴西达到24 767亿美元，经济总量全球排名第六位；俄罗斯达到18 578亿美元，经济总量全球排名第九位；印度达到18 480亿美元，经济总量全球排名第十位；南非达到4 082亿美元，经济总量全球排名第29位；金砖国家GDP总值约占全球GDP总值的20%。“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0.6%上升至2000年的13.1%及2010年的60%多，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然而，近年来金砖国家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所带来的弊端，却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一是粗放型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巨大且不可持续。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测算，金砖国家每千美元GDP产出能耗的平均值为2.44吨标准煤，是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四国平均值的1.9倍；每1美元GDP（购买力平价折算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平均值为0.7千克，是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四国平均值的2.3倍（见表4.1和表4.2）。二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部市场，致使经济波动性加剧。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测算，金砖国家整体经济增长波动率为2.56，高于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四国平均波动2.34的水平（详细情况见表4.3）。从外贸出口依存度来看，金砖国家整体的外贸出口依存度为0.29，高于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四国平均波动0.25的水平，尤其是大大高于美国和日本两国平均0.12的水平（详细情况见表4.4）。

近年来，面对经济可持续和内外均衡发展的约束，“金砖国家”也慢慢意识到高能耗、高投入，过度依赖本国能源资源和初级产品外部出口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纷纷从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可持续和内外均衡的经济发展。中国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将“转方式、调整结构、扩内需、保增长”作为经济转型发展的首要任务，多次在重要会议上指出: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不断增强经济长期发展后劲。俄罗斯在《2008年前工作基本方针》和《2005—2008年社会经济发展中期纲要》中提出:必须从地租经济向发展经济转变。这种发展经济必须建立在创新、人力资本、高技术和自由经营的基础上。要优化经济结构，在GDP的增长上，增大内需的贡献率，降低外需的贡献率；在本国生产中，增大加工工业部门的贡献率，降低原材料部门的贡献率；在加工工业部门中，增大高新技术产业的贡献率，降低传统产业部门贡献率。巴西政府在面对2007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经济增长低迷、国际市场不断萎缩的情况下，2013年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靠投资内需促进发展的经济政策目标。2004年印度辛格政府执政以来，也在不断推动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优先发展信息、金融等技术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投入。1994年南非新政府成立以来，也建立起了面向全体人民的较为系统的科技创新体系。根据南非国家研究基金会2008—2015年愿景（战略规划），今后7年，南非政府科研资助将实现从需求驱动型向战略推动型的功能性重大转变，以促进本国向知识经济转型。尽管“金砖国家”针对本国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但是并未形成系统性的经济转型思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鉴于此，有必要深入研究“金砖国家”的自身特点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客观规律，为“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转型路径选择提供借鉴。

表4.1　2010年金砖国家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及科技投入情况比较

注:各国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因一些指标项2010年的数据缺失，以括号中年份的数据作为代表。

表4.2　2010年发达大国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及科技投入情况比较

注:同表4.1。

表4.3　金砖国家与发达大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平稳性量度

注:各国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标准离差根据离差公式计算得出，代表各国经济波动情况。

表4.4　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外贸出口依存度

续表

注:各国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4.2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创新与经济效率型增长

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较早被人们所认识。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索罗外生经济增长模型，到以罗默、卢卡斯、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无不表明科学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在国内外关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创新、经济转型增长三者关系的现有研究中，大多数研究偏重于其中二者的关系的研究，如一些学者将技术因素引入生产函数，就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测算和解释（Solow，1957；Denision，1960，1987；Howitt，1998；顾新一，1988；张国富，1997；沈坤荣；胡凡，1999；吉川洋，2001；夏杰长，2002；陈伟、罗来明，2002；蒋佩晔，2006），一些学者就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关系进行了专门讨论（权贤佐，1997；范泽孟，徐建华，2002；钱水土；周永涛，2011；蔡荣生；刘传扬，2012），另一些学者就高新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英定文，1996；孙宝文，2002；沈坤荣，马昀，2002；孟伟，2008；王春明，2009；王敏晰，2010）。然而，除上述研究外，也有部分学者就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曹新，1997；李卫兵，2008；刘伟，张辉，2008；黄茂兴，李军军，2009；任小军，2011）。本节将在全面分析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创新、经济转型增长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基础上，以美国和日本等技术发达国家作为研究比较对象，考察这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以期为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与转型的技术路径选择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4.2.1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创新与经济效率型增长的机理

1.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和创新的促进作用

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产业创新，都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没有技术创新的实现过程，就不会有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新产业的出现。当行业中的所有企业基于比较优势均能持续采用新技术完成自身产品的升级或生产新产品时，整个产业的升级和创新过程将持续进行。

2.产业升级和创新对经济转型增长的促进作用

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的本质反映了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产业升级和创新本身就意味着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或产品质量的改善，企业采用新技术生产可以使同样的要素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品或产出，体现了节约资源的本质；第二，产业升级和创新反映了人们现实需要，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或改善原有产品功能，能够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并且能够被人们普遍接受，市场价值能够迅速实现。因此，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能转变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增长。

3.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创新的推进作用

当一国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得到满足时，人们对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低技术水平运行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会越来越厌恶并加以摒弃。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需求选择，倒逼企业采用新技术节能降耗，生产出优质和创新产品，从而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另一方面，人们将主动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以使企业更好地研发出先进的生产生活技术，主动促使和加速产业的升级和创新。

总之，技术创新的具体结果表现为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而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承载了技术创新的内涵特征，这种内涵特征与经济转型增长的内在要求具有耦合性。反过来，经济的不断增长也要求加快技术创新的力度与产业升级和创新的速度，并通过主动投入和需求倒逼机制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技术创新到产业升级和创新，再到经济转型增长，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促进循环关系。

图4.1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创新与经济效率型增长的机理关系

4.2.2　金砖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创新推动经济效率型增长现状

1.金砖国家技术创新现状

技术创新反映的是一种技术创造活动过程，其本身无法进行国际比较，但判断一国技术创新程度高低可以利用技术创新的投入指标或中间产出指标，如R＆D投入、科技活动人员数、发明专利数等指标来间接反映。表4.5、表4.6和表4.7分别利用R＆D投入占本国GDP比重、R＆D部门每百万人中研究员人数、居民专利技术申请量等三项指标反映金砖国家近10多年来的技术创新现状。

表4.5　金砖国家R＆D投入占本国GDP比重

续表

注:“—”表示该年份数据缺失。

表4.6　金砖国家R＆D部门每百万人中研究员人数

注:“—”表示该年份数据缺失。

表4.7　金砖国家居民专利技术申请量

表4.5反映金砖国家对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从表4.5可以看出，金砖国家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基本上呈逐年上升趋势（除俄罗斯有所回落外）。表4.6反映了金砖国家技术创新的基础。从表4.6可以看出，俄罗斯技术创新人才尽管呈下降趋势，但由于原苏联是一个科技强国，故基础最好；中国、巴西、南非、印度次之，但技术创新均呈上升趋势发展。表4.7反映金砖国家技术创新的中间产出水平。从表4.7可以看出，中国的技术创新中间产出水平最高，呈逐年上升趋势；俄罗斯次之，呈波浪形发展；印度再次之，呈逐年上升趋势；巴西和南非依次排第四位和第五位，呈波浪形发展。

