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对于时间的重视，显然因袭了历史学派的传统。沿着这一线索，又进入了“迂回生产方法”这个概念，这就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了。可是，此后，庞巴维克却迷失了。他承继了门格尔的“高级财货”的视角，从“生产周期延长”和“迂回度提高”的角度来看待资本品的内生，导致了大量效果甚微的论述。为什么要使用迂回生产方法？庞巴维克回答道：“迂回的方式比直接的方式能得到更大的成果，这是整个生产理论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命题之一。必须强调说明，这一命题的唯一依据是实际生活的经验。经济学理论不说明，也不能演绎地说明它必然是这样的。”[31]这表明，庞巴维克实际上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也放弃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这样的态度和方法与斯密对于分工、李嘉图对于国际贸易的态度和方法是相一致的。它们都是含混的，并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误导性。无论对于思考或者行动，“迂回”在原则上都是必需的，它并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提高效率”的问题。“不迂回”的生产方法基本上不存在，人们通常所考虑的只是“如何来迂回”或者“迂回到什么程度”这样的问题。“高级财货”这样的术语也起了转移视线的作用。经济活动是流转的、循环往复的。由于当事人的即时行为能力有限，他借助资本品来生产消费品，而对消费品的消费又支持了资本品的生产。重要的在于认识到当事人行为的这种“序贯性”（或串行性，即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而不在于识别哪个比哪个更“高级”。
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奥地利派的时间概念在很多情形之下都是流于形式的，是孤立的，未能与其他重要的论点融为一体。奥地利派的学者们总是提到时间，却不使人感到这种提及有什么特别之处。尤其是，当他们大量地论及知识与认知问题的时候，却似乎忘记了，认知是需要时间的，因而也就与这个最为关键的论点擦肩而过，即认知过程（或者思维活动）与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一样，都是迂回地进行的。
学习与发现都是一种动态现象，并且都是关于思想或认知活动的。也就是说，它意味着正的计算时间的存在。学习与发现有多么重要，计算时间也就有多么重要。而后者事实上被忽视了。论者们宁愿提到“学习”“发现”这些词儿，也不肯直接提及思考或计算的时间。这显然是因为，后者给人一种简单而肤浅的印象，“理性的”“计算过程”在直觉上只被理解为类似于求解某个方程式那样的直线的、确定的过程。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一旦计算时间（从而计算速度）是正的和有限的，思维活动也就会立即发生主观性转向，诸如主观性、有限知识、不确定性、错误、矛盾、冲突、学习、发现、创新等也就会立刻发生。学习与发现不过是这些众多后果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所以，最为重要的并不是分别强调它们，而是要优先强调计算时间。计算时间一旦引入，也就会纲举目张，应有尽有。奥地利学者们做成了一个个珍珠，却没能用丝线把它们串成一条项链；算法理论则正是这样的丝线。
现在我们就再来把这些珍珠串连一下。思维活动一旦需要时间，也就不能指望它在我们可以忍受的时间之内到达“真理的彼岸”，于是，它就会跌落在中途，而呈现为一种残缺不全的东西。于是，各人的思想认识也就有了差异。这些差异当事人不可能立即就把它们都看透，因为要“看透”，就必然需要更多的时间，该时间的长度我们甚至不能设想和预计。这就是说，在当事人的眼中，思想与思想之间就会产生矛盾、冲突与差异，而他们（在当时）又不知道如何解决。这就是“主观性”。我们不必过于挑剔地探讨其他意义上的主观性是否存在，主观性首先就是指这样的“科学的”主观性。这是我们用无可置疑的、科学的逻辑首先可以到达的地方。这些主观的思想中的某些部分必然会被某些人定义为“错误”或“缺陷”，因而必然可以被否定、被发展。旧思想于是就会转化为新思想。人与人之间具有这样的关系，人与自己的过去之间同样也会具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学习”既包括一个人向他人学习，也包括一个人向“过去的自己”（也即自己的记忆与知识）学习。“发现”既是指获得了新增的、与已有知识无关的知识，也包括对旧知识的简单否定。(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思想时间的引入弥补了过去只是片面地认可外在行动之时间耗费的缺陷，使得时间维度被全面地赋予了所有的人类行为。时间的概念变得完整了，空间的概念也就会突出出来，以往的“要么突出时间，要么突出空间”的残缺框架也就得到了完善。这样做的结果是，经济学将从抽象的、绝对的体系中挣脱出来，降临真正的“人间”，我们现在可以真正地建立“情境化的”经济学了。于是，如前所述，个人、意识、无意识、边际、机会成本等也就会相应地显现了。我们可以换个说法：个人、集体、情境、意识、无意识、人际差异（或主观性）、结构性、非线性等几乎所有的奥地利派的议题，都可以从“有限理性”这个概念演绎而来；或者说，它们都是“有限知识”的“变体”或者“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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