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经济研究：新兴大国金融合作平台构建

第6章　金砖国家金融合作平台构建

6.1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金砖国家从一个经济学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国际合作平台。2011年《三亚宣言》确立了以经贸和金融为重点领域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一机制的特点在于坚持利益共享原则，推行多边主义和南南合作，堪称全球经济合作的新模式。2010—2011年，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贡献率均超过50%^[1]。金砖国家经济的崛起改变了200多年来世界经济主要依靠发达经济体驱动的历史。金砖国家发展潜力巨大，经济互补性强，利益诉求相近，深化经贸合作和金融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

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从提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到联合签署《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金砖国家的金融合作逐渐扩大和深化。2012年3月，在金砖国家峰会上印度正式提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6月的洛斯卡沃斯会晤时提出通过成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来建设金融安全网。2013年3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德班会晤时明确表示同意建立“新的开发银行”，努力建立应急储备基金，并指示财长和央行行长通过谈判完成建立该机制的协议。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提议，它反映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趋势，也是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国际金融体制、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必然要求。第一，金砖国家以积极姿态参与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两级争霸的雅尔塔体系的终结，转向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无法根除“特里芬”难题，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严重缺失，成为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根源。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经济体呈萧条迹象，增长率在2%左右徘徊；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势头仍在继续，平均增长率保持在5%以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欧美等发达国家实施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向他国尤其是贸易顺差国转嫁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面临“双缩水”境地。鉴于此，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力图通过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积极参与构建更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全球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第二，金砖国家试图依靠自身力量弥补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功能的缺失。在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下，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对贷款及其治理的附加条件，阻碍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以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金砖国家为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和满足投融资需求，产生依靠自身力量设立新的金融机构和应急储备安排从而弥补现有金融机构功能缺失的强烈愿望。第三，金砖国家需要“抱团取暖”，利用全球金融资源和形成核心凝聚力。此外，金砖国家正在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开展多领域的合作，但是经济、政治、文化和地域方面的障碍性因素影响了联合行动的效率。通过设立共同金融机构和加强金融合作，为金融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有利于形成金砖国家的核心凝聚力。在这种国际背景下，金砖国家联合建立开发银行成为深化金融合作的契机，同时也是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性措施。

实际上最早提出发展中国家组建开发银行构想的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尼格拉·斯特恩^[2]。近些年来，围绕设立南南开发银行或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国内外学者展开激烈争论，形成以下观点。

第一，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之争。一种观点认为依靠现有全球通行的金融体系以及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性金融机构可以使金砖国家发展得更好，其实质是认为南北合作优于南南合作而否认南南合作的必要。世界银行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南北合作优于南南合作。他们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指出知识在提高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上起重要作用，而通过南北贸易、投资等合作将使拥有较多知识资源的发达国家的知识溢出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促进其经济增长（David T.Coe，Elhanan Helpman and Alexander W.Hoffmaister，1997）；南北合作也使发展中国家更能获得产业垂直分工的益处（苏雪串，2006）；有利于缩小联盟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应当建立金融中介系统以循环利用新兴经济体的储蓄、满足新兴经济体的投资需求，其实质是主张以南南开发银行的形式开展南南合作。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学界出现的激进主义流派，他们坚决主张南南合作而反对南北合作，认为发达国家凭借拥有雄厚资金、控制先进技术和垄断发展研究，通过不平等交换和设立跨国公司等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形成“支配—依附”关系，成为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因而主张它们与国际体系“脱钩”，走集体自力更生道路，加强南南合作。实际上斯蒂格利茨等主张的是新型的南南合作，也是联合国一直推动的，即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知识溢出效应和发展中国家资源与市场优势，多元化选择与组合其战略伙伴，以不排斥南北合作为前提的包容式南南合作。

第二，重复建设与有益补充之争。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国际上已经成立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金融机构，金砖国家分别是其成员，可以满足其投资需求，如果再组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导致重复建设，引起资源分化（胡祖六，2012）。与此相左的观点是，目前区域性政府间金融机构运行没有达到饱和状态，“世界需要更多的银行”^[3]。我们认为，金砖国家虽然是这些区域性机构的成员，但由于它们都是中等收入国家，无法享受援助性低息贷款。此外，金砖国家在这些机构中投票权较低，如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投票权占比为12.2%，在非洲开发银行中投票权占比为6.3%，加上这些银行的服务对象众多，金砖国家从中获得融资和所起作用十分有限。由此，组建一家以金砖国家为主要成员并起关键作用且主要服务于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是对现有机构的有益补充，并非对它们的简单重复。

第三，地理差异与共同诉求之争。有的学者强调金砖国家的地理差异很大，它们分布在世界四大洲，而且各成员的身份、制度、理念与文化互难认同，因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发展银行未必能够顺利运作^[4]；他们预言南南合作将因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而分化，这些学者根据中国和印度在具体构建问题上的分歧，预言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构想将会流产。与上述持悲观态度的学者不同，另一些学者则对金砖国家组建统一的开发银行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前者仅仅看到金砖国家地理政治和文化差异，而没有看到金砖国家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经济增长快以及转轨期面临相似问题等共同点，尤其是金砖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和货币金融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具有相同利益诉求，而“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和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金砖国家积极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共享式合作态势不断加强”（欧阳峣、张亚斌、易先忠，2012）。而且在通信网络和电子技术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信息电子化使地理差异的影响微乎其微，金砖国家建立开发银行的运作不会因地理差异而受阻，它主要取决于合作利益以及具体制度的合理设计。

以上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必要性。斯蒂格利茨和斯特恩认为，南南开发银行应该是一家完全现代的银行，包括货款担保等一系列工具，承担环保责任，各成员包括国家或国际开发银行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等内容。（Mattia Romani，Nicholas Stern，Joseph Stiglitz，2012）国内学者姚枝仲和李众敏从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角度考察设立金砖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现实依据，并对机构的宗旨职能、股权结构、治理结构、财务设计、重点业务领域及风险控制等进行了探讨（姚枝仲、李众敏，2012）。总体而言，国内外学术界对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性质、设立的依据均缺乏系统研究，对融资途径、援助目标、投资领域以及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等问题尚未达成一致（周志伟，2012）。鉴于此，本书拟从功能角度对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现实必要性进行系统分析，构建基于协动性的博弈模型，以进一步探讨建立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的合理性。然后，基于发展与稳定的主题，提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基本宗旨、股本结构和投票制度。在此基础上，讨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机构设置、总部选址及业务范围等问题，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设立和运作提供政策建议。

