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全球新引擎，增长与转型

第1章　绪论

1.1　国际背景

进入21世纪以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呈现出群体性崛起的态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作为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从2000年的17%提高到2010年的50%，2012年已经达到60%左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2年初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2011年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2%、7.4%和4.1%，远远高于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巴西和南非的经济增长率也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金砖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在世界的排名不断攀升。根据复旦大学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报告（2010—2011）》，2010—2011年在世界各国的国际竞争力总指数的排名中，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分别居于第2位、第4位、第20位、第29位和第50位，其中有四个国家排在世界前30位，可以说位于世界前列。

金砖国家的崛起已经令世界瞩目，许多学者在探讨这种现象发生的条件和原因。然而，对经济增长的评价应该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基本方面。从质量来看，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属于依托资源和资金的高投入而实现的增长，总体上还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其主要问题在于:其一，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但是效率不够高，特别是资源利用的效率较低，经济增长的成本较高；其二，资源的过度开发加剧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质量普遍下降，不仅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而且给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其三，居民整体的福利水平状况欠佳，生活质量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而且贫富差距呈现拉大的趋势，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不快。根据复旦大学发布的报告，2010—2011年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罗斯的“经济表现指数”分别为4.38、2.91、2.51、2.50和2.23，居世界的第1位、第22位、第44位、第47位和第59位；“内能指数”分别为3.31、2.46、3.13、2.42和3.36，居世界的第26位、第67位、第36位、第68位和第22位；“环境指数”分别为3.60、2.35、3.23、3.55和3.43，居世界的第46位、第70位、第56位、第47位和第52位。可见，金砖国家的“内能指数”和“环境指数”均明显低于“经济表现指数”。从各个指数的内涵来看，“经济表现指数”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开放度和金融发展等内容；“内能指数”主要包括工作重视度、创新、劳动者参与和劳动者素质等内容；“环境指数”主要包括社会文化、教育、国际空间、社会政治稳定、制度体制和政府行政等内容。以上情况表明，金砖国家在经济增长、经济开放等方面表现突出，但是在创新能力和劳动者素质以及体制机制和政府行政等方面有较大的差距。

金砖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内生能力和体制环境等方面的缺陷，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带来一系列的后果，从而使人们对其增长的质量和持续性提出了质疑。因此，新兴大国的政府和学者都应该冷静地思考:第一，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是我们所需要的吗？在当代世界，发展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人民所期待的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它包括经济的增长、人民福祉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教育的发展和人的素质的提高等方面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为增长而增长。第二，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吗？以资源和资金高投入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对各种增长要素的耗费很大，随着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生态环境的破坏、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我们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条件也将丧失，那么，经济将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基于这样的背景，本书将对“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转型进行系统研究:一是深入分析发达大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机制，把握经济从数量型增长过渡到质量型增长的基本条件；二是具体地测度金砖国家的产业结构状况、经济稳定性、收入分配机制以及全要素能源效率，科学地评价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三是全面分析金砖国家经济增长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从通过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以及通过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等方面提出转型的思路和对策。

1.2　文献综述

1.2.1　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技术进步对于生产的重要作用。索洛（Solow，1956）和斯旺（Swan，1956）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放弃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的假设，将技术进步作为变量引入一个要素之间互相可以替代的总量生产函数，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除了需要资本与劳动力之外，还需要技术进步的推动。索洛—斯旺模型较哈罗德—多马模型在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为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研究确立了基本准则，此后主流的增长模型都是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索洛—斯旺模型中，尽管技术进步是生产函数的变量，模型本身却无法处理技术进步这一经济现象，技术进步是一个外生变量，与经济系统中的劳动力和资本无关，所以该模型也被看作外生经济增长模型。在现代社会，技术进步的产生需要大量人力和资本的投资，反过来又会对资本与劳动力的质量以及数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技术进步与增长模型中的其他变量应该以某种方式互相关联。沿着这一思路，Romer（1986）借鉴Arrow（1962）的“干中学”思想，把外部性引入生产函数，探讨了与技术进步相关的知识溢出效应对生产的外部影响。Lucas（1988）则将Arrow模型和Uzawa（1965）的人力资本模型结合起来，用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解释技术进步，说明经济增长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结果。Romer和Lucas的工作标志着把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正式诞生。此后，在Barro（1990）、Romer（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以及Aghion和Howitt（1992）进一步的推动下，新经济增长理论得到蓬勃发展。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内生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在知识积累（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AK）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Arrow，1962；Romer，1986；Lucas，1994）；在基于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的模型中，技术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主要归于对R＆D部门投入的不同，这是各国经济增长率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Romer，1990；Lucas，1998）；分工演进（evolvement of division of labor，ED）模型则主要是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演进出发，研究经济增长问题（Yang and Borland，1991）。新经济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技术进步必须遵循内在的实现机制。