2.金砖国家产业发展水平现状

陈佳贵和黄群慧（2009）认为，从行业角度衡量工业现代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可分为效率、结构和环保三大方面，分别可用行业效率、技术的先进性、国际化水平、产业组织合理化水平、信息化水平、企业管理科学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等七类指标来进行评价。根据陈佳贵和黄群慧的思路，从行业角度衡量农业和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也可用该评价指标体系来完成，即借助陈佳贵和黄群慧的评价方法，金砖国家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水平与国际最先进的发展标准相比较的差距均可反映出来。由于金砖国家各行业的指标数据缺乏，无法对所有金砖国家国民经济各行业进行有效测度评价，但陈佳贵和黄群慧对中国15个重点工业行业现代化水平的测度，在一定程度了也说明了金砖国家目前的产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金砖国家的产业升级还存在巨大空间。

当然，除了通过测度产业的现代化水平来反映一国产业发展水平之外，也可通过高技术产业产品出口份额来间接反映一国产业发展水平。如果一国产业发展水平越高，那么在出口额中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必然越多。表4.8反映的是金砖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与本国制造业出口额及全部出口额所占比重情况。从1996年到2010年期间，金砖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本国制造业出口比重和全部出口额比重均有一个先升后降的缓慢发展趋势。金砖五国中，除中国外，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占本国制造业出口比重和全部出口额比重均较低，说明金砖国家制造业整体产业发展水平还处于较低层次。

表4.8　金砖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3.金砖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

高技术产业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创新产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对高技术产业发布的统计口径（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高技术产业主要包括核燃料加工、信息化学品制造、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公共软件服务等八大类。由于数据来源有限，本书无法对5个金砖国家的高技术产业产值进行精准的统计。但从中国对高技术产业的统计口径来看，高技术产业大多集中在制造业行业，为便于进行国际比较，本书只能利用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现有的统计指标数据，选取金砖国家的制造业总值减除食物、饮料、烟叶、纺织和衣服等5个行业的产值后的余值，作为衡量金砖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代理指标。从表4.9来看，金砖国家1996—2007年高技术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均在70%以上，并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但从绝对值来看，金砖国家的高技术产业产值参差不齐，中国高技术产值最高，印度、巴西次之，南非国家高技术产业产值最低，中国与南非国家高技术产业产值相差几十倍。

4.金砖国家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发展现状

技术创新会对一国所有产业带来升级效应，但由于产业或行业不同，技术创新助推产业或行业发展的效应也有所不同。本书利用生产函数Y＝F（A，K，L），通过计量分析，测度金砖国家技术创新对不同产业的影响。

（1）模型设定及数据指标说明。

生产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即Y＝AαKβLχμ，其中，Y表示产出，A代表现有技术水平，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μ表示随机干扰，α、β、χ分别代表技术产出的弹性、资本产出的弹性和劳动产出的弹性。测度“金砖国家”技术创新对不同产业发展的影响，即利用行业数据考察生产函数中α、β和χ的值。函数Y＝AαKβLχμ可变形为:ln Y＝αln A＋βln K＋χln L＋μ。Y表示各种产业的产出，这里主要考察农林牧副渔业（Y a）、制造业（Y m）、建筑业（Y c）、零售批发和餐饮住宿业（Y r）、运输存贮和通信业（Y t）、其他产业（Y o）等六大产业对技术创新的敏感程度；A为金砖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由于没有直接的技术水平统计指标，以金砖国家的居民专利技术申请量（patent）指标替代技术水平指标；K为金砖国家的总资本形成（capital）；L为金砖国家的劳动力投入（labor）。数据跨度为1996—2010年，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统计数据库。

（2）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Eviews6.0计量软件，分别得到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五国技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对各产业实际产出的影响。各国具体情况见表4.10至表4.14。

①中国。

通过对中国六大产业的计量分析，发现:资本对农林牧副渔业、建筑业、零售批发和餐饮住宿业和其他产业具有显著的影响；劳动对制造业、运输存贮和通信业具有显著的影响；技术对各产业均没有显著影响。

表4.10　中国技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对各产业产出的影响

续表

注:＊＊＊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②印度。

通过对印度六大产业的计量分析，发现:资本对制造业、建筑业和其他产业具有显著的影响；劳动对制造业有显著的负影响，对建筑业具有显著的影响；技术对制造业、建筑业均有显著影响。

表4.11　印度技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对各产业产出的影响

续表

注:同表4.10。

③巴西。

通过对巴西六大产业的计量分析，发现:资本对制造业、建筑业、零售批发和餐饮住宿业、运输存贮和通信业和其他产业具有显著的影响；劳动对农林牧副渔业、建筑业、零售批发和餐饮住宿业、运输存贮和通讯业、其他产业有显著的影响；技术对零售批发和餐饮住宿业有显著影响，对建筑业具有显著的负影响。

表4.12　巴西技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对各产业产出的影响

续表

注:同表4.10。

④俄罗斯。

通过对俄罗斯六大产业的计量分析，发现:资本对农林牧副渔业、建筑业、制造业、零售批发和餐饮住宿业、运输存贮和通信业、其他产业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劳动对其他产业具有显著的影响；技术对各产业均没有显著影响。

表4.13　俄罗斯技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对各产业产出的影响

续表

注:同表4.10。

⑤南非。

通过对南非六大产业的计量分析，发现:资本对建筑业、零售批发和餐饮住宿业和其他产业具有显著的影响；劳动对制造业、零售批发和餐饮住宿业、其他产业具有显著的影响；技术对各产业均没有显著影响。

表4.14　南非技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对各产业产出的影响

注:同表4.10。

5.金砖国家高技术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现状

利用本国高技术产业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可以发挥资源和能源节约优势，降低经济增长的物质要素投入，另一方面则可以利用产业的高附加值特点，推动本国经济增长。金砖国家自20世纪末以来开始注重经济增长的科技投入，高新技术产业占本国制造业中的比重均在70%以上，对本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15%以上，并呈现不断攀升趋势（见表4.15）。

表4.15　金砖国家高技术产业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注: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出。

4.2.3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推动经济效率型增长现状

为了更好地说明金砖国家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高技术产业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方面与技术发达国家的差距，本书对美国和日本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以期能为“金砖国家”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转型增长提供指引和经验借鉴。

