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导者的个人特质：自我实现、灵活、估计他人需要及自我需求

我们可以用如下一个数学模型来概括政治领导者的要素：

政治领导者=f（个人雄心×政治动机×政治技能×超凡魅力）

1.个人雄心。当年，在伦敦，当甘地作为一名年轻的法律系学生被人们询问为什么要来英国时，甘地毅然回答说：“雄心！”但在后来的日子里，他遭受了一系列的失意，包括有组织的种族歧视和仇恨，但是他将雄心化为一种起作用的动机，转化为一种以消灭不平等为目的的手段。当甘地被开往比勒陀利亚的列车撇下，坐在冰冷的候车室里时，他想着是应该为权利而战斗，还是应该返回印度？他做出了决断，返回印度那将是懦弱的。正如埃里克·埃里克森说：“这里的每一个理由都使我们相信，那种核心的人格特性在这个历史时刻和地点便形成了，这种核心人格特性便是他的一个信念，即在南非的所有印度人中，他是唯一的被命运安排来改变那种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下去的情况的人。”甘地在他的青年时期，已在自我表现、容忍能力、战斗精神、自律、平等方面显示了巨大潜能，使自己献身于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献身于这种真理的力量。他不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也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身份，他的巨大的潜能开始转化为现实力量。昔日胆小不安的律师已经脱胎换骨，转变成一个坚定、机敏、灵活的政治活动战略家，并且具有一种日益增长的竞争和功效意识，以及一套全面的、令人确信的价值观念。在印度，甘地成为了一位领袖。雄心就是政治抱负，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政治信心。就像邓小平同志在被下放到江西期间，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他坚定地相信他自己还可以为党和国家工作十五年。74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风烛残年，但真正属于邓小平的时代才刚刚开始。这根源于常人所不具有的雄心和抱负。

2.政治动机。正是在雄心的驱动下，政治领导开始孕育而生，但这种雄心的产生不是没有根源的，它是由一系列的动机所造成的，尤其是政治动机，而这种政治动机的最强有力源泉，乃是未得到满足的尊重需要。从甘地的例子中也能看出这一点。对于政治领导者来说，这种自尊正是领导素质中最为重要的，因为自尊不是一种简单综合的力量，而是与特定行为、特定期望及其实现以及特定环境及其后果联系着的。此外，对道德使命的实践以及超越个人利益的责任感，越来越成为政治领导者最为重要的动机。正是在这一点上，公众领导者超越了私人领导者。可见，政治领导者更像一个自我实现者，他会具有一种灵活性，会具有一种估计其他人的需要以及自己本身所需要的能力。

3.政治技能。政治领导者自我实现和道德实践的动机也包含了一个人行动中的胜任感与自信感。罗伯特·怀特曾经提出，能力、雄心或者政治动机可能是内在的，因为它满足了天生的、应付环境的需要。而对领袖们所起作用的那些强大的个人和社会影响，要追溯到一种纯粹的政治技能，即追溯到在政治中的那种强有力的感觉。人们说，一个人要在政治领域中成为有力者，就像运动员在体育领域中成为有力者那样。虽然个体存在着一种自然倾向，要发展适合于政治领域的技能来实现政治雄心。但是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政治技能促进人们实现政治雄心。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政治技能来实现政治雄心。这个简单的观点有着重要的内涵，即它意味着政治技能本身成了一种权力因素，即如弗雷德·格林斯坦所说的“表演者的技能越高，他最初的对舒适地位与惬意环境的需要就越小，而他自己愿意致力于为后人创造一个舒适地位与惬意环境的可能性就越大”^[2]。因此，政治领导人必须要具有一种政治技能——就是要能够感知到追随者的那些与他们自身有关的需要，能够帮助追随者们和领袖们自己一起，向更完满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的方向前进。

4.超凡魅力——政治领导的催化剂。直接作用在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一种强大的力量是产生政治领导的最大推力。正是这种力量使得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追随他们的领导者。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力量吸引了人们？政治领导者到底是凭借什么要素催化了追随者的狂热？当然不是他们的能言善辩、强壮的体魄、英俊的相貌或者他们的年轻有为，因为很多事实证明许多政治领导者并不具备这样的品质。尽管他们的体魄、语言、智力都显得平平常常，并没有什么诱人之处，但他们却高高在上、魅力四射。因为在他们身上都具有一种难以定义但却非常有效的特征，那就是超凡魅力。

