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人的天才创造：馆驿男女鬼的悲剧形象

唐宋馆驿诗文小说中出现了两类馆驿鬼魂形象，一类是男性，多出身举子、进士、选人；一类为女子，多出身妓妾、姬侍，因都是以馆驿为活动环境和生活背景，故后人习称为馆鬼驿鬼。如《全唐诗》卷八六六中的鬼诗，录自《太平广记》卷三四五《博异记》，作者被编者题作“巴陵馆鬼”。这是两类特殊的艺术形象，是唐人小说人物画廊的一大景观，寄托着作者的人生理想，也体现了唐宋文人的鬼魂信仰和艺术创造，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类形象与先唐鬼魂故事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保持了这类故事的某些固有特征，然而艺术创造的成分更多，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

唐人的艺术创造，首先体现在人物形象具有突出的群体性审美特征：举子都是“白衣丈夫”或“古衣冠丈夫”，三十至六七十岁的中老年男性，醉心功名，酷爱文学，身材颀长，风度俊美。《异闻录》（《太平广记》卷三二九引）中的沈警，“美风调，善吟咏”，颇得女子欢心。《宣室志》（《太平广记》卷三四九引）中的商山馆亭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珠绿，徐步而来。至庭中，且吟且赏，从者数人”。《灵怪录》（《太平广记》卷三三〇引）中的官坡馆鬼，“皆古衣冠”。客死洋州馆中的下第进士窦裕，在《宣室志》（卷一〇）中化为一“白衣丈夫，自门步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以上说的都是男性，至于女鬼，则都是容色姝丽，温柔多情，总之无论男女都体现出大致相近的性格与外貌特征。

其次是加重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意味。唐人小说中的馆驿男鬼，无疑是落第举子、失意书生的化身，女鬼则是令人悲叹的薄命红颜，总之都是带有浓郁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这类小说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唐人生存环境中的某些突出问题。对于男性角色而言，这个问题就是科举竞争激烈，生存环境残酷，仕进路途艰难；对于女性角色来说，则是虽冰肌玉质、美慧能文而出身下贱，命薄如纸，遭受凌辱，纷纷早夭。看似虚妄的幻想世界，何尝不是唐人悲苦人生的真实写照！不幸的身世是这类作品形成的内在机制，怀才不遇的怅恨、红颜薄命的伤逝是这类作品的主要内涵。从本质上说，馆鬼驿鬼不过是作者怨恨情怀、作品怨苦主题的表露，承载了失意文人沉重的精神失落，反映的是人世的内容，表现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

第三是人物活动环境和场所的虚幻化与理想化。小说中的鬼魂世界似梦似幻，凄清孤寂，非阴非阳。在写法上，往往由馆驿中的景物和环境起兴，展开丰富的联想，着意表现景象的凄迷。作为这种环境的主人，小说中的鬼魂形象显得朦胧飘忽，若隐若现，与迷蒙的景物和幽暗的环境十分协调，也反衬出作者心绪的落寞悲凉。总之，是文人的精神活动使他们获得了鲜活的艺术生命。如《博异记》（《太平广记》卷三四五引）中巴陵江岸古馆刘方玄吟诗的场面是“二更后，月色满庭，江山清寂，唯闻篱西有妇人言语笑咏之声，不甚辨”；《宣室志》（《太平广记》卷三三八引）中下第进士窦裕洋州馆中吟诗的场面是“风月晴朗”，对月苦吟。两处境界都模糊不清，色彩朦胧淡雅。这种艺术处理也折射出作者悲苦的心理。也许作者在现实中受到了太多的压抑，于是把抑郁的情感释放在这个能让他心灵自由驰骋的世界中，尝试在幽冥境界里投注自己的情绪体验，让鬼魂形象去背负自己的人生失意和精神苦闷。在这个幽冥世界，唐代举子执着而抑郁的身影依稀可见，映照出一代士子的群体性失落。

我们从大量唐人小说中看到，馆驿鬼魂活动的环境都是荒凉残破，空寂无人，充满恐怖气息和诡异色彩。《太平广记》卷三四五引《博异记》中的一段描写很有代表性：“明旦，果大雨。呼馆吏讯之，吏云：‘此西厅空更无人。’方叙宾客不敢入之由。（刘）方玄因令开院视之，则秋草满地，苍苔没阶，西则连山林，无人迹也。启其厅，厅则新净，了无所有，唯前间东面柱上有诗一首，墨色甚新。”这种场面，不由使人联想到唐末举子张《经荒驿》中“古驿成幽境，云萝隔四邻。夜灯移宿鸟，秋雨禁行人。废巷荆丛合，荒庭虎迹新”的景象，二者境界和氛围都颇为相似。《太平广记》卷三三九引《博异记》中的凤翔山太平旧馆“无人已久”，“莱芜鲠涩”，是典型的鬼魂出没之所。使客阎敬立刚入门，“即有二皂衫人，迎门而拜，控辔至厅”。阎氏询问此馆何以荒芜寂寞如是，对曰：“今天下榛莽，非独此馆，宫阙尚生荆棘矣。”这样的回答也使人心惊。敬立行至前驿方觉醒，回而验之，但见“废馆更无物，唯墙后有古殡宫，东厂前有搭鞍木马，西侧中有高脚木马，门前废堠子二”，情景非常阴森可怕。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多数唐人馆驿鬼魂小说故事情节发生的场所都选择了商山驿路，两京驿路，京西、京北馆驿来刻画鬼神形象，这也是有来由的。《太平广记》卷三五〇引《纂异录》中的甘棠馆，卷四七六引《宣室志》中御史韦君所至的商於馆亭，《宣室志》卷一〇中进士李生所至的商洛某馆，都在这两条路上。之所以要选择这里作志怪述异场所，首先是因为中晚唐时这一带的空馆、破驿最集中，最多见，《太平广记》卷三三九《阎敬立》中的太平旧馆，《类说》卷一三《树萱录》中的泾上废馆，都是这样的典型。很多唐代文人都曾路过这些旧馆破驿，亲睹了这里场面的荒废冷落，印象很深，从而为创作奠定了现实基础。(www.xing528.com)

