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导者的产生与制度相关：以美国为例

政治领导者的个人要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离开特定的情境要求，政治领导者也无从产生。大多数政治领导者都是时代的产物，时势造英雄。许多优秀的政治领袖都是个人要素与情境要素相结合的产儿。

1.变革时代。以研究政治领导而闻名的美国学者——理查德·诺伊斯特塔，在1960年出版的《总统的权力》一书中分析了社会变革对总统权力的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当中央政府对国家事务的指导和控制首次成为总统日常工作中必须履行的职责时，现代总统向政治领导者转化的时机才得以成熟。在此之前，总统们的工作只是履行宪法赋予他们的职责，发挥办事员的作用。但在变革时代，领导者的权力会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被不断调整。一般而言，变革时代为政治领袖施展才能和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温床，当然也隐藏着对政治领导者不利的因素（如反对力量等）。例如，如果纲领性和思想性强的政党在正处于民族振兴时期的国家中执政，其对政治新体制的形成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魄力十足的政党的领导人敢于打破严密狭隘的组织关系与上下级关系，他们勇于激发新的要求与希望，他们敢于向旧的偶像挑战并代之以新的忠诚；他们招募信徒以从其中培养新的接班人；他们扩大参与权，加强曾一度相互分离的地方和地区间的横向联系，以及地方和中央的纵向联系；他们联合不同利益集团，建立党的机构，并最终接管和改组政府机构。

2.危机时代。与魅力型领导者所需要的情境特征相同的是，政治领导者尤其是英雄型领导者往往也是危机时代孕育出来的产儿。英雄型领导者与只能赢得民众好感的领导者是不同的，他们通常是从经历着深刻危机的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所谓的“乱世出英雄”。现存的解决冲突的机制失灵了；老的传统、既定的权威、旧的合法性、处理事务的习惯方式等都快不行了，强烈的精神要求和物质要求得不到满足等等。总之，信任危机和正统合法性的危机使现存制度的统治者、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之后，就会出现一位领导人或者一个领导集团。他们富于同情心，才能出众，具有超凡魅力，在民众的眼中就像是一个救世主，带领他们起来反抗旧的权威和传统。例如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Khomeini）的产生就与伊朗在20世纪70年代政治上的危机密切相关。(www.xing528.com)

3.制度情境。政治制度既是对政治领导者的约束又是刺激政治领导者产生的动力。美国总统现在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且不乏等闲之辈，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有关。美国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成为塑造帝王般总统的温床。缺少这一制度情境，无论具有多么优良的个人要素，要想成为总统也是不可能的。与之相反，在实行世袭制的国家，政治领导者的产生则与其身份相联。制度的品质和开放程度直接决定领导者的气质和行为方式。

4.前任领袖的影响。前任领袖的影响是左右政治领导者的重要情境变量。尤其是在那些意识形态一以贯之的国家中，前任领袖对后来政治领导者在行动和政策上的限定往往是巨大的。就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中也不排除前任领袖的影响。例如杜鲁门总统在政治方面与其前任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它采取行动的目的只是为了落实既定的计划。前任领袖的遗产对后继领导者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有时也会刺激后继领导者更加强烈的变革欲望。例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在新政实施后上台执政的第一位共和党人，作为重新上台的反对党的领导人，他要寻求一条能够经得住合法性考验的不同的道路。后继领导者无论是继承还是否定前任领袖的政治遗产，均说明了这一变量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