6.2　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现实依据:功能视角

解释金融中介缘何存在的金融中介理论尽管流派纷呈、观点各异，但我们能从中找到一条功能分析的主线。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家从宏观角度侧重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来论述金融中介的价值，如斯密等的“信用媒介”（亚当·斯密，2009）^[5]、熊彼特的“信用创造”^[6]、格利和肖的“资产转换”（John G.Gurley，Edward Stone Shaw，1960）^[7]，还是现代金融家从微观视角以节约交易成本思路提出金融中介具有成本优势的系列主张，如利兰和派尔的“信息生产”（Leland，H.and D.Pyle，1977）^[8]、戴蒙德的“受托监控”（Peter A.Diamond，1984）^[9]、阿伦和桑特美罗的“风险管理”（Allen Franklin and Anthony M.Santomero，1998）^[10]、史高顿和温斯韦恩的“价值增值”（Bert Scholtens，Dick Van Wensveen，2000）^[11]等，无一不从功能视角分析金融中介存在的根源。功能相对稳定，无论其组织形式怎样改变，金融中介始终寻求跨时空、跨行业的资金最优配置。鉴于此，我们采用功能视角，以基本的资产转换功能为主线，探究金砖国家是否存在融资缺口，以寻找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的依据。

6.2.1　金砖国家基础设施巨大融资缺口为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提供客观依据

从单个金砖国家来分析，基础设施之所以成为各国的发展重点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金砖国家大多资源、能源丰富，但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评估，144个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整体质量的排名中除南非和中国外，其他国家排名靠后；且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质量差异很大，巴西的道路、港口和机场，中国的移动通信，印度的电力、移动和固定通信，俄罗斯的道路等均落后于第110名（见表6.1）。陈旧的基础设施严重制约着资源开发，因此，投资基础设施成为开发资源、发展经济的前提。其二，金砖国家大多处于城市化进程中，产生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其三，随着全球化、市场化趋势日益明显，各种要素的流动规模和速度不断提升，需要更大的基础设施承载力与之相匹配。其四，伴随低碳、环保、新能源等绿色技术的开发，传统基础设施面临改造，低碳性、高效能、低污染的新型基础设施也需要投资。

表6.1　金砖国家基础设施质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从金砖国家整体来看，联合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显著。首先，其可以克服单个国家独立投资中面临的资金、技术或人才等制约，刺激金砖国家的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如中国既有较成熟的基础设施技术、装备和相对低廉的设计、施工人员，又有较成功的商业运营模式及国际工程承包竞争力，可服务于其他金砖国家，迅速带动金砖国家内原材料、建筑、金融等数十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其次，联合投资能够缓解金砖国家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产品可替代性，往往存在竞争关系，金砖国家群体性崛起导致更激烈的市场摩擦，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因欧美债务危机而减弱消费能力的情况下。目前金砖国家的贸易争端主要围绕中国工业制成品展开，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最多的是印度，巴西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也剧增（王永中、姚枝仲，2011）。联合投资将弱化金砖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增强其互补性，分享彼此经济增长的益处，从而实现共赢。此外，联合投资有助于促进金砖国家经济一体化，增加内部投资和贸易，形成良性循环，减少对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平国际经济秩序的依赖。

金砖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产生巨额融资需求^[12]（见表6.2）。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是本国和外国花费在由本国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上的总和，而经常账户余额用来表示进出口商品与服务之差，即CA＝X－M＝Y－（C＋I＋G），用来衡量一国总体储蓄投资缺口状况^[13]。巴西、南非、印度经常账户出现逆差，2011年分别达到524.8亿美元、134.8亿美元、627.6亿美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2），表明其国内储蓄不足以满足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存在巨大融资缺口；中国、俄罗斯虽然经常账户呈现顺差，2011年分别为2 017.2亿美元、988.3亿美元，表明国内储蓄过剩，但由于国内储蓄投资转换机制不健全、资本市场等长期融资欠发达、外汇储备不能直接用于国内投资等原因，中俄仍存在较大融资缺口。其次，从外部融资来看，现有多边开发机构数百亿的资金供给难以满足金砖国家以万亿计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见表6.2）。

表6.2　金砖国家从世界银行和其他区域性开放银行的借贷情况　（亿美元）

注:世界银行对各金砖国家的贷款数据为2008—2012年的总贷款额，其他区域开发银行对相应金砖国家的贷款数据为截止到2011年12月30日的历年累计总贷款额。其中，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俄罗斯的贷款原始数据为156亿欧元，为了数据的可比性，用2012年末汇率折算成美元。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和各开发银行官方网站。

巨大融资缺口为金砖国家创新融资渠道提供了现实必要性。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通过金砖国家央行资本金的认缴等渠道集中各国外汇储备，同时通过债券发行、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等途径创新国际开发性融资渠道，有效聚集金砖国家内以及国际上的闲散资金，满足金砖国家内基础设施巨额的投融资需求。这种资金供求之间的时空转移，资金期限、规模、币种、风险的转换与组合以及由此实现的资产转换功能、信息生产功能以及风险管理功能等都将有效促进金砖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6.2.2　危机传染与储备不均是构建共同金融稳定基金的重要原因

