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框架的局限性与责任

然而，这个理论框架是有缺陷的，而它的缺陷现在已经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了。

首先是，“分工越细生产效率就越高”的命题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过细的分工将会导致商品交易频次的增长，从而提高交易的成本与难度。从原文来看，斯密是理解并重视这个道理的，他也指出导致分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人的身心能力的局限性。那么，既然如此，由这些原因所导致的后果，也就绝对不止于分工。这些原因不仅要求工作要具有一定的单纯性，也同样要求工作要保持一定的综合性、多样性或者异质性。工作的性质过于复杂时，当然就会要求增加单纯性（也即分工）；然而，当工作的性质过于单纯时，增加多样性也是有益的。这是因为人的身心能力本来就是多方面的，而不完全是单纯的；“分工”话语所提出的，实质上是这些能力与工作任务之间的匹配性问题。这种“匹配性”要求单纯便单纯，要求复杂便复杂；把它概括为单纯性，就是一种片面，严格说来是一种不正确的概括。即使按照某些统计指标来衡量，分工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之间具有正相关性，这种概括也不够恰当，因为在微观层面上当事人无法仅仅通过提高工作的单纯性就可以增进工作效率。这样一来，充其量它只是一个颇为微弱的统计规律而已。

“分工”话语的另一个弊病在于，它赋予了人们之间的差异以一种“预先安排好的完美性”，从而遮蔽了人际差异的广泛性以及人际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工厂生产中的角色分工固然是按照某种生产技术人为设计和安排的结果，但这种安排绝不是完美的。人际差异是多样化的，人的能力绝不可能恰好被某种生产技术加以完全的利用，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劳动者的某些潜力往往得不到充分的挖掘，而岗位要求他却又不能完全予以满足。“技术”本身就是在这种夹缝中勉强设计出来的，并且是不断地有所变动的。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处于经济体系中的当事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是本来就有的，在人们从事任何思考与设计过程之前，它就存在着。这种“一般的人际差异”并不是为了配合生产中的某种角色分工而存在的。为了提高就业能力，人们当然也会有意识地发展自己的素质和技能，以便迎合分工的要求，但这种自我改造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完全消灭原有差异的地步，冲突与不圆满是无处不在的。简言之，比分工更为优先的是人际差异，经济学需要直接面对人际差异，需要发展关于人际差异的一般理论。

不幸的是，经济学没有这样做。经济学反而把“分工”当作一种关于人际差异的隐喻，以及人际差异的一种普遍情形，而置多元性与冲突于不顾。经济学忽略了知识发展的无限性，想当然地认为对应着每种自然与社会条件，存在着关于分工的最优安排。反过来，某种经济状态对应着一定的分工模式和自然与社会条件，于是，“分工”这个议题就逐渐被消解了，被融化在各种各样的“价值理论”之中了，不再具有相对独立性了。最终，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结构性和异质性几乎完全不存在了。无论对于抱怨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中心主义”的学者，还是抱怨“分工理论长期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的学者，其共同的答案的“秘密”就在于此。这个责任当然主要不应该由斯密来承担，但斯密的过于简单的框架是要分担一定的责任的。(www.xing528.com)

斯密框架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来自“分工＋交易＋市场规模”架构中的持续动态性。就当时（18 世纪）全球的地理与交通条件来说，这种动态性、扩张性和发展性看上去几乎是无限的，因而是令人神往的。然而，实际上它却是有限的，它是基于既定知识水平下由主客观往复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累积性的增长。照理说，当全世界都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之后，这种动态性也就接近于终结了。这种并不乐观的“终局”是被众多读者们所广泛认识到的。当然，我们难以断言斯密是一个决定论者，实际上斯密在知识发展问题上持有相当中肯的观点，他也完全承认技术是不断进步的。所以，尽管他本人可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他的框架实际上可以扩展地理解为进行了如下一个问答：经济体系持续发展的动力何在呢？显然就在于经济体系的各个部分具有不同的元素和不同的性质。不同质的元素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分化组合，而分化组合之后又会产生新的元素，新旧元素之间于是就可以继续进行分化组合；如此一来，人们就总是有新的事情可想可做，经济系统于是就会持续地发展和扩张下去，以至无穷。所以，显然，这种“异质性”和“结构性”的视角是特别有利于说明动态过程的持续性问题的；并且，异质性和结构性乃是产生知识、经济性从而财富的源泉。正如分工是异质性的特例一样，“分工＋交易＋市场规模”的架构可以视作这种“宇宙大爆炸”式的发展过程的特例。突破发展的极限、从而使发展的持续性得以保持的关键在于提炼出“知识”这种相对独立的元素，并以之作为观察和分析的中心对象。为此，任何异质性都不能简单地视为思考着的人们进行刻意安排的结果；恰恰相反，它们应当首先视作存在于思维过程之前，并且在思维过程之后仍然部分地处于意识的控制之外。任何有意的结构安排都是后来发生的，并且是局部的。其次就是“组合爆炸”的概念。当时显然不存在这个概念，以致各著作者总是轻率地认为任何变动过程早晚都会终结。当然，不能苛求于前辈先贤们。对于“永续发展”“持续扩张”之类的议题，如今可以由算法经济学来承担。这些议题我们将在第七章重新拾起。

最后，笔者认为，“分工”的话语多多少少还应当对交易范式的失控承担一些责任。在分工的视角下，交易总是迫切需要的，实在看不出过于频繁的交易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于是商品交易难免被视为越多越好，一切妨碍交易的东西也都越来越被视为负面的。著作者们显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阻碍交易的原因就是导致分工的原因。最终，一切有关流通、通信与商谈的东西干脆不被认为创造价值，而经济理论干脆直接假定交易费用为零，思想则被逐出了经济学。这是一个具有一定的逻辑连贯性的演变过程。后一些特征虽然主要是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但是，古典经济学中的确存在着它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