1.美国和日本技术创新现状

美国和日本是全球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和日本在1980—1995年期间，全要素（技术）生产率年均增长分别为1.17%和0.8%，全要素（技术）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平均分别达到19%和27%（侯珺然，郭士信，2002）。2002—2006年日本制造业全要素（技术）生产率仍然保持0.6%年均增长速度（林秀梅、马明，2012）。由此可见，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美国和日本在科技创新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得益于美国和日本对科技创新的长期重视。根据近十年的统计，美国R＆D投入占本国GDP比重在2.6%—2.8%之间，日本则在2.8%—3.4%之间，其R＆D部门每百万人中研究员人数也保持在5 000人左右。由于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美国和日本的科技产出也非常可观，居民专利技术申请量每年保持在20万至30万件之间（详细情况见表4.16）。

表4.16　美国和日本技术创新现状

续表

注:“—”表示该年份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2.美国和日本产业发展现状

由于没有度量一国产业发展水平的直接指标，我们同样以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本国制造业出口比重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本国全部出口额比重两个间接指标来衡量美国和日本的产业发展水平。1996—2010年期间，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本国制造业出口比重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本国全部出口额比重平均分别为0.296和0.15，日本则分别为0.234和0.20（详细情况见表4.17），这充分说明美国和日本的产业升级力度非常大，产业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表4.17　美国和日本产业发展现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DI数据库。

3.美国和日本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

高技术产业发展是技术创新成果运用的直接结果。1996—2007年美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平均保持83.4%，占GDP的比重平均保持在12.8%，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绝对额为1 235 400亿美元；日本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平均保持在85.9%，占GDP比重平均保持17.8%，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绝对额为873 950亿美元。以上数据表明，美国和日本高技术产业发展已占据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详细情况见表4.18）。

表4.18　美国和日本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4.美国和日本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现状

（1）美国。

通过对美国六大产业的计量分析，发现资本对制造业、建筑业、零售批发和餐饮住宿业、运输存贮和通讯业、其他产业具有显著的影响；劳动对农林牧副渔业、制造业、运输存贮和通信业、其他产业具有显著的影响；技术对零售批发和餐饮住宿业、其他产业有显著影响。

表4.19　技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对美国各产业产出的影响

续表

注:同表4.10。

（2）日本。

通过对日本六大产业的计量分析，发现资本对建筑业、零售批发和餐饮住宿业、具有显著的影响；劳动对农林牧副渔业、建筑业具有显著的影响，对运输存贮和通信业、其他产业具有显著的负影响；技术对农林牧副渔业、运输存贮和通信业具有显著影响，对制造业具有显著的负影响。

表4.20　技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对日本各产业产出的影响

续表

注:同表4.10。

5.美国和日本高技术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现状

美国和日本高技术产业发展是两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996—2007年间，除个别年份的负增长之外，美国和日本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分别达到16.5%和45.1%（详细情况见表4.21）。因此，依靠技术创新、发展高技术产业已成为美国和日本推动经济增长的途径。

表4.21　美国和日本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www.xing528.com)

注: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出。

4.2.4　金砖国家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比较及经验启示

1.金砖国家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比较

“金砖国家”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无论是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以及高技术产业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

（1）在技术创新方面。如果以本国居民申请专利数量衡量一国技术创新程度，则美国是中国的2倍，是印度的45倍，是巴西的55倍，是俄罗斯的8倍，是南非的243倍；日本是中国的4倍，是印度的85倍，是巴西的103倍，是俄罗斯的15倍，是南非的456倍。当然，“金砖国家”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所存在的巨大差距，也可以归因于经费投入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从经费投入上看，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基本上是金砖国家的2—3倍；从人才培养上看，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力度也远远高于“金砖国家”。

（2）产业的升级高级化程度方面。如果以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本国制造业出口比重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本国全部出口比重两个指标来衡量一国产业升级高级化水平状况，美国这两个指标则分别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的1.3倍、4.6倍、2.4倍、2.6倍、4.8倍和0.8倍、5倍、3倍、7.5倍、7.5倍；日本这两个指标分别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的1.01倍、3.6倍、1.9倍、2.05倍、3.8倍和1.1倍、6.7倍、4倍、10倍、10倍。

（3）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如果以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衡量一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那么在1996—2007年间，美国和日本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平均比重为84.7%，高于金砖国家整体77.3%的平均水平；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平均比重为15.3%，与金砖国家整体15.7%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但从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绝对值比较，美国是中国的3.4倍、印度的20.4倍、巴西的16.3倍、南非的64.1倍，日本是中国的2.4倍、印度的14.4倍、巴西的11.5倍、南非的45.4倍。

（4）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方面。通过计量模型测算，技术创新正在显著影响美国和日本的各行各业，在美国的六大产业中，技术对零售批发和餐饮住宿业和其他产业具有显著影响。在日本的六大产业中，技术对农林牧副渔业、运输存贮和通信业具有显著影响，对制造业具有显著的负影响。但通过对金砖国家的六大产业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技术对中国、俄罗斯和南非三国的各行各业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印度的制造业、建筑业均有显著影响，在巴西，技术则对零售批发和餐饮住宿业有显著影响，但对建筑业具有显著的负影响。

（5）高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贡献。通过测算，在1996—2007年间，除个别年份的负增长之外，美国和日本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分别为16.5%和45.1%，两国平均贡献率为30.8%。而在此期间，中国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0%，印度为15%，巴西为13%，俄罗斯为24%，南非国14%，金砖国家平均为19.2%。由此可见，在美国和日本等技术发达国家，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远远高于“金砖国家”的整体水平。

2.美国和日本等技术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启示

首先，技术创新通过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增长是可行之路。从技术创新对国民经济各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高技术产业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途径推动经济增长的力度远远将金砖国家抛在身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实施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事实证明，依靠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来实现金砖国家的经济转型增长是可行的。

其次，切实通过有效途径实现技术追赶是金砖国家的当务之急。以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普遍成功经验，但由于金砖国家的技术起点、资源禀赋差异以及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意识偏差，导致了金砖国家难以发挥技术优势推动经济增长，普遍形成了目前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当前，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发展出一系列长远需要，包括保护生存生态环境、保证子孙后代发展等，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大大强化，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增长、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赶超迫在眉睫。首先，应加大科技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只有注重科技投入和人才培养，才能保证科技源源不断地创新，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助力。其次，加快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技术创新成果只有被成功转化应用，才能切实转化为生产力，推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4.2.5　金砖国家技术创新战略的实施对策