1.金融稳定资金需求:金砖国家金融危机的传染性

经济转型和持续快速增长中金砖国家累积了大量风险因素，根据危机传染理论^[14]，随着金砖国家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将产生产业联动、贸易溢出和资本流动效应，金融危机传染的可能性增大。以贸易溢出效应（Glick，Reuven and Rose，Andrew K.，1999）^[15]为例，2001—2011年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年均增速高达20%，增长了16倍（见表6.3）^[16]。倘若一国发生危机，造成的货币贬值将相对抬高其他金砖国商品的出口价格，从而降低其竞争力（价格效应），也将通过收入效应减少其他金砖国家的国民收入而相应减少其进口，两种效应都将导致其他金砖国家出口和国民收入下降，增加其失业人数。而为阻止衰退，其他金砖国往往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随着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将招致对这些国家货币的投机性冲击，使危机传染至其他金砖国。金砖国家还存在另一种隐蔽的传染途径。金砖国家具有诸多相似性，如国家规模大、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处于工业化相似阶段和转轨进程、采取相似外向型发展战略和汇率制度、面临不公平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且具相同利益诉求等；尤其是2001年金砖概念提出以来，金砖国家业已形成以首脑峰会为核心，以高级事务代表、部长和驻多边机构代表会晤为辅助，以智库、工商界、银行界等务实合作为支撑的合作机制。这些相似性和合作态势使投资者将金砖国家视为整体（汤凌霄，2010）。若一国发生危机，由于“羊群效应”和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将重新评价其他金砖国家的经济基础，即使它们并未恶化，投资者也将产生即将或正在恶化的心理预期，抛售它们的货币和金融资产，导致其货币贬值和金融资产价格暴跌，最终将危机传染至其他金砖国家。而随着这种传染可能性增加，将产生巨额金融稳定资金需求。

2.外汇储备规模、协动性及适度性

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在于防范危机，满足稳定的资金需求。为考察金砖国家的外汇储备能否满足金砖国家内金融稳定的资金需求，须进一步研究外汇储备的规模、协动性与适度性。

表6.3　金砖国家间贸易额排名

注:分母表示纵向国家向横向国家出口排名，分子表示纵向国家向横向国家进口排名，如2/1表示巴西进口贸易国中中国排第2位，巴西出口贸易国中中国排第1位，na表示排名在第10位后。
资料来源:经《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整理而成。

首先，考察金砖国家外汇储备规模。金砖国家外向型增长模式导致大量外汇储备持续增加，集中全球总额的45%。2011年底，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外汇储备分别居全球第1、4、6、10位，2002—2011年增速为32%、33%、28%、21%（南非为24%）。

其次，考察金砖国家外汇储备的协动性^[17]。采用2001年1月至2012年6月的月度外汇储备数据，经HP滤波后取波动部分，计算各国储备波动的相关系数，发现金砖国家之间Pearson相关系数在99%的置信度（双侧）水平上具有显著性，除南非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相关系数接近0.4、中俄相关系数略小于0.5外，其余均大于0.5；Spearman相关系数在99%的置信度（双侧）水平上显著性相关，除南非^[18]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相关系数小于0.5外，其他国家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5（见表6.5），表明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变化总体上呈现明显协动性^[19]。

最后，考察金砖国家外汇储备规模的适度性。根据因素分析法从需求角度（武剑，1998）测算外汇储备合理规模，在武剑模型基础上构建测算模型（俞颖，2007）:

其中:IM表示年度货物与服务进口总额，χ1表示进口所需外汇量，根据特里芬储备/进口比例法，此项储备应满足3个月进口（χ1＝3/12＝25%），将其合理区间定为20%—40%；SDEB表示年度短期外债余额，因其还本付息压力大，应保持国际警戒线β1＝100%的比例^[20]；LDEB表示年度中长期外债余额，β2为其还本付息所需用汇量占外汇储备之比，参考国际惯例，将其定为15%—25%；FDI为年度余额，γ为FDI利润汇出比例，适度区间为10%—15%；A表示干预外汇市场所需用汇量，适度区间为30亿—50亿美元。采用2005—2011年数据测算金砖国家外汇储备规模的适度状况（见表6.6）。

3.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构筑共同金融稳定基金

综上所述，金砖国家随着相互间贸易、投资增多以及资金流动日益频繁，投资者视其为一体的心理预期增强，金融危机传染可能性增大，产生巨额金融稳定资金需求。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由于近年来持续快速增长，规模巨大，总体上能够满足稳定需求，但分布不均，除印度规模适度外，中国、俄罗斯、巴西超额持有，而南非储备不足。

表6.5　2001年1月至2012年6月金砖国家外汇储备波动的相关系数

注:＊＊表示在置信度（双侧）为99%时，相关性是显著性的。该表经外汇储备数据整理而成。中国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数据来源于央行网站。

超额储备国的超额储备普遍缺乏回流国内的正常渠道，大多以发达国家国债和高等级金融债持有，回报率低，在当前发达国家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面临“双缩水”境地。此外，大量外汇储备迫使央行被动增加货币供给，既降低各国货币政策自主灵活性，又产生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升值压力，危及实体经济运行。金砖国家储备的协动性增长加倍放大金砖国家集体面临的储备资产缩水和通胀风险。而储备不足的国家难以满足稳定需求，一旦危机从薄弱环节爆发，为求自保，事先没有合作制度安排的各国政府的博弈往往是超额储备国和储备不足国不会选择合作，即使合作也会附加诸多条件，最终结果将是储备不足国损失巨大，超额储备国也会因危机传染而受影响。理论上一国无力或不愿满足因危机传染而产生的稳定资金需求，客观上要求储备分布不均的金砖国家联合设立金融稳定基金，有效阻止危机传染，维护金砖国家的金融稳定。

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集中储备以形成共同金融稳定基金，既可起到调剂储备余缺、增加储备规模、降低储备变动率（Dodsworth，J.R.，1992）的作用，又能有效应对危机传染，满足金砖国家金融稳定的需求。储备闲置时还可部分用于金砖国家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发达国家的低收益证券投资转化为金砖国家的高收益实体投资，实现储备保值增值，缓解储备资产缩水和通胀的风险。

