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的刘禹锡曾有著名的怀古诗，缅怀西晋收复东吴的那段历史：
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西塞山在今湖北省黄石市东面的长江边上，形势险峻。是六朝有名的军事要塞。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命王濬率领西晋水军顺江而下，讨伐东吴，而这只水军恰是由当时作战能力极强的战船“楼船”组成的，其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如此巨大可乘两千人的战船可谓无人能敌了。
一百多年之后，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蜀军水师再次东下，只不过这次是在符坚的调遣下进军东晋，“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志于彭城，东西万里，水路并进”，水上战船再次成为进攻的主力。此后，北魏崛起，在北方打造大量船舶，以防南方军队进攻。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船舶在战争中的作用更为凸显。
隋朝一统天下后，迎来的却是隋炀帝的穷奢极欲，隋炀帝曾三次乘坐水上宫殿“大龙舟”通过运河去江都巡游。
古代人认为龙是极为神圣的庞然大物，如能乘龙过海上九天就成神仙了。要过海，就得乘龙舟，皇帝以真龙天子自命，水陆出行当然就要乘凤阁龙舟了。
图82 隋炀帝龙舟
炀帝曾多次征发大量人员在江南采伐大木料，造龙舟和各种船只数万艘。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三月下令开通济渠，八月乘大龙舟巡游江都。
图83 萧后龙舟
大业六年（610年）三月游幸江都，次年二月御龙舟，入通济渠，至涿 郡。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隋炀帝第三次游幸江都，至十四年（618年）被杀。
隋炀帝所乘龙舟体势高大，计有四层，高45尺，长200尺，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二层有120个房间。这些船都“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杜宝《大业杂记》）。下层是内侍居住之所。皇后乘坐的龙舟叫“翔螭”，比皇帝的龙舟稍小一些，装饰也极尽奢华。船队中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还有称为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凌波、五楼、道场、玄坛、黄蔑等各种名号的大船数千艘。奴侍、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按品位分别乘坐。另有一部分船载帝后以下所有乘船人使用的物品。共用挽船士八万余人。其中挽炀帝龙舟的要几百人，挽“漾彩”级以上船的有九千人。这九千人被称为“殿脚”，都穿着锦绣衣服。十二卫士兵又乘船数千艘，都是自挽而行。船的名称是平乘、青龙、艨艟等。船只航行时首尾相接两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夹岸护送，旌旗蔽野，致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隋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起兵黎阳（河南浚县）反隋，进围东都时，大龙舟等都被烧毁。大业十一年（615年）炀帝令再造龙舟等数千艘，规格要超过旧船。大业十二年（616年）7月，江都龙舟已造成并送至东都洛阳。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数千艘龙舟，只用一年造成，可见隋代造船能力之强。
唐代历“贞观之治”后到玄宗时期出现了“开元盛世”，唐朝进入全盛。国家富强，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迅速，造船业进一步发展。
唐朝产生了很多造船基地。如宣（安徽宣城）、润（江苏镇江）、常（江苏常州）、苏（江苏苏州）、湖（浙江湖州）、杭（浙江杭州）、越（浙江绍兴）、台（浙江临海）、婺（浙江金华）、江（江西九江）、洪（江西南昌）、扬（江苏扬州）等地。南方沿海的福州、泉州、广州，东方沿海的登州（山东烟台）。这些造船基地设有造船工厂，能造各种大小船只、海船、战舰等。
图84 福船
我国古代航海木帆船种类很多，沙船、福船为唐代成形的新船种。沙船宜于行沙防沙，可安然“坐”在滩上。“江南沙船之往山东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搁无碍”（《日知录集释》），所以又称“防沙平底船”。其特点是：平头、方艄、平底，船身较宽，所以吃水浅，在水上航行所受阻力较小，行驶平稳，在水浅的地方亦容易通过。为了提高航速，大中型沙船都采用多桅多帆。帆大多是密杆硬篷的长方形平衡纵帆。沙船问世后，因其性能优异，立刻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在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地有所使用，甚至用于远洋航行。
福船以产地而得名，福船底形与沙船底形完全不同，船底“作尖圆形”，即两舷向下渐渐内收位尖底。船型首尖尾宽两头翘，尾封结构呈马蹄形，两舷边向外拱，有宽平的甲板，有连续的舱口，舷侧用对开原木厚板加固，强度较大。其特点是吃水深，利于破浪而远行，其船适应我国南方海阔水深多岛屿的地理环境，因此多走南洋深水航线，在运输、贸易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注释】
[1]参见杨度：《永远的丝绸之路》，载《中国编织》2008年7月。
[2]《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71页。
[3]〔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88页。
[4]同上。
[5]〔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88页。
[6]〔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89页。
[7]同上。
[8]〔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93页。
[9]〔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95页。
[10]同上。
[11]〔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96页。(https://www.xing528.com)
[12]〔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99页。
[13]〔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01页。
[14]〔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03页。
[15]〔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05页。
[16]〔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0页。
[17]〔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8页。
[18]〔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9页。
[19]〔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1页。
[20]〔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9页。
[21]〔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0页。
[22]〔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01页。
[23]〔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06页。
[24]〔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0页。
[25]〔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2页。
[26]同上。
[27]〔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9页。
[28]〔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8页。
[29]〔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3页。
[30]〔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1页。
[31]〔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0页。
[32]〔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0页。
[33]〔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2页。
[34]〔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0页。
[35]同上。
[36]〔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1页。
[37]〔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9页。
[38]同上。
[39]同上。
[40]〔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2页。
[41]〔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1页。
[42]参见欧阳晋焱：《中国古代车辆功能设计探究》，载《中国包装》2013年4月。
[43]参见张振刚：《三国两晋南北朝墓葬出土牛车俑群的初步研究》，载《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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