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富论》（WN）中，斯密论证道：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就会建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任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竞争，[32]这将确保惠及“社会各阶级”的“全体富裕”和“普遍富足”。[33]他的这种观点正确吗？斯密之后的两百年来，他的预测是否被证实或者证伪？答案是：他的预测被证实了。
支持上述结论的证据不计其数。由于经济史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的进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我相信迄今为止的数据都证实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判断——特别包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非中心计划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与其他任何已知的经济组织系统相比，对人类产生了更大的裨益，尤其是对最贫穷者而言。我在此将只援引一小部分证据，但我邀请，甚而恳求读者们做更进一步的考察。
第一个证据是在第八章末尾引述的世界经济自由指数（EFWI）。它收集的数据——所有这些都可以免费从其网站下载[34]——证实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EFWI的经济学家将其称为“经济自由”，它与广泛的、有关人类福祉的数据正相关。EFWI的发现表明，一个政府越接近斯密建议的模式，其境况就会越好，这对贫困国家尤其明显。第二个例子来自经济历史学家迪德雷·麦克洛基（Deidre McCloskey），他主张，尽管“从1800年到200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接近6倍”，但“世界人均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量自1800年以来增长了约8.5倍”——其原因不是“社会、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力量”，而是“因为自由资本主义”。[35]麦克洛基继续证明，并补充EFWI提供的证据。[36]第三个证据来自经济学家马克西姆·平可夫斯基（Maxim Pinkovskiy）和哈维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他们根据从191个国家收集的研究数据，总结出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将世界的贫穷率足足拉低了64%，使大约7亿人脱离赤贫，而这只是从1970年才开始计算的。[37]
还有其他大量的证据显示了斯密经济学的益处，特别是对世界各处的穷人而言。两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最近回顾了过去40年来自92个国家的相对财富和经济增长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关于私有财产权、财政纪律、宏观经济稳定性和贸易开放性的一揽子基本政策”——被该作者称为“增长支持”政策——“使穷人收入平均增长与社会中其他家庭的收入增幅一致”。[38]换言之，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对所有人都有利——再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涓流”效应：“私有财产权、稳定性和开放性同时为贫困家庭和其他所有人共同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以增加他们的生产收入。”[39]这些作者调查了“政府支出、正式民主制度、初等教育招生率和农业生产力”是否对穷人有积极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
在这些变量之中没有一个对穷人的收入增长或份额有任何积极影响。政府支出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对穷人的收入份额有消极影响，它们具有统计学意义。[40]
这是个让人惊讶的发现。它不仅证明了斯密的预测大体上是准确的，而且证明了那些质疑斯密观点的人（尽管现今仍在质疑）——他们提倡政府应该统一调节分配收入，提高穷苦人口的前景——实质上是在建议一种对穷人有“消极”影响的政策。
下面是最后一条证据。另外一种辨识方法是，对比察看已实行斯密式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和未采用斯密式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所取得的相关成就，比如朝鲜和韩国。在这两个国家中，人们拥有相似的文化、语言和其他风俗，但却采用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差异是很明显的。2008年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800美元；韩国是27700美元[41]。当然，这些数据并不能说明一切，但却无疑是一种提示。当它们与其他证据结合在一起被同时考虑时，我相信对斯密政治经济学建议的支持会变得更令人信服。
[1]这一段来自休谟的《人性论》：“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人性的各种条件不论如何使人类的结合成为必要的，而且人的性欲和自然性情不论如何似乎可以使这种结合成为不可避免的。可是在我们的自然性情中和我们的外界条件中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它们对于那种必须的结合是很不利的，甚至是相悖的。在自然性情方面，我们应当认为自私是其中最重大的。我很知道，一般地说，自私这个性质被渲染得太过火了……我远不认为人类除了对自己以外，对其他事物没有任何感情。我相信，我们虽然极少遇到一个爱某一个人甚于爱自己的人，可是我们也同样很少遇到一个人，他的仁厚的感情加总起来不超过他的全部自私的感情（Hume 2000［1739—40］，3.2.2）。”
[2]无疑，把这一事实普遍化会有例外——例如有时我们对他人的利益比对自己的更为关注——但这是基于总体趋势的考量。
[3]“自然”在这里可以有多种含义，但斯密认为大多数“自然”系统之所以被腐蚀为非自然的系统，通常是因为第三方的强迫和干涉。
[4]Schultz（2001），105。
[5]见Danielson（May 14，2002）。
[6]这是Hayek在谈“信誉”时表达的观点；见Hayek（1980），以及Bradley（2005）和Klein（1997）。
[7]见Axelrod（1984），（October 1985）和（1997）。
[8]见Binmore（1994）。更近期的Binmore（2005）认为行动主体有一种内在的“公平”感。
[9]见Hayek（1945），Hayek（1960）和Smith（2002）；另见Macleod（2007）。
[10]见Keller（1995），Mufwene（2008）和Pinker（1994）。另见Kenneally（2007）。
[11]见Baier（1991），Graham（2004），Griswold（1999），Harman（1977），Hocutt（2000），Joyce（2006）和Rubin（2002）。
[12]关于道德哲学家以经验证据支持其理论的当代例子，见Wilson（1999），第十一章，另见Evensky（2005）。
[13]关于将自发秩序理论用在各种领域的其他新近研究，见Harris（2006），Heath（Summer 2007），Kauffman（1993），Shermer（2009），Sunstein（2008b）和Vanderbilt（2008）。
[14]Boyd and Richerson 1990.
[15]Barkow，Cosmides和Tooby 1992.
[16]Frank 1988.
[17]Pinker 2003.
[18]Ramachandran 2000，Ramachandran and Hubbard 2001.(https://www.xing528.com)
[19]Binmore 2005.
[20]Harris 2006.
[21]见Alexander（1987），Ridley（1998），Singer（1981），Wilson（1997），Wilson（1998）和Wilson（2004）。
[22]2002：12.
[23]2002：12，见第二章。
[24]2002：12.
[25]Lionel Robbins的定义，转引自Sowell（2007），2。
[26]见Cochran and Harpending（2009）。
[27]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引用斯密的观点来支持其观点，并认为斯密的论证“引人注目”，见Darwin（1981［1871］），81。
[28]Pinker（2002），第十六章。
[29]Harris（2006），第九章。
[30]Harris（2006），特别是233—7。
[31]Harris（2006），238。另见Ridley（1998），其中Harris诉诸斯密的观点。
[32]WN Ⅳ.ix.51.
[33]WNⅠ.i.10.
[34]http：//www.freetheworld.com/.
[35]McCloskey（2006），17—18；另见Bethel（1998），Maddison（2007a）和（2007b）以及Pipes（1999）。
[36]McCloskey（2006），17—18，见“Apology”。
[37]Pinkovskiy and Sala-i-Martin（2009）.
[38]Dollar and Kraay（September 2002），218—19.
[39]Dollar and Kraay（September 2002），218—19.
[40]Dollar and Kraay（2002），8—9；emphasis supplied.
[41]这些数据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世界概况》（World Fact Book），另见Higgs（2004），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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