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关于《天文学史》一文的讨论之前，我想要指出斯密论点中的另一个方面，它将会与我们后面探究的议题有关。在《天文学史》中，斯密构想了这种可能性：激发科学家去从事研究的东西乃是对获得感的期待而非对知识的渴望。斯密这样说：
（科学家们的）想象力——它轻松愉快地陪伴在自然那合乎规律的进程左右——被那样一些看起来不连贯的东西所中断和阻遏，后者激发起科学家们的好奇，为了把这些不连贯的东西与此前已有的东西连接在一起，似乎就需要一系列居间事件——这种做法因而就会把宇宙的整个进程变得相沿如一，且前后一致。因此，好奇而非任何想要从对好奇的察觉中获得益处的期待，乃是驱使人类去从事哲学研究的第一原理，以此为契机，科学则宣称揭示了隐藏着的诸联系，并以之去统一自然的万千现象。科学家们为了自身之故而把研究之事当作某种原初的愉悦或善本身（goodin itself），从不把对此的偏好视为获得其他愉悦的手段。[48]
在撰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斯密也许想到了亚里士多德讲述的那个关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故事。[49]在这个故事中，泰勒斯终于厌倦了人们对他的嘲弄——他长久地忍受着健忘的哲学家这一污名。因此，泰勒斯研究了气象类型，并判定各种气象条件将有利于下一季油橄榄的丰产。以此预判为基础，他买进了所有榨油机，由于正处于橄榄收成的淡季，人们都乐于以极低的价格把榨油机卖给他；正如泰勒斯所预判的那样，当丰收季如约而至的时候，他把榨油机卖还给农场主们并因此获利颇丰。据说，泰勒斯把这些赚到的钱又如数捐出，不过这个故事却证明了他的观点：只要愿意，哲学家也可以大把赚钱——哲学家只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别处。在斯密的时代，哲学研究或科学研究导致了技术的革新，而后者可以转化为利润，许多其他的发明则能够提高生产力（productivity），从而使得生活变得更安逸。在这个段落中，斯密认为这些诱因（motivations）顶多只能处于次要地位。诱使哲学家或科学家去从事研究的东西乃是“某种原初的愉悦或善本身，从不把对此的偏好视为获得其他愉悦的手段”[50]。
按照斯密的看法，这意味着对人类——至少是人类中的某些人——起诱导作用的东西有时并非粗鄙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或粗鲁的利己主义。斯密经常被视为其保护神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常被诟病，因为它被认为导致我们的利己主义，或者说它预设唯一能诱发人去行动的因素就是利己主义。斯密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立场。稍晚一些我们将会考察斯密关于人类天然动机的观点，不过目前我们只能说斯密在这篇论文中承认驱动哲学进步的不是对获得好处的期待，而是研究本身。
[1]LRBL，203—26.
[2]见Berry（1997），Broadie（2001）和Haakonssen（1981）。
[3]LRBL 203，§1.
[4]LRBL 204—5，§2.
[5]LRBL 220，§33.
[6]LRBL 211，§16.
[7]见http；//mlb.mlb.com/mlb/offi cial_info/offi cial_rules/foreword.jsp。
[8]相关概述可见http：//mlb.m1b.com/mlb/official_info/umpires/strike_zone.jsp。
[9]自Thomas Kuhn（1996［1962］）以降，就有大量关于科学本质的进步性质以及知识的不断积累增长的观点的讨论。这场讨论引发的其中一个方案是：科学理论的对象事实上不仅限于它们想要描述的外部现实，它们还与我们相关——关于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心理构成等等。事实证明，斯密也对这种可能性开放，我们将在后文继续谈论这一点。
[10]Ferguson（1995［1767］）Ⅲ.2，p.119。
[11]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使用“brethren”20次，“brothers”14次。
[12]关于自发秩序的解释及其与斯密的关系，以及它在斯密理论中的运用，见Craig Smith（2006）。
[13]试想，例如，在上垒时永远不要踩在边线上这项近乎迷信的规定：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大部分球员都会遵守这项规定，但它并未进入《手册》之中。
[14]LRBL 203，§1.
[15]休谟写道：“尽管公正的法则是人为的，但它们并非任意的。将它们称作自然法则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理解的自然是普遍存在于所有物种身上的话，抑或我们将其限定在不可与这些物种分离的意义上的话。”（《人性论》3.2.1.19；重点来自原文）。
[16]LRBL 211，§16.
[17]LRBL 204，§1.
[18]LRBL 219，§32.
[19]斯密的节约原则与奥卡姆的剃刀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相似但不相同。前者试图用尽可能少的原则来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因此必须是积极推论——指导研究者应该如何进行研究——而奥卡姆的剃刀是消极的，只是规定了研究者不能干什么。
[20]WNⅠ.ii.1.
[21]WN Ⅱ.ⅲ.28.
[22]EPS，33.
[23]有人相信这篇文章可能成文于18世纪40年代中期到末期，并提出相关理由，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EPS编者序，5—11或者Ross（1995），第七章。
[24]斯密是在18世纪的意义上使用“哲学家”一词，它指的是研究事物本性的人。有两种哲学家，自然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前者，如牛顿，研究的是人类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的那个物理世界的本质，它在今天包括诸自然科学；后者，如斯密，研究与人性和人类行为相关的所有课题，今天包括社会科学和人类学下面的诸学科。(www.xing528.com)
[25]HA Ⅱ.12.
[26]HA Ⅳ.67.
[27]HAⅠ.10.
[28]HA Ⅳ.67.
[29]Scholium Generale，rev.2nd ed.，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1713［1687］）.
[30]EPS，292.
[31]HA Ⅳ.76.
[32]2001：28.
[33]HA Intro.1.
[34]HA Ⅱ.1.
[35]HA Ⅱ.3.
[36]HA Ⅱ.8.
[37]HA Ⅱ.10.
[38]HA Ⅱ.12.
[39]HA Ⅱ.12.
[40]HA Ⅳ.19.
[41]2001：37.
[42]斯密在这一点上也许异于库恩（Kuhn），如果我们将后者的观点解读为，科学和科学知识的所有方面都依赖于“范式”概念的话——该解读为晚期的库恩所反对（见Kuhn［1977］）。正如我主张的，斯密依赖于证伪概念，而不是证实，在这方面似乎预示了波普尔（Popper）的科学进步理论。见Popper（2000［1963］）。关于斯密与牛顿之间联系的更多论证，见Montes（2004），第五章。
[43]HA Ⅳ.76.
[44]见Hume（2000［1739—40］）1.3.12及各处。
[45]HA Ⅱ.7.
[46]Schliesser（2005）讨论了这些问题中的一些。
[47]Hume（1975［1748］），165.
[48]HA Ⅲ.3.
[49]见Politics 1259a9—18。
[50]HA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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