Solow（1957）率先将技术进步因素引入生产函数，并对“余值”作出解释。其得出了著名的索洛技术进步模型，认为产出增长率可以分解为资本、劳动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和再加上技术进步率。Denision（1960）主要利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余值”的分解及要素分析。他通过统计分析1929—1957年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情况，提出了自己的增长因素分析法，且把投入要素的范围扩大，研究某些特殊的投入与产出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将“余值”进行了进一步分解。Dension（1987）运用自己提出的增长因素分析方法，对美国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3%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中，有73%是由“知识先进程度降低”而引起的，这是经济滑坡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资源配置程度下降的影响是12.8%，年龄性别构成的影响是10%。此后，很多学者借鉴丹尼森（Dension）的方法，对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测算，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国内学者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也相当丰富，相关文献资料较多。马凯（2004）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将之具体分为六个方面: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途径和措施中，他提到要摒弃传统观念、完善GDP核算体系、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国民素质、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等。张卓元（2005）研究和分析了现行重产值的财税体制、受政府管制的价格体制等存在的弊端，提出要深化改革、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吴敬琏（2006）认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的原因是，没有完全消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他总结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以GDP增长为主的政绩标准；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财税体制；劳动、自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他认为，这些因素产生了诸多消极后果:原材料、能源的高度紧张；生态环境的破坏；就业问题；通货膨胀压力等。上述学者也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包括以技术进步化解现有经济增长方式出现的问题，但由于分析的侧重点不一样，导致对相关问题的分析也不深。

兰玲等（2006）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经济体增长的总体特征，表现为粗放和集约两种形式，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历史逻辑角度看，经济增长方式总是不同程度地从粗放向集约转变——这是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吸纳，从而使科技含量提高的结果。由于我国具有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等资源禀赋特点，因而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注定要由粗放向集约转变，这就必须实施技术进步战略，同时实施一套以教育和公共事业为主的有利于人力、物力资源开发利用，改善社会经济环境的策略。张留建、李明星、汤萱（2007）在分析了技术进步的内涵之后，认为技术进步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内在源泉，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不要用传统的简单再生产的方法，而要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因此，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就应当注重技术进步，不断开发高科技新产品和新工艺，并通过获得知识产权来保护和巩固其市场地位。卫兴华、侯为民（2007）认为，经济增长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在实际运行中仍具有粗放型特征，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现实国情来看，集约型增长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克服资源供给、投资与消费结构协调、产业优化与扩大就业等难题，必须通过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沈坤荣、唐文健（2008）在全面解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总量水平、现有格局和“四大引擎”的基础上，阐述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体制背景及其形成的发展方式，重点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以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观点。

1.2.2　金砖国家技术进步、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Javier M.Ekboir（2001）在研究巴西经济增长时提出，要提高巴西技术进步的速度，就必须建立完善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包括促进代理人的相互作用，提高的公共研究机构的效率，增加技术人才的福利待遇，给予科研人员足够的自由，并加强技术研究质量的监测。涂俊、吴贵生（2005）认为，过分自由的宏观经济政策削弱了巴西国内技术进步的能力，使得巴西技术进步的速度和能力下降。Alan Wright（2008）认为，要想提升巴西技术进步的速度和能力，就要加强创新成果的商业运作，推动并完善技术进步的公共政策。Rafael Oliva（2009）认为，进一步提高巴西的技术进步能力需要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并学会运用资本工具筹措技术创新资金，为巴西技术进步提供良好的保障措施。