6.3　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理论基础:基于协动性的博弈模型

我们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国际组织属性探寻其存在的缘由，通过构建基于协动性的博弈模型论证合作对各参与国是否具有潜在利益，以阐释其设立的合理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既是金融中介机构，也是区域性政府间机构，归属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为什么能够得到主权国家的承认？温特指出，国家行为可能比个人行为更易推测，因为国家是按照一定章程、规则行事，而个人则并非总是如此（亚历山大·温特，2000），故国家比个人更符合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因此，安妮·克鲁格认为，应该采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研究，即检验合作的激励或能够从合作中得到的潜在利益，以及达到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结果的规则或制度的可能性（Krueger，Anne O.，1998）。

“金砖国家”这一内涵的主要特征是指这些成员国在经济增长模式和速度、金融结构、对外贸易、外汇储备和金融风险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协动性。前文已采用2001 年1月至2012年6月的月度外汇储备数据，实证检验了金砖国家外汇储备的协动性；学者们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能源利用率等指标对金砖国家经济效率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其经济增长方式趋同，均为高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吴俊、宾建成，2010）；部分学者实证检验了金砖国家贸易具有较高的互补性（欧阳峣、张亚斌、易先忠，2012）^[21]；贺书锋（贺书锋，2010）利用SVAR模型实证检验了尽管各国在政治经济上存在差异，但在中国的影响下，金砖国家的经济周期已形成高度的协同性和互动性；张兵、李翠莲（2011）采用相关系数法证明金砖国家通货膨胀周期的协动性。正是由于协动性的存在，使得单个金砖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和国际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这种协动性往往体现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现象，金砖国家之间的利益往往比金砖国家与非金砖国家之间的利益要密切得多。因此，金砖国家之间只有紧密合作，才能长期、系统和稳定地增加各国财富。我们用博弈模型（王则柯、李杰，2004）来阐释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每一个金砖国家对其他金砖国家的战略空间为｛合作，独立，对抗｝，（合作，合作）即指在充分考虑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双方付出较小代价以获取整体的最大利益；（合作，独立）就是指前者愿意付出一定的成本并充分考虑后者的利益，后者则对前者的利益漠不关心，此时，前者得到的收益要小于第一种情况，而且整体利益也小于前者；（独立，独立）是指双方都对对方的利益漠不关心，这种情况下双方能够获取的收益都较小；（合作，对抗）是指前者充分愿意付出一定成本充分考虑对方利益，另一方则恶意惩罚或对抗对方以获取自己最大的利益；（对抗，对抗）就是指双方都不顾对方的利益，恶意损害对方利益以实现自己最大的利益，这种情况下的整体利益反而受到损害。我们可用以下博弈矩阵（表6.7）来描述金砖国家之间的博弈过程及其收益:

表6.7　金砖国家博弈矩阵（1）

从以上博弈结果可以看到，由于金砖国家之间具有很强的协动性，博弈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金砖国家的整体利益，从而影响了整体利益在金砖国家之间的分布。为了得到可靠的结论，我们根据博弈论的研究惯例和思路，不妨对各种策略的结果赋予具体数字，具体数字见上表6.7。从表6.7中可知（合作，合作）＝（10，10）是一个富有激发力的战略，在这种状态之下，任何金砖国家在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就不能提升自身利益，因此，这种状态是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然而，这种状态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纯自由和纯自主的市场条件下，任何金砖国家都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使得博弈不断演化。任一金砖国家的理性行为是希望对方采取“合作”而自己采取“对抗”这一战略，从博弈模型可以看到，这一战略使得该国家能够获取的收益最大，达到15；然而，从整个博弈过程来看，（对抗，合作）战略不能稳定，因为对方也会采取相对称的（合作，对抗）这一战略，在没有激励和约束的条件下，双方最终只得都采取（对抗，对抗）＝（－5，－5）这一战略，这是一个纳什均衡。因此，如果金砖国家之间没有一个有效力的合作机制和平台，纯粹遵从市场选择的逻辑，那么博弈的结果将陷入一个囚徒困境，即（对抗，对抗）＝（－5，－5），各国都将承受较大的对抗损失，最终导致博弈结果陷入一种帕累托次优状态。

为了获得金砖国家之间整体利益的提升，实现较高的合作剩余，金砖国家之间就必须建立起较有置信力的约束激励机制，充分平衡各国之间的利益诉求，解除各种市场约束条件，实现帕累托改进，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从博弈模型来看，实现合作剩余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建立结构性的“对抗”和“独立”战略惩罚机制。将采取“对抗”或“独立”战略的金砖国家的收益至少分别降低5和2，比如分别降低6和3，那么，之前的博弈矩阵将演化为:

表6.8　金砖国家博弈矩阵（2）

通过建立惩罚机制可以实现合作剩余（10，10），但由于金砖国家之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存在很大差异，惩罚机制必然难与各国法律或国际法相一致。因此，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合作剩余有很大的难度，制度设计的成本过大。

第二种途径是通过建立“增量性”的激励合作机制。将采取“合作”战略的国家利益提升至少5（比方说6），那么，以上的博弈矩阵将演化为表6.9。

表6.9　激励机制下的金砖国家博弈矩阵

通过第二种途径不但可以回避向各国既有的利益宣战这一难度较大的制度设计，而且可以提高合作剩余总额（16，16），这是一个典型的“求同存异”的国际经济战略。

很显然，第二种途径要比第一种途径优越，而且可行性好。正是这种潜在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激励金砖国家进行各种形式的政治、经济金融合作。

由于金砖国家的政治体制属性存在很大差异，这方面合作平台的建立比较敏感，平台建立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很大，因此，中长期内这方面的合作仍然是有限的。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合作可以着重考虑以下两方面。一是建立开放的金砖国家之间的自由市场。由于金砖国家都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梯度性，如果金砖国家之间的市场要素流动存在很大的障碍，那么在很大程度会阻碍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金砖国家自由市场的建立需要各金砖国家在经济体制、对外贸易制度等方面表现出充分的容忍性和一定的妥协性、前瞻性。这方面的合作并非短期内就能达到目标，必须有一个中长期的权衡。二是建立一个后援性和防御性的金融机构，即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要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必须有一个性能良好、效能持久的金融发动机，积累金砖国家之间的储蓄，以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强劲的经济增长容易导致金砖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问题，因此，也需要一个经济金融的稳定机制。而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以为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金融安全提供一个后援性和防御性的平台，使得合作剩余由（10，10）增加到（16，16）。另一方面，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可以充分考虑各金砖国家的利益，采取多种灵活和适宜的途径来实现。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相对其他合作形式而言，是一种有效率、剩余增大、灵活性强的合作制度安排。

