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哲学：领导活动中的人文关怀与价值观念

领导哲学关注的是“领导应该是什么、领导者应该做什么”等问题，而不是“领导是什么，领导者做了什么”等问题。显然，领导哲学的任务在于提供驾驭领导行为的精神力量，它通过提出一系列价值判断，说明领导的本质特征。

当今社会是一个日益组织化的社会，每个人都要通过在组织中定位以实现人生价值不断扩展的目的。对于领导者来说，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人本取向和目标取向的矛盾，即领导者必须协调其组织内部立法和个性的冲突，即要化解人本取向和目标取向之间的二元紧张。

领导是动员员工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种活动。于是，领导者对员工和下属的支配、控制、授权便成为领导学的研究对象，由此而塑造了传统领导学的明显的目标取向。实际上那种在科学管理思想中形成的目标取向并不能展现出领导的本质特征。领导的本质在于净化人的心灵，呈现人的生命价值，它把人视为目的，而不是把人视为手段。

对领导活动进行价值思考的基本支点在于价值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价值完全是主观的、现象学的东西，是内在的和个人体验的事实，最终只受个人头脑的影响，甚至是更深层次的神秘的意识以及思维—大脑的相互作用的影响。现实的世界是既定的，价值的世界是人造的。于是，领导或管理的艺术性、领导的神秘性也许是因为后者（即价值的创造力）对前者（即事实的紧张状态）的克服而形成的。领导作为一种最为古老的社会活动之一，尽管在其诞生之初被赋予了过多的神秘主义的内容，但是领导活动的绵延和凸显，却日益证明着这样一种信条：领导是依靠价值的力量为人们创造理想并使之付诸现实的活动，是一种借助于集体组织行动以显现一种崇高价值的行动。正是因为领导活动中包含着价值的显现和理想的光芒，才使领导哲学成为领导学的根基和领导者的生命所在。

“领导是行动的哲学”这一命题，揭示了领导活动为什么会成为一门哲学。领导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领导学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心理学的指导下进行，我们可以将此称为领导学的心理学化。因此，我们与其说领导理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还不如说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关于领导现象的理论将蒙在领导者身上的那层神秘的面纱剥掉了，它被世俗化、经验化、民主化和心理学化了。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问题就是，领导技术逐渐替代了领导哲学，贯穿于领导活动之中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逐渐游离于人们的研究视野之外，甚至它们被视为是与领导活动毫不相干的东西。领导特质理论在其后期逐渐发生了实证化的转向，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都在借助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对领导活动进行科学化的解读。尤其是菲德勒的领导权变模型，代表着对领导活动进行技术化研究的尝试。但是，领导哲学不仅要求对领导行为之逻辑和技术的掌握，而且还要求对领导之精神影响力的把握。再进一步论之，领导者怎样才能达到完成日常工作目标呢？领导者怎样才能处理好事务？他应该怎样才能处理好呢，作为一个领导者和一个行动者，在我们这个时代意味着什么？能够意味着什么？应该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都超出了以往实证理论的范围。

如果说领导是在展现领导者影响力的过程中求取个人、组织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殊行动，那么这一行动就杜绝个人私利对领导权的窃取与独占。领导者是有抱负的，但这并不等于领导者是野心家，因为野心家以自我为中心，他对权力的渴望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www.xing528.com)

领导者首先是体现正义和合法性的“政治家”。于是，政治家在民众真正参与和群体偏爱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原始类型。它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正当的行动和正当的命令最终是在群体而不是在个人身上找到其合法性信念的。政治家是道德的又是理性的。之所以是道德的，因为他的利益范围超越并扩展了自我；之所以是理性的，因为他把自己视为道德集合体的代表者。政治家提供了大体上说来是最适宜于追随者的较低级的领导方式，直接原因是来自人的社会性和领导的民主意向，间接的原因是来自政治家对人们的独特影响。

其次，领导者是体现理性力量的“技术专家”。对于大多数领导者来说，倾向于把政治家和技术专家两种原始类型的结合。技术专家包含着野心家和政治家的价值并超越了他们。因为这一类型反映了这样一种观念：管理与领导越发展，就越体现为由优秀分子来掌握。于是，管理与领导便产生了自己的专门技术知识，并且成为一件专门家而不是业余爱好者的事情。因为随着组织的逐渐科层化和技术化，技术专家原始类型的兴旺也就不可避免。技术专家的追随者过着一种由技术专家领导所决定的生活方式。自我领导理论的崛起对技术专家这一原始类型提出了挑战，但还不至于构成对这一原始类型的否定性力量。

最后，领导者是引导众人超越世俗世界的诗人。诗人“带着一团火”，使各事物和人温暖起来。诗人也扩大了语言（其后还有思想、概念和理性）的范围，他从神那里盗来了火，甚至——最终——在上帝和人之间斡旋，海德格尔曾把技术专家和诗人之间的冲突看成是我们时代的危机。在此意义上的诗人气质是指更为高雅而深刻的直觉，是某种超越理性的理解力，它只能够——即使不是全然不能——部分地用日常语言的线性逻辑表达出来。它也是“意志”的呐喊、自由的最终象征和实际表达。它是柏林的水磨石建筑形态的Gotterdammerung（神之黎明），是罗马共和国的斯多葛主义的赞歌。它不是与逻格斯（Logos）相对立而是包容并超越逻格斯的神话。……不管是出自神话，出自梦想，还是出自宗教，不管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诗人的意志都是正义的明证，是善的决定因素。在整个历史和文化中，诗人这种原始类型曾被冠以其他的名称：士大夫、武士阶级、婆罗门、英雄豪杰、王侯、贵族等等。在政治活动中，他能将群众默默的向往清晰地表达出来，能够充满感召力，可以成为神话般的具有历史性的伟大领袖。因此，最有责任感、最有号召力和最能以自己的方式使人满意的领导形式则是属于诗人类型的。诗人号召他的追随者超越他们自己，他激发和引导追随者萌发最初的动机和价值观。在科层化的时代，诗人的呼吸净化了空气，他超越了普遍的对领导和组织的理解。变革型领导理论的崛起以及建立在魅力领导基础之上的感召模型，证明诗人对人们的心灵净化和对世俗世界的超越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总之，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是“政治家”、“技术专家”和“诗人”三种原始类型的综合。领导者对领导活动之本质的理解，构成了他在领导活动中富有创造性和试验性的源泉。一个没有领导哲学的领导者不过是附着在体制上的机器零件，他除了履行既定的规则和命令之外，不可能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提供变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