Leonid Gokhberg（2003）在研究新经济形势下俄罗斯的国家创新体系时，认为俄罗斯的创新体系中遗留着苏联体制，忽视了市场需求，使得俄罗斯的技术创新没有发挥相应的效能。柳卸林、段小华（2003）认为，俄罗斯目前实施的技术创新体制与原苏联时代相比，有了较大的改进，尤其是在技术创新激励和创新成果的商业化运作方面。张寅生、鲍鸥（2005）论述了俄罗斯科技创新体系改革的进展情况，从面临的问题、改革的目标、科研组织结构改革、创新促进组织现状四个方面论述了俄罗斯技术进步改革的沿革、措施和效果，为俄罗斯的技术进步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策略和建议。戚文海（2005）分析了转轨时期俄罗斯政府在技术进步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经济转轨新时期俄罗斯政府在技术创新中从被动到主动，从主动到创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并在更高层次上努力实现政府行为创新。俄罗斯工程技术转化部（2006）通过对俄罗斯与欧盟国家间的比较，认为俄罗斯国家创新体系不完善，创新政策不利于竞争，法律规制符合国际惯例但缺乏执行能力和经验，技术转让和商业化方面较弱，公共机构与私营机构间合作较少，公共研究机构仍然是主要技术推动力量。戚文海（2007）对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技术进步的战略路径进行了分析和阐述，认为俄罗斯的技术进步战略是演进的——从经济转轨初期的“培植战略”、“引进战略”、“转让战略”到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后的惯性发展模式、出口发展模式和投资发展模式转变。随后，戚文海（2008）分析了中小企业在俄罗斯技术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效果显著，成为俄罗斯经济走向复苏的增长点。Leontiev Alexey （2006）认为，俄罗斯的技术进步效果显著，使俄罗斯在短期内迅速增强国家的竞争实力。Tompson（2007）分析了俄罗斯的技术创新制度和政策对俄罗斯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俄罗斯的政策倾向于投资研究机构而忽视了对企业的鼓励，导致效益不高；因此，提高创新效益的政策需要鼓励私营部门间的竞争，让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Peltola（2008）通过对俄罗斯的创新体系进行国际比较，分析了俄罗斯创新体系的优劣势，并讨论了俄罗斯创新环境和政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Kari（2009）讨论了俄罗斯经济特区的创新改革现状，认为转型期内俄罗斯的技术进步要转变驱动力，要由政府驱动转变为企业驱动，加速创新主体的培育。

Bowonder和Sunil Mani（2005）分析了印度风险资本对印度技术进步的支持效果，发现风险资本对印度的技术进步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弥补了创新资本的严重不足。Gupta和Dutta1（2005）分析了印度创新体系及其功能，认为印度的技术进步正处于一个演变阶段，创新体系不断适应新的研发方式，使经济融入全球创新体系。黄军英（2006）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促进信息技术进步的关键，印度的国家创新体系包括高等教育、优秀的研究中心及研发机构、软件技术园等，这些机构为印度的技术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Mark Dutz和Editor（2007）认为，印度经济制度是一种自由的经济体制，它极其有利于企业间的技术进步，有利于促进企业间的竞争从而释放创新，尤其是早期阶段的技术开发资金和风险资本等，为印度的技术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验证了Bowonder和Sunil Mani（2005）的说法。Herstatt和Tiwari（2007）揭示了印度创新体系特别是知识密集部门的长处和短处，分析了印度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要素，认为印度成为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聚集地的原因在于:人力成本优势、市场潜力、收入水平上升、印度政府的作用及教育质量。沈开艳、刘社建（2007）认为，印度技术进步模式是政府推动、企业主导、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的“双核心”模式，该模式有效提升了印度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促进了印度的经济发展。Prakash（2007）分析了印度技术进步与信息软件跨国公司涌现间的关系，认为印度信息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印度的创新政策环境、政府对发展新机构的支持、人力资本积累和风险投资等。Kavita Mehra（2008）研究了中介机构在印度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认为中介结构在技术转让、专利申请、技术转移等技术进步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Liu，Xielin等（2001）运用通用的框架分析了中国技术进步中的五个基本活动:研发、实施、最终用途、教育、连锁和集中，这五个基本活动影响了技术进步系统的结构和动态。Kazuyuki Motohashi和Xiao Yun（2003）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系统受原苏联的影响，公共研究机构和国有企业的科学研究基本分开，但在目前的转轨阶段，中国的创新体系正在向网络型体系迈进，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间的联系日益密切。Shulin Gu和Bengt‐ke Lundvall（2006）试图抓住当前中国技术进步的特点，分析在转轨期间，中国的技术进步必须注重“内源性创新”和“和谐发展”，而不是片面侧重于以出口促进经济增长，走“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Dong Zhu和Jennifer Tann（2009）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1949—1977年、1978—1998年及1999年至今，每一阶段都出现了重大政策转变——从对技术和创新的高度集中控制，到以市场为导向和合作政策，并把中国系统模型分为三个空间层次。