6.4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宗旨、资本金及投票制度

从理论上讲，组建金砖国家银行能为外汇储备寻找保值和增值渠道，为基础设施投资和金融稳定需求提供资金支持，为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和金融安全提供后援性和防御性平台，增加合作剩余。但实际运作中能否发挥其预设功能，还须把握细节和要素，这些要素应与其他国际性机构进行严格区分。

6.4.1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宗旨

如前所述，斯特恩、斯蒂格利茨主张组建开发银行，印度提议设立南南开发银行，姚枝仲、李众敏研究如何构建开发性金融机构，他们都将该机构定性为带有一定公共事业性质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我们认为，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主要目标是为金砖国家中长期稳定与发展提供比其他外部融资更可靠、更符合实际需要的金融支持，因而提出“开发银行＋货币基金会”方案。虽然世界上已经存在类似的承担稳定职能的机构，但由于金砖国家总体经济规模占比较大，故它们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我们不能肯定IMF和SRPA^[22]能为金砖国家的金融稳定问题提供一种及时、有效的解决方案，故应在金砖国家之间设立一种正式制度安排，与之共同承担金砖国家的稳定职能。所以，我们主张确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两大宗旨:一是以金砖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融资为主，促进资源适度开发和合理利用，同时兼顾减贫、中小企业发展、区域整合、气候变化与环保等公共事业，最大限度地促进金砖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二是危机时期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金砖国家提供最后贷款人（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LOLR）功能，防止危机在金砖国家内蔓延，维护金砖国家的金融稳定。即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围绕“发展与稳定”两大主题设计，目的是协调金砖国家财力，以较少的成本维持金砖国家目前的发展态势，即金砖国家的“可持续金砖性”。如果由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服务，金砖国家在若干年后仍然属于金砖国家行列，甚至被国际社会视为真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大国，则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设立可视为一种成功。

一方面，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从“发展和稳定”这两大主题上进行立旨和定位符合金砖国家真实的社会经济需求。金砖国家可以容忍较大的、合理的经济增长弹性，维持和调高经济增长目标需要有实力的金融支持系统，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同时，单个或整体金砖国家的经济规模都较大，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冲击原来固有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从而诱致各种风险因素，使得金砖国家面临较大的潜在风险以及风险的传染性，如何抑制和管理这些风险客观上需要一个有实力的系统性专门机构。另一方面，相比分设两个分别承担稳定和发展两大职能的类似IMF和世界银行的金融机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更具有信息成本、范围经济、组织成本、危机转融资成本以及资本保值增值等相对优势。一是信息成本优势。由于金砖国家的服务对象以金砖国家为主，不管是行使发展与稳定中的哪一种职能，都必须随时跟踪金砖国家的发展态势，收集必要的社会经济信息，如果分设两个不同的机构，将导致信息重复搜寻的成本。二是范围经济优势。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以根据金砖国家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在总资本规模内动态调整在发展基金和稳定基金上的相对规模。当各金砖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比较稳定时，可以将一部分稳定基金分离出来用来发展金砖国家的经济；当各金砖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的风险因素增多时，可以将一部分发展基金分离出来用于防御金砖国家的潜在危机，换言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资本金可以根据金砖国家经济态势动态运用于稳定和发展职能，在长期的发展基金和短期的稳定基金之间实现结构性融资，从而产生一种范围经济。如果分设两个不同机构，将不能享受这种范围经济。三是组织成本优势。显然，分设两个独立的稳定和发展职能部门，需要增加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决策、执行、沟通、控制和反馈等行使职能的过程中。四是相机抉择的危机转融资成本优势。IMF的资金来源于成员国的固定比例，当经济危机发生时，IMF能够提供的资金相对有限，但金砖国家银行可以通过发行债券或信用借款，以较低的融资成本从国际金融市场或其他国家政府进行转融资用于应付金砖国家的经济危机，理论上这种机制可以无限制扩大稳定基金规模（类似于一国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只要危机金砖国家的基本面良好和政府置信度高，那么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以通过这种机制展示出无限的危机救助能力，可以充分、主动、自由和灵活地解决金砖国家的稳定性问题。如果这两大职能分设为两个不同机构，那么，稳定职能机构的危机救助能力将非常有限。五是资本保值增殖优势。在金砖国家经济平稳运行期间，稳定基金可以通过各种有效率的金融中介模式实现保值增值，如果职能机构分设的话，稳定基金将只能通过非常有限的途径来实现保值增值这一目标。

6.4.2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股本规模及结构(https://www.xing528.com)

确定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资本金规模，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及金砖国家发展与稳定的状况。同时履行两大功能将产生范围经济，节约资本金。若金砖国家发展与稳定呈负相关关系，即高速发展的同时风险增大，则应加总两方面资本金需求；若其发展与稳定呈现正相关关系，则会减少部分稳定资本金需求。参照世界银行等开发性机构，粗略估计履行基建投资功能^[23]所需发展资本金，将其大致定为1 500—2 000亿美元；参照IMF等稳定基金，考虑到金砖国家规模庞大及危机传染性等特点，将稳定资本金规模粗略估计为1 500—2 000亿美元；根据金砖国家发展与稳定相关性状况及范围经济，最终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初始资本金规模的合理区间定为2 000—4 000亿美元。为有效开展基础设施融资以及金融稳定融资，资本金的性质应为实缴资本。

从股本结构来看，根据金砖国家外汇储备普遍充足的现状，为保持其“金砖特性”，可考虑资本金的60%—70%来源于金砖五国。资本金在五国间的配置则主要取决于各自经济实力、对外贸易与外汇储备等状况。鉴于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持续巨额贸易顺差以及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等状况，中国可在资本金配置中起主导作用。

