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带头，中国农村家庭调查的时代背景与意义

在上述多项农村家庭相关调查的基础上，浙江大学于2015年启动并实施了中国家庭调查。它是一项全国性的抽样调查项目，是浙江大学“双一流”建设布局的重要基础性项目。整个项目计划规模庞大，首先启动的是中国农村家庭调查。为保持数据的连续性，2015年以前的中国农村家庭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该项目于2011年开始启动，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已积累了三轮调查数据。2017年开始的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是由浙江大学主导、多校合作共同实施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浙江大学开展农村家庭调查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20世纪30年代，浙江大学农业社会学系[10]的师生就积极投身于农村调查，开展“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20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即使在条件艰苦的湄潭时期，以农业经济系为主的师生仍遵循“求是”校训，开展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暑期农村调查”，兢兢业业，从未懈怠。其中，基于农村调查取得的多项科研成果，如《湄潭之农家经济》《湄潭信用合作社之概况》《战后经济建设资金需要导论》等，在学术报告会上发布，以及在《浙大农业经济学报》《中农月刊》《中农经济统计》等期刊或报纸上发表。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功能的不断恢复与加强[11]，特别是1998年以后，浙江大学以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为主要依托，联合经济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相关学科，着眼国际农经学科发展趋势，紧密联系中国“三农”问题实际，以各类国家级、国际合作、重大横向研究项目为载体，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农村家庭相关调查，一批研究成果也相应地涌现出来。鉴于相关科研成果众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现阶段，浙江大学启动实施的中国农村家庭调查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时代背景。

（1）社会经济背景

从中长期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三农”问题依然严峻，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尚未完全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阶层差别扩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落后社区、农民是弱势群体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有效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事关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稳定进步的大局，事关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前途，事关我国在世界上的和平崛起。因此，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持续高度关注，频繁出台了多项有关农业农村的政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强农村扶贫工作、建立脱贫攻坚责任制，取消农业税、落实多项农业补贴政策、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加快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极大促进了农民增收，改善了农民生活，推动了农村发展。受此影响，农村家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基本单元，也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www.xing528.com)

此外，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正发生着快速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国家统计局2016年的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1.2％，比2015年末提高1.3个百分点。农村、农业劳动力外移加剧，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达2.45亿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171万人，比2015年增长1.5％。其中，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比2015年增长0.3％；本地农民工11237万人，比2015年增长3.4％。各项生产要素配置变化显著，以金融资本为例，2016年末我国主要农村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34219亿元，比年初增加13895亿元。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对我国农村冲击巨大，“互联网+”正悄然改变着农民的生活，《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6）》显示，截至2016年8月底，全国共有1311个淘宝村，广泛分布在18个省（区、市）；爱立信消费者研究室于2010年底至2011年初针对中国农村地区进行的一项定性和定量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地区的固定电话拥有率已降至43％，而手机拥有率则上升至90％，家用电脑的拥有率为31％，41％的被访者认为“随时随地连接互联网”很重要。

因此，在上述深刻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通过开展系统的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掌握我国农村家庭的基本情况及其动态变化，有利于客观了解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变迁态势，为各项农业农村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2）学科发展背景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是以“三农”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典型应用经济学科。20世纪初，许璇教授留学回国，在北平大学农学院开设了农业经济相关课程，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由此兴起。20世纪30年代，农经学界就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展开了大论战，论战多基于农业经济理论，尚未有系统的家庭调查作支撑。20世纪60—70年代，人民公社调查、农村经济调查等的逐步实施，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供了第一手数据[12]。自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以来，我国农林经济与管理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学术研究多集中于宏观政策层面，基于微观主体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在数量分析方法上与国际水平有较大差距[13]。2000年以来，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也呈现出鲜明的国际化特点。一方面，中国是重要的转型国家，其“三农”问题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另一方面，更多国内学者的研究开始走向国际，在国际学术界做出了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传统的农业经济研究方法必将迅速地被以规范调研所得的大样本微观数据为基础的现代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所取代[14]。因此，为了全面、科学地开展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相关问题的研究，学术界迫切需要大样本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库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