其次也有地理环境的原因。唐代长安至巴蜀驿路、长安至荆南驿路北段，从秦岭山脉中穿过，很多路段都在深山密林溪涧中蜿蜒伸展，林深路曲，光线幽暗，行旅苦之。两京驿路所经亦多山足云之区。李商隐《商於新开路》称：“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蜂房春欲暮，虎穽日初曛。路向泉间辨，人从树杪分。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在这样的道路上行走，本身就有点恐怖。唐人创作中有意无意间，会受到这一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展开适当的想象和联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第三，也不排除其他一些人为的因素。唐代官员迁贬赐死，多在上述道路馆驿中进行，见诸记载的多达近二十位。如吴通玄贬泉州司马，赐死于华州长城驿；周子谅配流瀼州，行至蓝田驿而死。宋朝承唐制，也经常将罪臣赐死驿中。奸臣张邦昌安置潭州，蔡攸、童贯窜逐岭外，皆遣御史沿路追及，诛于驿中。而出入中外的官员，也有不少中途死于馆驿，如高承简行至永寿县传舍，病逝。刘幽求贬授郴州刺史，宇文融配流岩州，李嗣真自藤州征还，崔液遇赦还，皆“道卒”。唐代官员使客出入中外，一般都是沿驿路而行，故“道卒”云云，都是指卒于沿途馆驿。至于奔走四方的举子、选人，客死于馆驿的更是常见。《云溪友议》卷上《宗兄悼》中的举子滕倪，病逝于商於馆舍；卷下《名义士》中的贫苦举子，病终于宝鸡西界某馆；《太平广记》卷三四四引《会昌解颐录》中的书生，客死于商山某馆。这些事实的客观存在，也是影响唐人馆驿题材小说取材构境的重要因素。这些人多属冤死、客死，事迹悲惨。在唐人看来，这些冤死、客死的鬼魂往往形散而神气不散，凝聚为幽魂厉魄，在馆驿中游荡，阴森惨淡。

荒邮废馆破驿具有鬼魂小说所要求的荒凉残破阴暗环境和气氛，故唐宋人都把它当成鬼魂出没之所。他们认为，“驿舍旧多怪”（郭彖《睽车志》卷四），并把一些疑似的传闻记录到笔记小说中。如《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五中的昭义某驿，据说有鬼怪吃人，淄青张评事至此驿住宿，被鬼所害，仅剩一堆白骨，堆放在驿西阁某个角落，覆以破席，无复一脔肉，“地上滴血无余，惟一只履在旁。相传此驿旧凶，竟不知何怪”。《太平广记》卷三四五引《博异记》中的巴陵江岸古馆，“有一厅常扄锁，云多怪物，使客不安，已十年不开”。《夷坚支志》甲卷七《蔡筝娘》中的蓝桥驿，也是个鬼魂不散的处所。宋人笔记中还有汀、漳驿舍多怪，文武官员宴饮邮亭遇女怪的记载。这样恐怖的地方多了，在唐宋文人心目中就逐渐形成“驿舍多怪”的集体印象，这是鬼魂小说选择以破败馆驿、荒废逆旅为典型环境的另一重要原因。唐宋诗中对“空馆”、“荒邮”的描写也与此近似，与唐宋小说构成互相映照的关系。元稹《夜坐》：“古城楼影横空馆，湿地虫声绕暗廊。”王安石《信州回车馆中作二首》其一：“太白山根秋夜静，乱泉深水绕床鸣。病来空馆闻风雨，恰似当年枕上声。”汪元量《邳州》：“夜榻荒邮四壁空。”所写馆驿都很阴森破旧。

空馆破驿的形象和环境既能帮助文人获得灵感，也有助于从中获得题材。唐人小说中不无文人“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太平广记》卷三四三引《异闻录》）的记载。《太平广记》卷四二九引《续玄怪录》载：南阳文士张逢“元和六年（811）旅次淮阳，舍于公馆。馆吏宴客，坐有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于是大家各说一事，竞相比赛，搜奇猎异，所写场面就很典型。牛肃、戴祚、沈亚之、李公佐、牛僧孺、张读等人的志怪小说题材，十之八九是通过类似上述的途径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