表6.10　政府间金融机构资本金及成员状况

注: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各银行官方网站和其公布的年度报告，这里世界银行是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其中，＊表示法定资本，目前尚未认购完毕。

同时，为惠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设计资本金的15%—20%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减少发达国家阻力，可考虑资本金的15%—20%从发达国家筹集。因成员国的主权信用等级影响银行信用评级，应选择经济增长前景与财务状况良好、信用评级较高的国家参股。

6.4.3　投票制度

投票表决制是国际金融机构制度设计的核心，而成员国的投票权重成为衡量其组织地位的重要指标。投票表决权一般分为一国一票制和加权表决制，前者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后者贯彻效率优先原则。世界银行、IMF、亚洲开发银行均采取两者融合的投票表决制。英国《金融时报》提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由各国出资100亿美元等额资本金，拥有同等投票权。（亨利·曼斯，2012）鉴于各国经济实力尤其是外汇储备的不平衡，同等投票权安排将严重限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资本金规模，难以实现其预设功能，故应仿效世界银行等的做法，充分融合两种投票制的优点，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20%—30%的票数均分，70%—80%的票数则根据成员国认股额多少按比例分配。这种投票制度与股本结构具有内在一致性，票数与认股额多寡成正比，从而确保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金砖特性，也将保障认股额多的国家发挥主导作用。

6.5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机构设置与业务运作

围绕发展与稳定两大宗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机构设置包括总部选址和部门设置两部分；业务运作则主要从资金来源和运作两方面设计。

6.5.1　机构设置

就总部选址而言，为保障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持续发展，应设在政局稳定、经济开放的发达地区。由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分支机构少，须与商业银行广泛合作，为降低成本应选在金融基础设施完善、金融机构云集的金融中心。金砖国家最具代表性的金融中心为香港^[24]、约翰内斯堡、圣保罗、莫斯科和孟买。总部选址的最适性应从六个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一是政局稳定程度。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见表6.11）揭示中国和巴西的和平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国家。二是实体经济实力。采用GDP来衡量（见表6.12），目前中国GDP仅次于美国，2011年超过其他金砖国家的总和。三是经济发展潜力。采用经济增长率来衡量，近十年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3.78%、4.83%、7.72%、10.6%、3.6%，中国增速最高，发展潜力巨大。四是金融发展程度。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金融发展指数（见表6.13）表明，中国香港状况最佳，连续两年名列榜首，指标涵盖金融体系的体制环境、营商环境、金融稳定性、银行金融服务、非银行金融服务、金融市场、金融渠道等内容。五是语言优势。英语是世界通用的商务语言，中国香港、印度、南非均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将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设立及发展带来很大便利。六是地理位置与交通。各金融中心均具备便利的交通，此外，印度居五国中心位置，有利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业务拓展。经六项综合考察，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总部最优选址是中国香港，次优选择为南非约翰内斯堡和印度孟买（见表6.14）。

表6.11　全球和平指数

注:数据来源于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全球和平指数^[25]是一套用作测量指定国家或地区的和平程度的指标，该指标主要包括对社会上犯罪情况的感知程度，每10万人中的内部安全官员和警察的人数、谋杀案数和入狱人数，较小破坏力武器的获取难易程度，暴力犯罪、政治不稳定与对人权不尊重程度，军队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与邻国关系等23项内容。

表6.12　金砖国家GDP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IMF的WEO数据库。

表6.13　全球金融发展指数

注:全球金融发展指数（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ex）由世界经济论坛在每年的《全球金融发展报告》中发布，该指数对全球62个领先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效率进行分析和排名，于2008年开始发布。数据来源于World Economic Forum。

表6.14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选择结果

部门设置应首先充分体现职能性这一原则，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应当设立两大职能部门，即经济稳定局和经济发展局，前者主要着眼于金砖国家区域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识别与预警、危机管理等，后者主要致力于金砖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运营业务（涵盖资产业务、负债业务和表外业务），主要包括为金砖国家开发和完善基础设施的中长期贷款业务、定向重点技术开发贷款、绿色贷款、成员国资产委托业务、国际融资业务等。其次，部门设置也应体现均衡性原则，防止角色冲突。在充分实现各自职能的过程中，由于本位利益、偶然性短视或偏见等原因，稳定局和发展局有可能产生角色冲突，如稳定局（或发展局）可能会错误地坚持自己的判断，认为金砖国家更面临稳定性问题（或发展性问题），所以，基金动态调整应倾向于经济稳定功能（或经济发展功能），而且应该预料到有时这种冲突可能会很尖锐，因此，化解这一角色冲突的唯一有效的途径来自更高的权力机关即最高决策机构（一般为成员国理事会）的充分介入，在理事会中应当设置一个专门机构（如协调局）来平衡稳定局和发展局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使得经济稳定职能和经济发展职能在充分展示的同时，也能在空间和时间上充分实现结构性合作。再次，部门设置必须体现扁平化原则。作为一个国际性金融机构，不难网罗大批一流的专业人才，为了提高业务运作效率，应尽可能缩短行政流程，减少行政的交易成本，充分体现机构设置的内部规模经济。最后，经济发展局和经济稳定局内部的设置可以借鉴IMF和世界银行的合理及成熟的经验。当然，将经济稳定职能和发展职能融合到一个金融机构是一个较大的制度创新，在实践过程中应当动态地进行学习、改革和调整，以保持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职能的持续性、适度性和开放性。

6.5.2　业务运行

1.资金来源

除发行股票筹集资本金外，开发性银行一般不向普通公众吸收存款，其资金通常采取债券和票据形式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尤其是那些信用评级高、融资成本低的机构^[26]。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之初，其业绩和声誉尚未显现和确立，其主要成员国除中国评级为AA－级外，其他国家评级均介于BBB－与BBB＋级之间^[27]，贸然向市场融入巨资势必影响运行效率。故应多从金砖国家内部融资，向各央行发行债券，而随着经验累积及市场认可度的提升，应逐步转向多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在债券发行基础上逐步推出对冲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以丰富融资工具；逐步从以美元定价发行转向更多以金砖国家货币定价发行，从平等推出各国货币转向集中推出最具竞争力的金砖货币。

