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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非空间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

时间:2023-05-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影响合肥市非空间脆弱性的因素众多,理论上这些因素都应作为非空间脆弱性模拟预测的落脚点。在高度相关的六个指标中,有三个是环境脆弱性指标,这说明人类活动和污染排放带给环境子系统的压力对合肥市非空间脆弱性指数的影响最大。

合肥市非空间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合肥市非空间脆弱性的因素众多,理论上这些因素都应作为非空间脆弱性模拟预测的落脚点。但是,由于城市脆弱性模拟预测研究的复杂性,不可能面面俱到而“眉毛胡子一把抓”,正确的选择是抓住影响合肥市非空间脆弱性的关键核心问题和主要矛盾,以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的剖析和有效解决来带动全局,从而尽可能精确地进行合肥市非空间脆弱性的模拟预测。

在前表4-1的合肥市非空间脆弱性测度指标体系中,三十三个具体指标是非空间脆弱性测度的数据基础。从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些指标与非空间脆弱性指数具有不同的相关性,显然,具有高相关性的指标将能对非空间脆弱性指数值产生更大影响,这些指标也将成为进行非空间脆弱性模拟预测的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为此,分别计算合肥市非空间脆弱性指数和33个具体测度指标的相关系数r,结果如表4-11所示。

图4-11 合肥市非空间脆弱性动态演化模拟预测的方法流程

表4-11 合肥市各个测度指标和非空间脆弱性指数的相关系数

续表4-11

按照相关系数和相关程度的通常划分标准,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被分为微弱相关(0.0<|r|≤0.3)、低度相关(0.3<|r|≤0.5)、显著相关(0.5<|r|≤0.8)和高度相关(0.8<|r|≤1.0)。进一步把表4-11中显著相关和高度相关的指标(|r|>0.5)进行统计归类,详见表4-12所示。

表4-12 |r|>0.5的指标一览表

(www.xing528.com)

根据表4-11和表4-12可知,单位工业产值能耗、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每万人大学生数、人口密度、人口城市化率和工业废水排放等六个指标和非空间脆弱性指数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大于0.8,呈高度相关状态;而财政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建成区规模等十一个指标则呈显著相关状态。在高度相关的六个指标中,有三个是环境脆弱性指标,这说明人类活动和污染排放带给环境子系统的压力对合肥市非空间脆弱性指数的影响最大。

进一步对人口密度、人口城市化率和工业废水排放这三个环境脆弱性指标进行分析。1998—2012年合肥市的人口密度变化分为两个阶段(图4-12),1998—2010年稳步增加阶段,2011年则大幅下降,从2010年的702人/km2大幅下降到2011年的618人/km2,同时,人口城市化率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变化趋势。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变化也可总结为两个阶段(图4-13),一是1998—2010年的上下波动但总体下降阶段;二是2011—2012年,指标值从2010年的3 290万吨猛增到2011年的5 978万吨。

显然,2011年是一个关键转折点,人口密度、人口城市化率和工业废水排放这三个指标都改变了原有的变化趋势,实现了逆势下降(人口密度、人口城市化率)和逆势增加(工业废水排放量)。这种变化首先对环境脆弱性指数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2011年环境脆弱性指数大幅增加(前图4-5),进而对非空间脆弱性指数也产生了连带效应,致使其在2011年改变了原有的下降变化趋势,也实现了逆势反弹增加。

图4-12 1998—2012年合肥市人口密度变化图

图4-13 1998—2012年合肥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变化图

为何出现这种突然变化?对于合肥市的城市发展史来说,2011年将是一个永载史册的年份。该年8月,因为安徽省行政区划调整,原地级巢湖市被拆分,其中的居巢区和庐江县被划入合肥市,由此合肥市在城市发展上实现了一次历史性飞跃,为其成为区域性特大中心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区划调整使得人口密度、人口城市化率等反映人类活动对环境压力的指标值在2011年下降,从单指标所代表的脆弱性来看,这会导致人类压力脆弱性下降。但是,新增加的庐江县和巢湖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和质量较差,创新要素薄弱,科技含量不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为滞后,环境污染排放总量较大,这直接导致了该年度合肥市环境脆弱性中的污染排放指标突然增大。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从2010年的3 290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5 978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从2010年的702亿m3增加到2011年的2 775亿m3,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从2010年的339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1 066万吨,这使得污染排放压力脆弱性指数大幅增加。从最后的结果来看,2011年合肥市环境脆弱性指数剧烈增加(前图4-5),这说明人类活动压力脆弱性的下降幅度远小于污染排放压力脆弱性的增加幅度,因此综合后的环境脆弱性指数大幅增加。

此外,从经济脆弱性指标来看,合肥市高度正相关的单位工业产值能耗在2011年的指标值也大幅增加,从2010年的0.15吨标准煤提高到2011年的0.60吨标准煤,这会削弱经济脆弱性的下降态势。同时,由于区划调整,合肥市的面积、人口数都突然增大,由此导致部分经济社会指标下降,如高度负相关的每万人大学生数量指标从2010年的753人下降到2011年的615人,这也会削弱社会脆弱性的下降态势。正是在上述这些关键核心指标的综合作用下,合肥市非空间脆弱性指数在2011年实现了突变增加。

由上可见,2011年合肥市非空间脆弱性突变的根源和肌理在于,区划调整导致合肥城市系统内部的融合与一体化发展过程尚处于磨合与调整期,新加入的庐江县和巢湖市与原合肥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科技创新、环境排放等方面尚不匹配,由此导致城市环境脆弱性发生突变增加,进而导致非空间脆弱性也发生突变增加。

综上所述,本节利用相关系数分析法进一步揭示了环境子系统脆弱性的变化是合肥城市非空间脆弱性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由此从整体上给出了影响环境脆弱性以及总体非空间脆弱性动态演化的内部过程和机理,进而也为提出非空间脆弱性的具体调控对策提供了核心影响指标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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