（1）强化国家技术创新长期战略意识的培育。

现代国家经济的竞争也就是技术的竞争。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在现代经济中以科技取胜，关键在于这些国家确立了长期的技术创新战略意识。美国1787年在宪法中就正式确定度量衡标准和采用知识产权制度，随后颁布的《美国专利法》和成立的联邦专利局，为19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的技术创新奠定了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基础。此后，美国科技政策一直鼓励教育和研究事业，支持、保护和鼓励民间机构对科技创新的自由探索——1862年的《土地赠与法案》、1870年的《知识产权法》、1890年和1914年的《反托拉斯法案》都体现了这一思想。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科技政策呈现出了向二战前开放政策的“回归”。1972年尼克松政府制定了《科技评估法》，确立了科技政策的地位，并开始认真对待技术创新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80年代，里根政府开始对创新的全过程给予重视，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明确鼓励私人部门的研究开发活动，实施了对企业研发活动的税收优惠，并通过“乌拉圭合约”加强世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90年代，美国政府注重国家创新系统及创新网络的构建，《美国技术报告》（1990）、《再投资法》（1992）、《加强小企业研究与发展法》（1992）、《国家合作研究与生产法》（1993）、《科学与国家利益》（1994）、《技术与国家政策》（1996）等从政策上加强政府对科技活动的引导和参与，鼓励产业界增加研发投资，强调系统短期效益目标。进入21世纪，美国的科技政策与战略又一次进行了重大调整。2005年，美国科学院发布了题为《站在风暴之上:为了辉煌的经济未来而激活调动美国》的国会咨询报告。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于2006年发布了《美国竞争力计划——在创新中领导世界》的计划报告。这些报告和法案再次显现了美国将基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作为长期战略目标。日本二战以后，科技事业处于停顿和落后的状态，为缩短与欧美国家在科技和经济上的差距，日本政府选择“技术引进”的科技发展战略，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引进国外技术达2.9万多项，并通过改进、补充和发展，将其变为“日本化”新技术。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科技战略由“技术模仿”逐步向“技术创造”转移。1980年，日本政府提出“科学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并制定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创造科学技术推进制度”等重要研究计划，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推动“产学研官”合作与交流。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这标志着日本科技政策进入重视基础研究和挑战创新的新阶段。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说明，一国政府只有长期贯彻以科技助推经济发展的战略，才能真正助推经济发展，带来质的飞跃。因此，在当前条件和环境下，金砖国家更需强化国家技术创新的长期战略意识，大力培育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科技创新意识，树立“技术立国、技术强企、技术利民”的统一理念，形成全民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

（2）夯实技术创新的保障基础。

技术创新是一项具有高风险性的创新活动，一国仅有技术创新的战略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夯牢基础。一是研发经费投入必须得到有效保障。为使技术研发经费得到充分保障，一方面要求政府加大科技活动的财政预算，尤其是服务于民生公共领域或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核心技术研发领域，由政府全额投资，自主研发。另一方面，应充分调动企业和个人的自主研发主体的积极性，尤其是企业主体的技术研发积极性，以政策和资金引导，加大企业资金的科技投入，充分保障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二是技术创新的人才必须得到充分保障。技术创新是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开展的一项复杂智力活动。在这项活动中，高级专业人才是第一位的，离开了人才的支持，技术创新活动就无从谈起。当前，“金砖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还存在巨大的差距，普通劳动者的技能素质更是存在明显区别，这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为此，“金砖国家”一方面必须重视本国教育，优化本国的教育体系和架构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应加快完善科技人才的在职培训体系。三是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必须得到充分保障。技术创新是一项对社会具有正的外部性效应的活动，但对于微观主体而言，技术创新的成本可能大于收益。因此，刺激和鼓励微观主体科技创新活动的积极性，需要“金砖国家”科技政策的有效引导。这些科技政策包括利用财税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贴息支持；利用直接投资和金融政策，增加对新兴产业和企业的投资；利用政府公共服务政策，为企业提供科技信息服务等。

（3）适时调整技术创新战略重点。

技术创新战略是一国根据本国国情和经济所处发展阶段，为获取技术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所确定的系列约定和行动。技术创新战略并非越超前越好，关键在于要适应本国国情和经济所处发展阶段。二战后的日本百废待兴，日本政府适时采取“技术引进”战略，并结合本国工业发展特点，对引进技术加以吸收、消化和改造，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化”新技术，短短20年便实现了经济的赶超。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采取“自主创新”战略，持续推动经济发展，经济总量始终稳居世界第二。韩国在50年代以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但经过50年的科技创新发展，已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典型代表，2006年韩国在半导体、手机、液晶显示技术、造船业竞争力名列世界第一，技术竞争力居世界第六，科学竞争力居世界第七。韩国创造令世人惊奇的“汉江奇迹”也与它在不同时段所采取的合适技术创新战略密不可分，1960—1980年期间，韩国采取了先进技术学习与模仿战略，1980—1990年期间，韩国采取了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1990—2000年期间，韩国采取自主研发与消化吸收并举战略，2000年以后，韩国转向了自主创新战略。世界技术后发赶超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在本国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合适的技术创新战略对一国技术的后发赶超至关重要。一国在加强前沿先进技术突破的同时，更要注重适用性技术的攻关、应用和扩散。当前，金砖国家技术发展整体还处于追赶技术先进国家的阶段，但金砖国家内部技术发展也不平衡，根据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显示，2010年在世界创新竞争力排名中，中国排名第14位，俄罗斯排名第28位，其后依次为巴西、南非和印度。由此可见，金砖国家整体的创新竞争力处于中等水平。金砖国家有必要根据本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技术创新战略。技术的复杂性和先进性并不能决定生产的有效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采取适用性的、多技术路径的、持续改进型的技术创新和发展战略模式对于“金砖国家”的生产制造能力提升更有意义（黄群慧、贺俊，2013）。金砖国家通过“技术改进”战略，一方面可以节约技术开发成本和技术赶超时间，另一方面可以迅速在本国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推广和应用，迅速形成本国企业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

（4）加快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技术转化为有效生产力必须加快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否则，技术创新就仅仅是纸上谈兵。技术发达国家普遍重视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转化和应用工作。德国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注重科研与生产的密切结合，如1896年伦琴刚刚阐明了他实验的结果，第二年德雷斯顿医院就安装了世界上第一台X光机。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促进技术成果转化的法案，如《拜杜法案》、《贝赫—多尔大学和小企业专利法》、《小企业创新开发法》、《联邦政府技术转让法》、《国家竞争力技术转让法》、《军转民、再投资和过渡援助法案》、《国家合作研究法》、《联邦技术转移法》、《小企业技术转移法》、《国家技术转让与促进法》，《联邦技术转让商业化法》、《技术转让商业化法》等，为美国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此外，美国政府还设立了如国家技术转让中心、区域技术转让中心、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等专门的服务机构和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并通过建立科技园区、专利转让科技成果、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等方式，扩大科技成果转化的途径。韩国2006年正式颁布实施了《国家研究开发事业成果评价及成果管理法》，从法律上明确了政府及研发主体在成果管理中的具体责任，加快了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工作。金砖国家在加快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过程中，一是要注意将技术创新与技术转化、推广、示范和应用紧密结合。在攻克前沿先进技术的同时，注重克服影响技术转化为生产效率的各类制度和管理不利因素，加强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环节中各级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社会组织、消费者、工程师、研发人员等各利益相关者的协调与协作，实现技术服务经济发展的各环节无缝对接。二是要注意将适用性先进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适用性先进技术是契合现有传统产业生产设备、设施和管理的一种本土化技术改进，一方面，开发适用性先进技术能继续发挥传统产业现有设备的生产能力，节约大量生产设备资本投入，另一方面，可以为传统产业的持续技术升级进一步奠定基础。通过适用性先进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改变传统产业的生命周期，使夕阳传统产业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朝阳产业。三是要注意将前沿性先进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前沿性先进技术特别是先进制造技术离不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而战略性新产业的发展又离不开前沿先进技术的推动。前沿性先进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一方面发展了本国的前沿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推进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二者互推互利，有利于本国经济效率型增长。