2.资金运用

（1）基础设施等贷款业务。

鉴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应秉持“赤道原则”，科学管理国际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推动金砖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贷款涵盖基础设施贷款、绿色技术贷款、特别项目贷款等。具体的贷款对象为政府担保的公私机构，其目的是缓解因分支机构少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贷款利率一般要低于市场利率，但应确保银行正常运营；贷款期限一般为10—30年，其中，特别项目可延长至50年。

（2）最后贷款人业务。

金砖国家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以及IMF救助有限^[28]使金砖国家联合充当自身的最后贷款人（LOLR）成为必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本流动的加速增长，经济危机从传统的经常账户波动转向以资本账户波动为特征的金融危机。金砖国家作为引资大国，未来更可能出现资本流入骤停和巨量资本外逃的危机。因此，金砖国家的最后贷款人不仅应向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融资，更应重点应对巨量资本的突然逆转，防止危机国陷入严重通货紧缩、经济衰退，尤其应有效阻隔危机向其他金砖国的传染。

不同于国内最后贷款人，国际最后贷款人（ILOLR）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资金有限。理论上讲，LOLR若能无限度提供贷款直至资本抽逃停止，危机总能得以控制。而解决金砖国家LOLR的资金问题须把握三点:一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通过发行债券或信用借款以较低融资成本从国际金融市场或其他国家政府进行转融资，只要危机金砖国基本面良好和政府置信度高，理论上该机制可无限扩大稳定基金规模；二是统一管理稳定基金，以建立资金保值增值的良性循环机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通过集中各国储备，依托发展部门长期资金运行网络和管理经验，凭借资金规模优势进行投资期限、币种和地区的合理组合并予以灵活调整，实现资金保值增值的良性循环，以履行救助功能。三是加强与IMF等机构的合作。明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仅是危机时期流动性供应渠道之一，用以弥补IMF解决区域问题的滞后性，不是对IMF和发达国家救助的替代，因而需要加强与其沟通协调以形成稳定合力。

理论和实践表明，ILOLR的有效性取决于成功抑制受援国及其债权人的道德风险^[29]。金砖国家普遍处于市场机制欠完善、信息非充分状态，除采取缩短贷款期限、实行非优惠利率以及限定额度等常规措施外，预先明确救助条件以增加透明度将起到抑制道德风险的关键作用。IMF救助强调外部均衡、经济自由化，推行新古典主义的紧缩财政货币政策，未分析受援国状况而一概付诸整顿金融秩序、开放金融市场、削减财政开支、调整经济结构等苛刻条件，既未维持受援国的汇率，又使其丧失货币经济主权而备受质疑，严苛的条件也使贷款数目减少而导致IMF收入锐减、财务困顿；SRPA由于缺乏经济监测预警能力，80%的资金与IMF的条件性贷款挂钩。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应当摆脱IMF贷款条件影响，避免利用救援机会干预受援国国内经济事务，采取更为灵活高效的方式，放宽并独立设定救助条件。一是基本经济面状况较好，包括公共财政、外汇储备、就业等状况较好，未出现严重通货膨胀，银行业较为健康，金融监管基本有效，且正在实施趋向稳健有效的经济政策。这一条件与国内LOLR只救助陷入流动性危机而非清偿力危机机构的逻辑一致。其目的是强化市场约束，防止赤字国长期持续消耗共同储备。二是超过缴纳份额部分提供价值相当的抵押物。由于金砖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以资源开采权为抵押既具有可行性，又不会对国家经济命脉和主权造成冲击，且不与国际法相冲突；同时为推进金砖国家货币国际化进程，可考虑将金砖国家的货币、石油或矿产等资源能源开发权等作为抵押物，目的也在于控制道德风险。为保障这两个基本条件得以执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应致力于金砖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政策协调研究，构建金砖国家内的区域监测和预警机制，而相对于IMF等外部机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内部人”具有信息优势，能够弥补IMF区域监测预警的滞后性。

6.6　结论

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对于维护金砖国家金融稳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大意义。鉴于金砖国家在经济增长模式和速度、金融结构、对外贸易、外汇储备和金融风险等方面具有显著协动性，我们设计基于协动性的博弈模型，揭示金砖国家通过建立有置信力的约束激励合作机制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试图用理论证明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一种有效、正式、灵活、收敛的合作制度安排。

我们根据发展与稳定两大主题设计金砖银行两大宗旨，明确提出“开发银行＋货币基金会”方案。因国内外已有学者提出“开发银行”方案，故重点阐述为何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需要补充金融稳定功能，以及两大功能由一家机构承担为何更具信息成本、范围经济、组织成本、危机转融资成本以及资本保值增值等相对优势。紧紧围绕两大宗旨设计包括资本金规模及结构、投票制度、总部选址、部门设置及业务运行等系列要素，目的是使金砖国家通过集中有限财力建立属于自己的“世界银行”和“IMF”，以较少成本维持金砖国家目前经济发展态势，实现金砖国家的“可持续金砖性”。

【注释】

[1]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

[2]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尼格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认为为满足新兴发展经济体的投资需求，应当建立金融中介系统以循环利用新兴经济体的储蓄，而南南开发银行最适合承担这一金融中介功能，因此提出设立南南开发银行以促进南南投资。2010年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上，印度总理辛格非正式提出该想法供会议讨论，其基本观点也是将过剩储蓄通过循环利用变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并指出这不仅有利于缓解直接需求不平衡，而且有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后新闻界、学术界称之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3]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印度政府规划委员会副主席阿拉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于2012年3月27日表示世界需要更多的银行，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最主要目标在于通过跨国金融机构，增加针对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投资的贷款规模。

[4]美银美林（印度）首席经济学家古普塔（Indranil Sen Gupta）指出除了世界银行和IMF以外，几乎所有的开发银行均依地理范围来划分，地理位置相近让这些多边组织成员实现了身份、政治和文化认同，但金砖国家分布在四大洲，彼此间差异巨大，一个统一的开发银行未必能顺利运作。

