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探究

社会资本概念的诞生和兴起，引发了人们对政治与经济以外的非物质、非制度因素的重视，特别是那些总是隐含在社会结构之中的人际关系、交往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等形式。作为横跨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乃至经济学的一个资本概念和形式，社会资本为深入研究一般资本概念和形式提供了新的实践和空间，也为全面认识社会自身创立了新的研究路径与角度。由此，社会生活中现实的同时也是深藏的某些关系和要素比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开始进入学术研究和探索的视野，无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第一，它根本性地将资本的形式和内涵扩展到更加无形的状态。如果说，人力资本只是经济学内部的资本概念扩展的话，那么社会资本显然是资本概念向社会学、政治学等范围的拓展。换句话说，社会资本概念大尺度地扩展了传统的经济资本概念。布尔迪厄被认为第一个系统表述了社会资本概念。他说，“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119]。布尔迪厄的定义清楚地表明，“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两个要素：第一，社会关系本身，它使个人可以获得其社团拥有的成员；第二，这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120]。波提斯（Portes，A）认为，布尔迪厄的概念是工具性的，在把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的学者中，其分析在理论上最为精粹，他关注的是个人通过参与团体活动不断增加的收益以及为了创造这种资源而对社会能力的精心建构^[121]。包亚明提出，“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既非马克思式的又非正规经济学的”，“借用了马克思的术语，思考了文化和历史所受到的物质决定性的方式，并把阶级放到他对现代社会分析的中心”^[122]。值得注意的是，布尔迪厄一开始就把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相提并论，在一个统一的宽泛的资本概念内讨论社会资本，这种对资本的宽泛认知为大多数社会资本研究的学者所沿用。

第二，它强化了资本理论对人自身素养、本性、行为和表现的研究。社会资本概念把价值判断、文化和人际关系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对人本主义的复兴，也削弱了理性主义尤其是理性选择范式对人性的“肢解”和实用化。英国学者肯尼思·纽顿提出：“社会资本，如果被定义为主观性的信任和互惠规范，则是博爱——它将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匹配在一起，而不是混合在一起——在功能上的等价物。它是将博爱贩运到现代社会科学民主分析中的一种方式。”可见，在纽顿看来，社会资本是“古典博爱观在社会科学中的对应词”^[123]。鲍勃·爱德华和米切尔·W·弗雷也强调，“社会资本概念的探索价值在于它引起了人们对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的注意，这些方面影响到经济、政治生活并且既不容易也难以令人信服地被纳入到一种以理性地追求个人的自我利益为基础的解释模型中”^[124]。不难理解，人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无疑是社会科学研究不可偏颇的两个方面。任何此类研究若是对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理性与感性、主观与客观、本体论与认识论等等对立统一的两方面有偏废的话，只能陷入形而上学扩大化的泥淖，从而丧失对现实的解释力。(www.xing528.com)

第三，它为一般资本理论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跨学科研究机会和可能。伍考克对社会资本的方法论意义有过精彩的概括。他说：“社会资本的最大价值在于，针对当代某些最迫切的问题，它为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进行广泛探讨提供了可靠起点。在社会资本身上，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决策者——及各个领域‘内’的各种阵营——又一次开始发现了存在于彼此公开的、建设性的争论中的一种共同的语言，一种在过去的150年受到狭隘的学科主义严重压制的语言。”^[125]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安也强调：“社会资本方法通过在理解中纳入更多扩展的因素，构建更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从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中获得不乏洞见的因素，从而深化了对宏观政治和经济现象的理解。”^[126]实际上，自然、社会和人文等所谓学科的建制和划分不过是现代学术研究深化分工的需要，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和一定的范围内其科学意义和价值自不待言，但这绝不意味着在辩证法的意义上和更大的范围内它们永远是正确的、符合现实的。值得强调的是，在学科分化和分工越来越深入和具体的同时，越要清醒地认识到学科化的局限和跨学科或泛学科的价值。这本身就是认识生活世界的一种辩证方法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