超凡魅力难以描述，有人把它说成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种基于崇拜和尊敬之上的力量。拥有这种魅力的人具有让人无法抗拒的优势和对他人的自然控制。甘地的几句话，就可以让几百万人组成的情绪激昂的武装群体平静下来，并放下手中的武器。也有人说，它是一种体现领导人对周围人的控制和对摇摆不定观点的支配的力量。它赋予领导人某种辐射能力，使领袖的一举一动都让他的支持者们兴奋不已；他的一字一句都让他的听众着迷。群众就像被实施了催眠术一样，马上被领导者的目光所吸引。(www.xing528.com)

这些说法都体现了超凡魅力的某些方面。超凡魅力与威望是不同的，前者起源于一个人的自身，而后者则是起源于一种职能或职责。如果一个人属于某一特定的阶层或者拥有某些头衔，例如教授、医生、伯爵等，那么这个人就拥有一份与此阶层或者头衔有关的威望，与这个人有没有个人价值或者天分没有直接的联系。公司总裁、身穿制服的法官以及胸前戴满勋章的军官，在普通人群中他们就会被立刻辨认出来，并受到人们的尊敬。这就是威望。然而，超凡魅力却与官位或者职位的外在标志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它完全在于个人。它不在于你所处的等级、阶层，不在于你所拥有的头衔、职位，它只是来源于一种个人价值。正如戴高乐所述，威望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事实、暗示和产生的印象，它主要取决于一种无法正确估量的基本才智和自然能力。而超凡魅力好像更像爱情，我们只能用难以形容的魅力来解释它。当然，只有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当这种超凡魅力和一定政治技能结合时，政治领导者才会像艺术家一样充分展现出精彩绝伦的表演。

在这种超凡魅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领导者与民众之间的某种关系才是决定性的。那么领导者如何使超凡魅力起作用，确保自己的地位以及与民众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有着不同的形式。首先当然不是武力。虽然武力能够确保外在的统治，也可以用来镇压反对力量，它还能确保由于害怕而产生的表面屈从。然而武力却不能影响到内心、思想和意志，它只能得到表面的认同。如果，领导者想要吸引民众，那么他就需要民众的支持和爱戴。只是可能获取支持和爱戴的方式有所不同。

超凡魅力具有诱惑性，而政治领导者就是诱惑者。这几个字概括了一位政治领导者对群众必须采取的一种策略，或者说是将它的超凡魅力发挥出来的渠道和方法。正如催眠师在设置催眠环境时所使用的策略一样。在这个环境中，催眠大师看着自己的病人，不停地设置催眠仪式，保证与病人的直接接触，并且以特定的方式注视着催眠对象，口中说着成套的催眠术语。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增进病人与自己的亲密感，营造一种使病人的意志和意识放松下来的宽松氛围。一旦这些术语开始作用，病人就会陷入一种梦游状态。

领导者的天才就在于能把群众的事务与共同的目标转换成明显和崇高的形象。只要他在场，平凡的工作也会变得非同寻常。就像拿破仑的名言：“士兵们，从这些金字塔的顶端，40个世纪的历史正注视着你们”，正是这些名言给那些战斗在埃及的法国士兵一种一往无前的力量。

政治领导者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于把个体转化为一个群体，并把他们吸引到某个特殊的行动中来。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来发挥这种超凡魅力。一方面是语言，可以是口号的形式或者演讲的形式。这些语言能有多大的效果，取决于语言所唤起形象的精确性和迫切性。有人说，“领导者在群体面前庄重地说出这些语言。一旦听到这些语言，在场的每一位听众脸上都会露出尊重的表情，所有的人都点头称是。许多人把这些语言看成是自然的力量，并且具有超自然的魔力。”但不管如何，它们都是具有鼓动性的，是政治领导者的超凡魅力的具体体现。就像戴高乐在1940年6月18日的演讲中激励他那些既迷茫又无望的同胞们投入了战斗。另外一方面，政治领导者通过政党、利益集团或者其他政治组织的形式将超凡魅力与制度相结合，使得政治领导在结构维度上体现出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特点。这也印证了我们在导论中提出的一个论断：领导与政治几乎是相同的，它们都是激情与理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