4.3　内需引导、结构调整与经济平稳型增长

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力量。任何产出只有被有效转化为现实需求，其产品价值才能最终实现，经济才能得以增长。按照支出法分类，可以将GDP分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需求，其中，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被称为内需，净出口需求被称为外需。就国内外学者对“金砖国家”的需求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而言，其大多围绕需求、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之间其中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较少有学者研究需求、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联。金砖国家人口众多，国内消费需求巨大，这是其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本节将重点阐述大国内需如何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与转型的机理，并在实证分析“金砖国家”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发挥国内需求优势来达到本国经济增长与转型的目的。

4.3.1　内需引导、结构调整与经济平稳型增长的机理

进入21世纪，金砖国家均在谋求转型增长，但如何结合自身的禀赋和优势，寻求本国经济平稳增长的路径却是“金砖国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金砖国家具有的人口和国内市场优势，使得超大规模国家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可以形成一种内生的发展能力，从而较好地推动经济自主协调发展（欧阳峣，2013）。

（1）内需引导产业结构平稳变迁，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健性基础。

保持一国经济长期平稳增长的前提条件是一国必须拥有健全的产业体系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健全的产业体系和合理的产业结构犹如高速战机所必需的性能优良的发动机，可以为经济的平稳增长提供一个可靠的核心保障。但保障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产业结构具有时效性，即在经济增长的不同时期，前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和产业体系可能在后期反而阻碍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产业体系和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及时调整。但影响产业结构的变迁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傅家荣（1998）认为消费需求结构是产业结构演进的根本动因，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契合本国需求因素的变动，尤其是国内消费需求的变化。一些国家特别是小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以“出口导向”为经济增长的战略重点，依托外需构建了本国外向经济型产业体系并组织生产，在外部经济繁荣期，能取得本国经济连续增长，但一遇到全球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由于本国产业体系缺乏层次性、梯度性，则无法快速有效对接国内市场需求，经济增长就会处于崩溃边缘，如2007年金融危机后的冰岛、希腊等国家。金砖国家人口众多，市场需求旺盛，完全可以依赖内需构建独立完备的产业体系，并结合工业化进程合理、逐步、有效地引导完成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变迁，为本国经济平稳增长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2）内需引导市场需求结构内向调整，增强经济增长的独立自主性。

发展经济需要依托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背景下，放弃国际市场就意味着失去重要生产资源、先进技术、外汇资金和外部竞争压力。但发展经济如果完全借助外部市场也不可取，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时，外部需求一旦萎靡，产品外销受阻，大批生产企业就会破产倒闭，以致对本国的经济平稳增长造成大的波动。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本国经济需要借助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的力量，科学处理两个市场的关系。大国可以凭借人口优势，充分挖掘国内需求市场潜力，将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转移到国内市场，同时，在科学确定本国经济外向度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合理调整贸易结构，加强对外投资，来减少外部市场对本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干扰。金砖国家是人口大国，完全可以通过国内消费引导本国经济增长的市场重心内向调整，从而减少外部市场的波动对本国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冲击。

总之，基于人口规模的潜在庞大的消费内需是推动金砖国家未来经济增长和转型的又一重要资源和优势，通过合理引导内需，建立健全本国产业体系、适时梯度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重心，可以确保本国经济平稳增长（其三者之间的机理关系见图4.2）。

图4.2　内需引导、结构调整与经济平稳型增长的机理关系

4.3.2　金砖国家市场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平稳型增长

1.引言

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是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低潮，金砖国家外部市场需求萎靡不振，大批外贸型企业纷纷倒闭，出口急剧下滑，给本国经济平稳增长带来严峻挑战。为应对挑战，金砖国家纷纷提出了经济需求结构的转型战略，中国明确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印度2008—2009年先后三次推出刺激经济增长方案，其中两次方案专门提出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俄罗斯出台的《2009年俄政府反危机措施纲要》明确指出，使内需成为危机后恢复及继续发展的基础是政府需要实施的七项迫切任务之一。可见，扩消费、增内需已成为金砖国家后危机时代抑制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战略共识。在实践中，金砖国家纷纷采取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通过加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实施产业振兴计划、减免中小企业税收等措施加大投资需求力度，通过增加就业、进行工资改革、降低个人所得税等措施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力，通过实行出口退税、进行关税改革、转变出口产品结构等措施提升国内企业的出口能力，“三管其下”，短期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使“金砖国家”的经济迅速规避了下行波动的风险。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此轮由经济下行波动导致的内外需调控政策会成为下轮经济上行波动的诱因吗？政府的内外需调控政策发力到何种程度较为合适？长期内，政府的内外需求调控以何种标准为参照来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回答以上问题是本书研究的根本动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从需求的角度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平稳性问题给予了广泛关注，对引起经济增长波动的需求因素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Chitre（1982）认为印度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经济周期性是由就业和收入、农业和制造业产出、固定资产投资等波动促成的。刘树成（1987）、刘金全（2003）、李朝鲜和白先华（2007）、金浩等（2005）等通过HP滤波数据处理对中国投资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进行同步考察，运用线性回归模型、相关性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测算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影响系数、相关性和Granger因果关系，认为投资需求波动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Lazarev和Gregory（2007）对俄罗斯1990—2002年的GDP按最终使用进行分解，并与世界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群体中较低收入国家对比分析，认为持续走低的投资需求是俄罗斯经济下行波动的主要原因。许永兵（2001）、张文军（2004）、王延军（2007）、龚海林和梅国平（2012）等建立经济波动的动态方程，利用线性回归技术研究消费需求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认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消费波动会显著导致经济波动。Ghosh和Chandrasekhar （2009）认为印度的经济增长大量依靠服务业出口和外部资本流入来支撑本国的投资和消费，当外部环境变化时，出口对印度经济的影响较大。李天锋（2011）通过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中国进出口贸易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发现进出口贸易波动冲击会带来宏观经济波动的加剧。Agénor、McDermott和Prasad（2000）通过对印度等12国的国内产出、消费价格指数、私人部门信贷和对外贸易数据进行BP滤波处理，考察其相关关系，发现国内产出与同期消费价格指数、对外贸易分别具有较高和较低的负相关关系，与私人部门信贷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消费和投资对经济波动具有较大的影响，但方向相反。Ellery Jr.、Gomes和Sachsida（2002）对巴西1947—1998年间的GNP、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和进口时间序列进行HP滤波趋势处理后作了周期对比，同时对当期GNP分别与上期、当期和下期的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出口、进口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巴西的上期、当期和下期的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出口、进口与GNP均具有正相关性，且投资和出口的波动性均为GNP波动的2—3倍。王宪勇（2009）使用HP滤波分解出中国GDP、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时间序列的周期成分后，通过计算各序列的方差并进行比较，发现消费波动是GDP波动的50%，投资波动是GDP波动的7倍，净出口波动是GDP波动的5倍，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波动是引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郑超愚和赵旸（2010）通过建立反映需求冲击对国民收入和国际贸易协同波动的模型，认为造成中国经济波动的需求驱动因素是分阶段的，1981—1996年间是内需驱动型的，1997—2009年间是外需驱动型的。总之，国内外学者从需求视角对金砖国家经济非平稳性增长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对造成金砖国家经济波动的需求原因持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认为经济波动主要由投资需求波动或消费需求波动或出口外需波动影响，有些认为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综合波动影响，有些认为由投资需求和出口外需综合波动影响，有的则认为由内需和外需分阶段转换波动影响，不一而足。二是研究需求波动与经济波动大多采用线性回归模型（OLS、ARMA、QR等）、相关性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HP滤波趋势处理等方法。毫无疑问，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对“金砖国家”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而进行的需求管理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实践指导意义有限。其一，上述研究成果只关注单一需求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单一影响，忽视了需求之间的内部相互作用与关联以及对经济波动的综合影响。其二，上述研究成果只关注了需求波动与经济波动的数量关系，却忽视了需求波动与经济波动在长期增长路径上变化的方向，无法解决实践中需求结构调整的方向问题。事实上，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代表最终需求，二者紧密结合，与经济增长发生相互作用的关系。当最终需求扩张以致完全能吸纳中间需求所引致的最大潜在产出时，实际产出将按潜在产出增长，经济将保持稳定性增长；当最终需求的吸收能力超出或低于中间需求所引致的最大潜在产出时，实际产出将偏离潜在产出，导致经济波动。在实践中，由于受现实条件约束，实际经济增长难以达到理论的经济稳定增长状态（即潜在增长），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之间的比例总是偏离经济稳定增长所决定的最优比例。当对影响经济波动的需求因素进行具体调控时，只能结合经济波动与需求结构在长期增长路径上的变化特征，对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的结构进行有效调整，以使经济波动达到最小。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拟对金砖国家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历史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揭示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及方向，然后运用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与金砖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数量关系，并根据研究结果对金砖国家的最终中间需求结构调整提出合理建议。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首先介绍经济波动和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衡量指标，并考察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关系；然后利用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是否具有长期关系，并对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接下来主要介绍实证结果；最后是结论及建议。