有的学者对金砖国家进行比较研究，重点分析了各国的创新体系。李杰（2005）分析了中印两国的人力资源、产业集聚、科研机构和知识产权状况，重点评价和比较国家范围内的知识配置和知识流动的主要渠道，找出制约中国和印度软件产业创新的瓶颈。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2006）比较分析了金砖国家的技术进步后，认为金砖国家的创新体系日益完全，创新能力逐步上升，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李海海（2007）对中印国家创新系统创建路径、规制体制和绩效进行对比研究，并从制度角度分析导致中印国家创新能力差异的原因。André Nassif（2007）比较研究了印度和巴西的技术进步，认为虽然巴西的研究和开发支出、教育覆盖面、平均年的教育和识字率等方面优于印度，但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印度已经用实证表明本国技术进步驱动作用优于巴西，对宏观经济的推动作用也更强。KONG Xinxin和Joel RUET（2007）比较分析了中国与印度间技术进步的商业模式轨迹，认为两者的原始创新的起源和动机存在差异。吴晓波、范志刚、杜健（2007）以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为背景，从创新环境子系统、创新运行子系统、宏观经济绩效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印两国的技术进步，发现中国在这些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Peilei Fan（2008）比较分析了中国和印度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认为两国政府在改变国家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通过改变研究机构与商业机构间的关系，对创新活动实行奖励，但有限的财政支持和落后的人力资本是两国提升技术进步能力面临的最大挑战。

1.2.3　金砖国家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和经济金融合作(www.xing528.com)

金砖国家是由新兴市场大国组成的群体，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诉求以及经济合作的基础和条件。欧阳峣（2010）分析了金砖国家崛起的大国效应，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形成了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大国效应，具体表现为市场潜力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资源总量大，国内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经济规模大，加深国内产业分工程度；产品多样性，增强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区域差异性，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李扬（2011）认为，金砖国家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并形成了较好的经贸合作基础；它们在开展跨国投资合作和科技合作方面潜力巨大，而且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等问题为金砖国家深化合作提供了机遇。王勋等（2011）的研究表明，金砖国家的出口贸易长期依赖发达国家市场，很容易受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影响而导致经济波动，因此，金砖国家应该加强经贸合作，将新兴经济体市场作为进出口的目标市场。赵福昌（2011）认为，金砖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的主要制成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巴西和俄罗斯是世界主要的原材料提供者，应该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

郑慧等（2010）认为，金砖国家在货币金融合作方面有巨大的空间，应该在倡导储备货币多元化、竞争化和特别提款权篮子多元化方面加强合作，从而提升金砖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汤凌霄（2010）根据金砖国家经济金融一体化及相似性的现实状况，认为随着各国贸易、投资、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其传染危机的概率增大，因而主张在普遍的国际性金融监管合作之外，有必要建立专门的针对金砖国家的金融监管合作平台。张兵等（2011）认为，随着金砖国家对外开放的扩大，各国面临外部冲击的风险增加，它们迫切需要在经济、贸易、金融发展等领域加强合作与协调。特别是金砖国家通货膨胀周期具有协动性，在这种周期波动共同面临着不利的冲击时，各国更应该加强经贸合作和政策协调，利用发展中大国拥有的有利因素，有效地治理通货膨胀。陆前进（2012）认为，在金砖国家货币合作中，如果通过构建币值相对稳定的货币篮子作为各国都能接受的结算货币，以确定共同的计价和计账单位，则有利于加强金砖国家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协调与合作，有利于摆脱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降低美国和欧洲的宏观经济溢出效应对金砖国家的不利影响。