[5]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篇论及货币与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阐述道，“慎重的银行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可使死资财变成活动资财，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斯密认识到了银行具有信用媒介功能以及银行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6]熊彼特提出“信用创造论”，分析银行能增加社会总产量的原因，指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银行信用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于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提供必要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并不是来源于银行所吸收的储蓄，也不来源于真实票据的贴现，而是来源于银行信用创造。正是这种信用创造能力，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7]他们首次提出金融中介具有资产转换功能，通过发行间接融资证券，在资金剩余单位与资金不足单位之间融通资金，从而提高资金的可获得性。他们论证多样化的金融资产和金融中介机构在信用创造、资产转换及经济增长中的促进作用。

[8]他们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基于道德风险模型解释金融中介在信息生产过程中具有独特的成本优势。非对称信息条件下道德风险阻碍信息传递，企业家采取投入一定比例自有资本的行动，对贷款人起传递项目质量的信号作用。企业家结盟后将大大节省融资时的信息生产成本。引入金融中介作为企业家联盟的信息生产者可解决 “次品车问题”。

[9]他基于多个委托人的委托代理理论和非对称信息理论，构建受托监控模型。该模型证明金融中介存在的条件下会出现双层代理关系，即使考虑金融中介本身的代理成本，金融中介仍然具有信息生产和监控的优势。

[10]他们基于风险管理功能提出“参与成本论”。指出由于金融工具的日趋复杂化和人们单位时间收入水平的提高，投资者学习金融投资的机会成本、参与风险管理和决策的时间即参与成本大大增加，抵减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下降的作用。他们认为作为创新工具主要交易主体和创新市场重要参与者的金融中介反而具有风险管理优势，通过降低投资者的参与成本来创造价值。

[11]他们从金融中介内部因素着手，认为价值增值才是推动金融中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金融中介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门生产金融产品的市场参与者，通过对金融产品风险、期限、规模、流动性等方面的技术性转换为储蓄者和投资者提供增值服务，同时实现自身价值。

[12]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拟投资6.2万亿美元，将大规模基建、出口以及清洁能源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具体包括能源、电力、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项目；印度“十二五”计划提出投资1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与公路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为420亿美元，与铁路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为670亿美元；俄罗斯从2012年起计划10年中投资1万亿美元；巴西2012—2016年拟投资1万亿美元；南非基础设施最发达，截至2015年投资1 000亿美元。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网、国家在线等权威媒体网站。

[13]开放经济条件下，若经常账户余额为零，意味着国内储蓄刚好等于国内投资所需要的融资支持；若经常账户赤字，意味着国内储蓄不足以为国内投资提供融资支持，差额部分通过利用外国储蓄来弥补；若经常账户盈余，意味着国内储蓄超过国内投资的融资需要，剩余国内储蓄以经常项目盈余方式流出本国。该观点见余永定、覃东海的《中国的双顺差: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一文，载于《世界经济》，2006年第3期。

[14]危机传染理论表明，危机通过产业联动效应、贸易溢出效应、资本流动效应等“接触式”途径从一国传播到另一国；现代危机更可能发生“非接触式”（或“纯粹性”）传染，即两国或多国无须任何产业、贸易、资金联系，仅通过投资者预期经心理渠道便可实现危机的传播。非接触式传染形成的关键是投资者认为传染国与被传染国在某些方面（如经济基本面、发展战略或发展史、政治文化、法律制度、汇率制度等）存在相似性。

[15]格力克和罗斯在该文中通过实证检验证明贸易渠道能较好地解释危机传播。

[16]数据来源于《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2011）。

[17]协动性，英文为co‐movement，国内由钟伟和覃东海（2003）首次引入。指描述时间序列波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变量，度量协动性主要采用相关系数法和滤波分析法。

[18]南非与其他几个金砖国家的协动性较差，可能是由于南非经济规模较小，且作为金砖国家新成员，它与其他金砖国家尚未建立密切而稳定的经贸关系。

[19]这一协动性主要归因于金砖国家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和冲击，相互间具有密切的经贸联系以及采取相似的经济结构和政策。

[20]分为交易性需求、偿债性需求、FDI利润汇出需求和预防性需求四类。

[21]这些文献以欧阳峣、张亚斌、易先忠的《中国与金砖国家外贸的“共享式”增长》为代表。

[22]东亚外汇储备库（Self‐managed Reserve Pooling Arrangement，SRPA）是建立在清迈倡议基础上，由东盟和中日韩各国拿出各自外汇储备建立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

[23]目前已公布金砖五国3—10年内的基建投资总额为9.3万亿美元，若五国基建所需资金的5%拟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集，且其资本充足率设定为30%（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一般为30%—40%），粗略估算其所需资本金将达到1 550亿美元。

[24]之所以未推上海，是考虑到目前中国大陆的资本账户仍受管制，且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发展不太完善，将对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市场融资和资本运作产生不利影响。

[25]该指数是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的出版物，由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专家小组公布，该小组成员主要来自和平学系、智库，以及澳洲悉尼大学和平及冲突学中心（The Centre for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对全球158个国家排名，首期排名于2007年公布，中国香港在2007年及2008年排名第23位，2009年之后不再列入排名。

[26]2010年泛美开发银行资金的97.5%为债券和票据融资，欧洲投资银行资金的94.3%、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87.4%、非洲开发银行的83.6%均如此。

[27]标准普尔和穆迪评级机构截至2011年7月对金砖国家的信用评级为俄罗斯BBB，南非BBB＋，中国AA－，巴西、印度BBB－。

[28]从1973—2011年间金砖国家使用IMF信贷额（即除提取国家储备档头寸之外的成员国在IMF的提款）的累计来看，中国为431.7亿美元，印度为879.7亿美元，俄罗斯为2 196.6亿美元，巴西为1 473.1亿美元，南非为154.1亿美元。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29]受援国由于预期国际最后贷款人（ILOLR）救助而心存侥幸、放松对本国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管理；追逐高额利润的国际债权人由于预期ILOLR援助而有意疏忽危机国的信贷风险。由于道德风险存在，成员国不愿承诺多注入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