2.金砖国家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考察

（1）经济波动的测度。

经济波动常被用来反映实际经济增长的平稳程度。现有研究文献中常用实际经济增长率Y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程度即两者之差来刻画经济波动。当

＝Y－Y＊＞0时，表示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上行波动；当＝Y－Y＊＜0时，表示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下行波动；当＝Y－Y＊＝0时，表示实际经济增长率等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处于平稳增长状态。这种方法能较为准确地度量现实的经济波动，但唯一的缺陷在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种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描述值，现实中难以估算。西方的经济学家通常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从纯统计技术角度出发，分解实际经济增长率的趋势成分以作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替代值；二是从经济理论出发，构造出契合现实的经济结构关系，通过实际可以观测到的数据估计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值。由于“金砖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大较大差异，本书拟采用第一种方式来估算潜在经济增长率。Hodrick和Prescott（1980）提出HP滤波器能够较好地处理时间序列数据的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地应用到实际经济产出或增长率成分的分解上。借鉴国内外学者的做法，对金砖国家1978—2011年（其中，俄罗斯为1991—2011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进行BP滤波数据处理，得出趋势成分数据作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替代值，并根据公式＝｜Y－Y＊｜测算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波动值。

（2）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测度。

按照1993年联合国SNA规定的GDP产出支出法核算公式，一国GDP＝住户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非营利性机构最终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贵重物品净值＋货物和服务出口值－货物和服务进口值。一国最终需求由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住户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非营利性机构最终消费支出）加上外部需求（货物和服务出口值－货物和服务进口值）构成，一国中间需求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和贵重物品净值构成。最终中间需求结构即指一国在某一时点的最终需求与中间需求之比。按照分子、分母的构成不同，最终中间需求结构又可细分为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结构、国内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结构，及最终需求（国内最终消费需求＋外部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由于这三个结构比例反映了一国最终需求与中间需求之比所要反映的基本内涵，本书重点考察最终中间需求结构的这三个结构比例的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对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测度，刘迎秋（1991）指出可以借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提出的一种测度产业结构变动的方法，即可以用“结构变化指数”测度法来测度最终中间需求结构的波动。设Qi为最终中间需求结构的比值，a、b分别代表上年期和当年期，q d代表最终中间需求结构的比值的当年变动值，那么q d＝｜Qib－Qia｜则反映了最终中间需求结构年度内的变动程度。当Qib－Qia＞0时，表示最终中间需求结构上行变动，当Qib－Qia＜0时，表示最终中间需求结构下行变动。

（3）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的统计分析。

根据上文所述方法，分别对中国、巴西、印度、南非1978—2011年和俄罗斯1990—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波动值（bdgdp）和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ci）、国内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结构（jcgi）、最终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cnei）等最终中间需求结构的三个结构比例的变动值进行测算，分别得到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和俄罗斯的bdgdp、ci、jcgi、cnei序列的原始值（即含有正负符号的数值，代表了各序列值的变化方向），描绘成趋势图，并计算序列之间的相关性。

①中国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图4.3，中国在1978—2011年期间，经济增长率波动值（bdgdp）的波动大致经历了7个周期，1978—1980年为第一个周期，1980—1984年为第二个周期，1984—1987年为第三个周期，1987—1992年为第四个周期，1992—2003年为第五个周期，2003—2007年为第六个周期，2007—2011年为第七个周期。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ci）的波动更为频繁，经历了10个周期波动，而国内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结构（jcgi）和最终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cnei）的波动与ci的波动具有类似的波动周期。bdgdp的波动与ci、jcgi、cnei的波动则具有逆向变化趋势。从表4.22的相关分析中也可以看出，bdgdp的波动与ci、jcgi、cnei的波动为负相关关系，负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54、－0.49、－0.52，但ci的波动与jcgi、cnei的波动之间为正相关关系，正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79、0.91，jcgi的波动与cnei的波动之间的正相关系数为0.75。这也印证了图4.3中bdgdp的波动与ci、jcgi、cnei的波动呈逆周期变化，ci、jcgi、cnei的波动呈一致性趋势变化。