国外学者分析了金砖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法里德·扎卡利亚（2008）认为，随着金砖国家和一些小国的崛起，它们之间可能产生新的冲突点，因为这些国家之间存在许多的历史恩怨、领土争端和现实纠纷。艾汉·高（2010）认为，一些新兴国家的企业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文化的认知不足，从而导致它们之间的贸易、投资、合作等经济活动受到限制。瓦季姆·卢科夫（2012）认为，金砖国家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离心因素，如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差异，现代化模式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外交政策的重点不同，以及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的过分依赖等。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深入分析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初步探讨了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与可持续发展，并且开始研究金砖国家的优势互补和经济金融合作，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对策建议。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缺陷:其一，虽然研究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却没有深入分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理，更没有专门研究发达大国的成功经验并进行科学的理论总结；其二，虽然研究了金砖国家的国别状况，分析了各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却没有对金砖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质量进行科学评价；其三，虽然研究了金砖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措施，却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框架，提出金砖国家经济转型的宏观思路；其四，虽然研究了金砖国家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合作问题，却没有深入分析合作的现实条件和影响因素，更没有对经贸合作和金融合作进行细致深入的探讨。为此，很有必要对金砖国家的增长与转型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评估经济增长质量的基础上发现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金砖国家经济转型的基本路径，探讨金砖国家经贸和金融合作的机制，并提出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1.3　研究思路

本书的研究内容由五个部分构成，主要包括发达大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经济增长与转型路径、外贸的共享式增长、金融合作平台的构建。

一是发达大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大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同于小国经济的驱动因素或作用机理，表现在发达的教育、丰富的人力资本、良好的经济体制、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本书将通过了解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大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演变、运行机制、创新政策及市场环境，考察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系统，分析这些动力系统作用于大国经济的作用机理，探索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经济增长的路线，即从技术进步到产业升级，再到经济增长；另一条是产业成长的路线，即从技术创新到核心技术，再到产业创新。

二是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经济增长会呈现不同的方式:一是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方式；二是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集约型方式。本研究将比较金砖国家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长动力因子之间的运行机制和绩效，对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比较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异同，归纳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揭示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方式不同的深层次原因。本部分有两个重点:一是评价金砖国家经济增长质量；二是分析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方式。

三是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转型路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直都在探索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本研究将分析技术进步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影响的途径、方式及机理，判断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因素，由此探索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转型路径。主要从两个方面探索:一是通过扩大内需，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金砖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金砖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四是金砖国家外贸的共享式增长。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发表的《三亚宣言》确立了以包容性发展为方向、经贸领域为重点的全方位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包容性发展的核心是利益共享。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和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金砖国家积极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共享式合作态势不断加强。本部分从金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两个方面，探讨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实现共享式外贸增长的可行性及途径。从金砖国家出口产品结构的系统性变化，分析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关系，重点引入金砖国家之间的内部贸易竞争和它们在外部市场的贸易竞争，以及由于金砖国家之间经贸利益的不对等性与相同目标的产业发展所引致的竞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实现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共享式外贸增长的可行途径。

五是金砖国家金融合作平台的构建。金融合作是金砖国家的重要领域，为此，需要基于“发展与稳定”两大主题，构建金砖国家的金融合作平台。立足于当前金砖国家旺盛的基础设施、金融稳定融资需求与巨额外汇储备之间缺乏有效资产转换机制的现实，金砖国家银行的设立对维护金砖国家金融稳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部分从功能视角出发，基于协动性的博弈模型分析建立金砖国家银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围绕“发展与稳定”两大主题设计银行宗旨，目的是以较少成本维持金砖国家目前经济发展态势，即“可持续金砖性”。通过银行股本规模与结构、投票制度、总部选址、机构设置、业务运行等一系列要素的设计，以保障金砖国家银行能够顺利运作。

围绕上述内容，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将运用理论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和系统分析方法。

（1）理论分析方法。运用发展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理论，分析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因素，揭示相关因素的作用机理及相互作用关系，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途径、方式及机理，判断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因素。

（2）比较分析方法。全面比较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大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演变、运行机制、创新政策及市场环境，分析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系统。同时比较这些动力因子之间的运行机制和绩效，揭示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比较金砖国家中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类型、特征、方式，以及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异同、优势、劣势，为增长方式转型的路径提供借鉴。

（3）定量分析方法。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应用统计学和相关运算软件对生产部门要素投入量和产出量的关系进行总量分析，对技术进步和国内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测算，判断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因素，为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转型路径提供科学依据。

（4）系统分析方法。经济增长与转型是一个涉及多方面体制和政策的庞大的系统，通过深入分析系统内各种构成要素及其作用，把握要素组合方式及整体运行机制，提出经济增长与转型的战略领域、思路及对策，为后发大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转型提供战略思路。

同时，本书将系统研究和专题研究相结合，在从总体上系统分析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转型路径之后，选择目前关注的两个重点问题，专题式研究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及金融合作的具体路径，提出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