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意义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解决方案

自20 世纪50 年代兴起以来，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知识经济浪潮，人力资本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如果仅仅从西方经济学看，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坚持了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思想，强调了人自身生产能力的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弥补了传统西方经济学以物为主、忽视劳动者的个体差异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的不足。不考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人力资本反映了现代西方资本理论向人自身领域的渗透和进入，传统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边界由此大为拓展。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意义主要是：

其一，解决了经济增长理论中传统资本决定论的矛盾。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通常假设，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成了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财富是资本的产物，而劳动和知识是资本增殖的条件，附属于资本，这就是传统的资本或资本积累决定论。它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理论，但不能解释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带来的利润下降与生产规模收益递增的矛盾，也不能说明“物质资本投资相对于人力资本投资一直在下降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研究发现，生产一定数量商品需要的实物资本量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因而在工业国家中，物质资本增长的需要少于生产增长的比例。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和提高人力质量起很大作用。他在197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讲中坦承，“在新发现的事实面前，理论存在缺点，近年来在这方面引出热烈的讨论，并设法扩大国民会计框架，以包括以前隐藏的但显然重要的成本”^[51]。这些以前隐藏但显然重要的成本包括作为资本投资的教育、更好的健康和长寿、较大的流动性、增加知识以及家庭消费和投资等。舒尔茨提出，“似乎更合乎逻辑的解释应当是，这种增长体现出在技术、知识、有关工作机会的信息以及移民方面的投资之收益”^[52]。在此，人力资本概念相对合理地解释了金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和物质资本增长下降的原因。

其二，解决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增长余值”的困惑。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索洛分析了基于凯恩斯理论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它难以做到这一点，根源在于错误的前提，即假设生产要素比例固定不变。因此他放弃了这一假设，以生产要素比例可变为出发点，建立了自由竞争能够调节并实现充分就业和均衡增长的模型，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索洛把无法用要素的投入能解释的“增长的余值”归结为“技术进步”，确立了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然而，把所有剩余都归为技术进步仍然不能掩盖该模型的基本缺陷。对于“增长余值”的困惑，舒尔茨认为，“现在已经弄清，这种困惑完全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因为我们一直在使用的是被精炼化和狭义化了的资本和劳动力之估算方法，这样就将这些资源在质量上的许多改进给排除在外了”^[53]。从人力资本理论可知，技术进步、资本质量和劳动“质量”，以及其他的代表人力资本的项目，必定被隐含在大的增长剩余中。这说明，它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些模型所无法解释的经验发现的回应。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理论无非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要素进行了“资本化”的渲染和装饰。

其三，解释了国际贸易理论中的“里昂惕夫之谜”。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根据传统的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说”，一个国家如果资本生产要素充裕，那么就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如果劳动要素密集，那么应该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根据里昂惕夫的分析发现，美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多，而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多。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美国出口的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的是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不能简单地看做资本密集型产品。舒尔茨揭示，“我们现在知道，这种包含劳动的商品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本丰裕型国家是在出口包含专业人力资本的劳务”^[54]。通过非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人力资本理论比较清楚说明了这种“里昂惕夫之谜”。其实，人力资本概念不过是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分开，将技术含量高的劳动与含量低的劳动分开而已。那些熟练劳动、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并没有因为获得了“人力资本”的名称而改变了自身还是劳动的本质。(https://www.xing528.com)

其四，促进了劳动经济学和贫困经济学的研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加强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注重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上的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但是贫富悬殊依然非常显著。特别是在所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贫困依然是相当严峻的现实问题。另外，与李嘉图时代相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所占的份额更大了，土地等自然要素资源所占比例已经很小。对这种分配悬殊以及贫困问题的解释，促进了舒尔茨研究穷人的贫困经济学。同时，美国职业阶层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与内部个人收入差距缩小的现象并存，以往的要素收入分配论的回答很难令人满意。雅各布·明塞尔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个人收入差距与受教育水平有密切的关系。他认为，个人收入的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这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不难看出，人力资本理论还是试图从资本投资和积累的角度来解释劳动收入和贫困问题，这显然抹煞了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

不言而喻，仅仅从资产阶级经济学来看，人力资本理论将劳动力及劳动力培养问题置于资本理论的研究范式之下，体现了西方经济学的资本理论的现代拓展，同时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劳动力研究上的保守、僵化和停滞。对与时俱进的西方资本理论进行与时俱进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