图4.3　中国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

表4.22　中国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

②巴西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图4.4，巴西在1978—2011年期间，经济增长率波动值（bdgdp）的波动较为频繁，大致经历了13个周期，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ci）的波动也比较频繁，大体经历了11个周期波动，国内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结构（jcgi）和最终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cnei）的波动与ci的波动具有类似的波动周期。bdgdp的波动与ci、jcgi、cnei的波动具有逆向变化趋势。从表4.23的相关分析中可看出，bdgdp的波动与ci、jcgi、cnei的波动为负相关关系，负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64、－0.74、－0.66，但ci的波动与jcgi、cnei的波动之间为正相关关系，正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80、0.99，jcgi的波动与cnei的波动之间的正相关系数为0.84。这印证了图4.4中bdgdp的波动与ci、jcgi、cnei的波动呈逆周期变化，ci、jcgi、cnei的波动呈一致性趋势变化。

图4.4　巴西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

表4.23　巴西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

③印度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图4.5，印度在1978—2011年期间，经济增长率波动值（bdgdp）的波动较为频繁，大致经历了12个周期，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ci）的波动也比较频繁，大体经历了12个周期波动，国内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结构（jcgi）和最终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cnei）的波动与ci的波动具有类似的波动周期。bdgdp的波动与ci、jcgi、cnei的波动具有逆向变化趋势。从表4.24的相关分析中可看出，bdgdp的波动与ci、jcgi、cnei的波动为负相关关系，负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22、－0.07、－0.22，但ci的波动与jcgi、cnei的波动之间为正相关关系，正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84、0.99，jcgi的波动与cnei的波动之间的正相关系数为0.83。这印证了图4.5中bdgdp的波动与ci、jcgi、cnei的波动呈逆周期变化，ci、jcgi、cnei的波动呈一致性趋势变化。

图4.5　印度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

表4.24　印度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

④南非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图4.6，南非在1978—2011年期间，经济增长率波动值（bdgdp）的波动较为频繁，大致经历了10个周期，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ci）的波动也比较频繁，大体经历了12个周期，国内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结构（jcgi）和最终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cnei）的波动与ci的波动具有类似的波动周期。bdgdp的波动与ci、jcgi、cnei的波动具有逆向变化趋势。从表4.25的相关分析中可看出，bdgdp的波动与ci、jcgi、cnei的波动为负相关关系，负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47、－0.25、－0.52，但ci的波动与jcgi、cnei的波动之间为正相关关系，正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62、0.99，jcgi的波动与cnei的波动之间的正相关

图4.6　南非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

表4.25　南非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

⑤俄罗斯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图4.7，俄罗斯在1990—2011年期间，经济增长率波动值（bdgdp）的波动较为频繁，大致经历了8个周期，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ci）的波动也比较频繁，大体经历了7个周期，国内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结构（jcgi）和最终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cnei）的波动与ci的波动具有类似的波动周期。bdgdp的波动与ci、jcgi、cnei的波动具有逆向变化趋势。从表4.26的相关分析中可看出，bdgdp的波动与ci、jcgi、cnei的波动为负相关关系，负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77、－0.60、－0.73，但ci的波动与jcgi、cnei的波动之间为正相关关系，正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57、0.98，jcgi的波动与cnei的波动之间的正相关系数为0.46。这印证了图4.7中bdgdp的波动与ci、jcgi、cnei的波动呈逆周期变化，ci、jcgi、cnei的波动呈一致性趋势变化。

图4.7　俄罗斯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

表4.26　俄罗斯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变化趋势

3.金砖国家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回归分析

（1）线性回归模型的初步构建。

理论分析和统计描绘均表明经济非平稳增长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存在着重要关联，因此我们拟建立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以此探讨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数量关系。经济波动用经济增长率波动值（bdgdp）的绝对值表示，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分别以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ci）变动的绝对值、国内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结构（jcgi）变动的绝对值、最终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cnei）变动的绝对值衡量。由于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国内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结构和最终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的内涵较为一致且高度正相关，本书分别用经济波动变量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的三个结构比例的变动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以检验线性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本书所用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指标数据库。本书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t表示第t年。bdgdp为被解释变量经济波动变量，ci、jcgi、cnei、bdgdpci、bdgdpjcgi、bdgdpcnei分别为解释变量，其中:bdgdpci为被解释变量bdgdp和解释变量ci的乘积，bdgdpjcgi为被解释变量bdgdp和解释变量jcgi的乘积，bdgd‐pcnei为被解释变量bdgdp和解释变量cnei的乘积。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乘积的系数揭示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因经济波动水平不同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εt为独立同分布的误差序列。

（2）实证检验。

为准确估计线性回归模型（4.1）至（4.3），首先要判断模型的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然后再判断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最后对模型进行线性最小二乘估计。

①模型解释变量的共线性检验。

模型的解释变量出现高度共线性将导致模型出现奇异矩阵而无法估计或致使估计结果有偏。利用相关分析可发现，中国的bdgdpci与ci之间、bdgdpjcgi与jcgi之间、bdgdpcnei与cnei之间均存在高度共线性（见表4.27）。利用Kumar降低解释变量共线性的方法，分别以bdgdpci、bdgdpjcgi、bdgdpcnei为被解释变量，以ci、jcgi、cne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相应残差分别替代bdgdpci、bdgdpjcgi、bdgdpcnei而表示为bdgdpcis、bdgdpjcgis、bdgdpcneis。调整后模型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得以降低（见表4.28），表明模型的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已不会影响模型的准确估计。

表4.27　调整前模型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表4.28　调整后模型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②模型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对模型中的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线性回归模型的所有变量的ADF统计量均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所有变量均为I（0）阶平稳序列（详细情况见表4.29至表4.33）。

表4.29　中国模型中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注:c表示常数项，t表示趋势项，n表示滞后阶数。

表4.30　巴西模型中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续表

注:同表4.29。

表4.31　印度模型中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注:同表4.29。

表4.32　南非模型中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注:同表4.29。

表4.33　俄罗斯模型中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注:同表4.29。

（3）实证结果及结论。

①模型估计结果。

采用各国数据，分别对模型（4.1）至模型（4.3）进行线性最小二乘估计，得到具有一致无偏估计的结果。式（4.4）至式（4.6）为模型对中国的估计结果；式（4.7）至式（4.9）为模型对巴西的估计结果；式（4.10）至式（4.12）为模型对印度的估计结果；式（4.13）至式（4.15）为模型对南非的估计结果；式（4.16）至式（4.18）为模型对俄罗斯的估计结果。^[1]

中国的实证结果:从式（4.4）来看，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ci）变动对经济波动的效应值为－0.089 261，t值为－2.37，显著性水平为5%；式（4.5）中，国内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结构（jcgi）变动对经济波动的效应值为－0.059 062，t值为－2.83，显著性水平为1%；式（4.6）中，最终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cnei）变动对经济波动的效应值为－0.059 902，t值为－1.97，显著性水平为10%。

巴西的实证结果:从式（4.7）来看，ci变动对经济波动的效应值为－0.036 218，t值为－4.2，显著性水平为1%；式（4.8）中，jcgi变动对经济波动的效应值为－0.092 345，t值为－5.68，显著性水平为1%；式（4.9）中，cnei变动对经济波动的效应值为－0.035 817，t值为－4.49，显著性水平为10%。

印度的实证结果:式（4.10）至式（4.12）中的各系数均不显著。

南非的实证结果:从式（4.13）来看，ci变动对经济波动的效应值为－0.017 597，t值为－2.94，显著性水平为1%；式（4.14）中，jcgi变动对经济波动的效应值不显著；式（4.15）中，cnei变动对经济波动的效应值为－0.016 663，t值为－3.4，显著性水平为1%。

俄罗斯的实证结果:从式（4.16）来看，ci变动对经济波动的效应值为－0.038 849，t值为－5.57，显著性水平为1%；ci变动与经济波动的交互项（bdgdpci0）对经济波动的效应值为0.238 746，t值为2.08，显著性水平为10%；ci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全部效应值为（－0.038 849＋0.238 746bdgdp），即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变动，还取决于其与经济波动的交互项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当经济增长率波动值大于0.163时，ci变动将导致bdgdp同向变动，反之则相反。式（4.17）中，jcgi变动对经济波动的效应值为－0.083 173，t值为－3.43，显著性水平为1%。式（4.18）中，cnei变动对经济波动的效应值为－0.025 729，t值为－4.89，显著性水平为1%；cnei变动与经济波动的交互项（bdgdpcnei0）对经济波动的效应值为0.183 441，t值为2.14，显著性水平为5%；cnei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全部效应值为（－0.025 729＋0.183 441bdgdp），即最终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变动，还取决于其与经济波动的交互项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当经济增长率波动值大于0.14时，cnei变动将导致bdgdp同向变动，反之则相反。

②主要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综上可见，不同的金砖国家中，经济波动与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变化关系。对中国、巴西和南非而言，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对经济波动具有显著的反向变化关系，即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变动、国内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结构变动和最终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变动每向下增加一单位变动，即消费需求减少，投资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则向上进行相应比例的波动，这也印证了大多数金砖国家仍是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现实。同时，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与经济波动交互项的效应不显著，即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不随当期经济波动的水平不同而对经济波动产生影响。对于印度而言，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变动、国内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结构变动和最终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均不显著。对于俄罗斯而言，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变动和最终需求与资本形成总额结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变动，还取决于其自身与经济波动的交互项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当经济增长率波动值小于某一临界值时，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将导致经济波动反向变动；当经济增长率波动值大于某一临界值时，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将导致经济波动同向变动。

实证研究的结论为金砖国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而进行最终中间需求结构调整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首先，调整最终中间需求结构对一国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经济增长的波动，政府需要重视对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波动的调整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其次，最终中间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要根据经济波动的方向进行适时改变。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时，最终中间需求结构要往上调整，即最终需求（消费需求和外部需求）要增加，中间需求（投资需求）不变或减少；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时，最终中间需求结构要往下调整，即最终需求（消费需求和外部需求）要不变或减少，中间需求（投资需求）要增加。最后，“金砖国家”调整最终中间需求结构来干预经济波动时，还要注意当期经济波动的程度大小。如果当期经济波动处于较高水平，且超过了某一临界值，最终中间需求结构的变动将引起经济波动同向变化，此时，政府对最终中间需求结构的调整将作出相应改变: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时，最终中间需求结构要往下调整，即最终需求（消费需求和外部需求）要减少或不变，中间需求（投资需求）要增加；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时，最终中间需求结构要往上调整，即最终需求（消费需求和外部需求）要增加，中间需求（投资需求）要减少或不变。

4.3.3　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与转型的内需路径实施对策

调节内需是稳定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调控手段。一方面，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互动作用和影响，可以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和高级化，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增长的波动情况，通过调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数量，可以稳定经济增长。因此，金砖国家有必要重视内需的作用，合理引导消费和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1）通过逐步完善消费市场体系，为发挥消费内需作用奠定基础。

消费市场体系建设涉及消费品种结构、消费收入水平、消费层次梯度、消费观念环境等多个方面。要稳步提升我国的消费水平并加以灵活调整，就必须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化改革。一是分地域、分人群合理培育消费热点，在国内形成合理的消费层次和梯度。金砖国家地域广袤，二元经济特征较为突出，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和不同人群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具有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通过合理判断和测度消费需求的数量和梯度升级次序，可以为本国合理布局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奠定基础，同时也为本国调整消费、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依据。二是增加居民收入水平，扩大消费能力。居民消费的基础是收入，没有收入水平的稳固增长，居民就不会形成稳定的边际收入倾向，长期而言，消费规模收缩，产能过剩这一问题将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三是建立健康有序、生态文明的消费环境。消费环境是影响居民将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的重要因素。当前，消费环境的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打击；二是控制好部分商品的非正常剧烈波动，尤其是将住房等需要居民大额支出的非生活必需品的商品价格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三是健全居民消费的服务环境，包括消费投诉和处理、消费信贷支持、消费的财税政策支持等。

（2）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合理维持投资增长的均衡和稳定。

首先，应根据消费需求的规模和结构做好投资规模和结构的控制。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是满足居民最终需求的有效手段，二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决定投资要以消费需求为导向和目标。根据居民消费需求的结构和逐年增长规模，应在结构和总量上控制好投资的结构和增长规模，尽量增加二者之间的耦合度，防止供给偏离需求。其次，进一步完善“金砖国家”的投融资基本制度。对于民间投资和FDI，充分发挥市场价格的作用来有效引导投资流向和规模，同时，发挥政府的干预和调节作用，加强政府宏观政策对民间投资和FDI的合理引导。对于政府投资，要充分发挥好引导和补充投资的角色，要加大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民间投资不愿介入的领域的投资力度，以消除经济增长的瓶颈。同时，也要强化地方财政预算的硬约束，确保地方财力的“量入为出”，着力防止地方政府领导因追求政绩而导致盲目投资狂热。

（3）保持外需的平稳增长，尽量避免外需的大起大落。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金砖国家”与外部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在显著加强。为减少金砖国家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以及由此带来的冲击，金砖国家可以主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未雨绸缪。一是充分发挥金砖国家的人口优势，建设内需型经济体系，主要消费品生产主要面对国内市场而非国际市场，而主要生产资料生产尤其是高技术中间产品则可以与国际市场充分接轨，加大进口和出口力度。二是加强经济的国际合作，建立与其他国家的互信机制，共同避免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三是增强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从微观上看，增强本国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其实质就是增加本国企业和产业在世界市场的相对优势，即使在外部需求低迷时，本国的产品仍具有相对竞争优势而不会导致外需的快速下滑，对本国经济增长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

【注释】

[1]各式下的括号中为t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