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互动关系

通常来说，民主指的是政治治理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源自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实践。公元前6 世纪中期，古希腊的城邦国实行直接民主的形式，公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政治决策。虽然所有公民都有民主权力，但公民的资格限制在20 岁以上的当地男性，排除了女性、移民和奴隶。所以，这种民主还不是真正全面的民主。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只持续了200 多年，在之后漫长的2 000 多年中再也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直到18 世纪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民主制度才再次成为现实。虽然民主被一些人誉为20 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制度，但人类进入新世纪以来，它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民主战略遭受重大挫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4 年3 月刊文指出，许多名义上的民主国家已经滑向专制政权，民主只剩选举这一外在形式，缺少民主制度有效运转所需要的人权和体制保障^[23]。2015 年1 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年度报告，认为全球自由程度在恶化，全球自由指数连续第9 年下降。民主的问题已经没法用简单的数字来呈现。

从概念上看，英文“民主”（democracy）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由demos（人民）和kratos（权力，统治）组成，基本含义就是“人民权力”“人民的政权”或“人民进行统治、治理”。在民主的源起处，它更多地体现了人民或大多数人的统治。即便在古希腊时代，并不是所有思想家都支持民主，甚至反对意见的居多。在古希腊之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民主都是一个贬义词。在17—18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美国革命的影响下，民主才逐渐被人们接受，获得了道德正当性、价值普适性和制度优越性。由于民主起源的历史久远，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又受到经济社会水平的限制，所以民主的概念、制度和形式都异常复杂且充满争议。美国学者卡尔·科恩指出：“现在广泛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体，但在政治思想史中这种信念却远不普遍，许多敏锐的思想家已完全否定民主，还有一些，甚至今天还有，仅仅是有重大保留地接受民主。”^[24]看来，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民主不是总得到思想家们的青睐和推崇，也有很多不同意见包括保留、反对的意见。没有一种完美的制度，包括民主在内。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丘吉尔才说：“民主是最不坏的东西。”民主不是神话，把它作为神话只能加害于它。科恩强调：“民主并没有神奇的力量。它不能超越社会成员的物质与智慧能力为社会有所作为。”^[25]对民主存有希望和憧憬没有不妥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欣赏民主优点的同时要同等地了解民主的不足和局限，这样才能对民主有全面、深刻、辩证的认识。

在历史上看，民主没有一种抽象的模式，各种现实民主之间可能相差很大。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与现代西方代议制的间接民主有重要不同，古希腊多数人的统治与代议制的精英统治也有很大差别。人类社会在文化、历史和传统上的多样性决定了民主制度的多样性。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发现：“西方的民主政体只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英国、法国和美国走在通向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同一条发展道路上，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26]同时，民主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科恩对此有很好的论断：“我要声明，我并不打算为所有社会的民主辩护，或为一切情况下一定社会的民主辩护。过去曾经有过，将来也一定会有，不宜或不能实行民主的社会。”^[27]对于那些关于民主不正确或不完备的说法，他提出：“国家之间常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发生争论。如果指称某一政府或某一套国家制度是民主的，那只会使这一问题愈加混乱。声称某些国家是民主的，是要以武断的方式来解决这类问题。这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进行辩论。问题的焦点是这一套或那一套国家制度是否更民主一些（或不太民主）。这一问题的合理性及其严肃性就说明，根据某些现有政府的情况来解释民主是多么不够允当。”^[28]对于真正理解现实中的民主以及民主制度的借鉴、移植来说，科恩这样学术严谨的民主研究不无启迪作用。面对民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综合、透彻地把握民主的利弊得失是推行民主以及如何推行的前提之一。

作为一套现实的政治治理制度，民主的诞生、培育、成长以及维护有着严格的限定条件，换言之，对民众和社会有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民主的制度离不开民主的土壤和观念。美国政治学者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指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没有其他任何场域，或者所有场域的支持，这个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行。”^[29]民主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理想，但其实施却并不是自然而然、一帆风顺的，常常充满着艰辛、挫折甚至某种程度的倒退。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指出：“民主是一种非常难以创造和维持的政府形式。民主在激烈的社会斗争中得以演进，但也经常成为这些斗争的牺牲品。”^[30]民主的话语令人兴奋，但民主生长的前提可能非常苛刻。科恩强调：“我并不认为民主的前提无论哪里都已经实现，或在任何地方无论何时都已实现。而且，我还认为当民主的前提已实现时，并不能保证民主体制即可顺利实行，或者保证它就是最好的选择。”^[31]放眼当今世界，世界上一些民主大国和强国罔顾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状况，将在自身社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民主制度和形式强加于人，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严重的不良反应甚至危机、动荡和战争。在此情形下，这些所谓民主国家推行民主战略和项目的意图就自然引发人们的高度怀疑：究竟是为了别国繁荣而推行真正的行之有效的民主？还是另有图谋？

长期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一直宣称资本和民主是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两大要件，它们能给全世界带来繁荣和自由。受此影响的一个流行观点是，只要资本和民主的其中一个蓬勃发展，另一个必然会紧随其后。在当代西方社会，资本与民主之间表面上关系密切，但理论和实践都不断证明它们的矛盾与不和。具体地看，无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还是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其构成要素必然错综复杂，制度体系也必然处于动态之中。因此，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不会一成不变，反而时刻都在变化。资本主义一直在茁壮成长，民主却不断出现问题和状况甚至倒退。民主的意义在于广泛、平等、公正的选举，以保证大多数人的公益。虽然资本及资本主义给一些人带来了机会、财富和权力，但获益的往往是少数人，无法保证更多人的福利。初次分配的日益不均、财富和贫困的极大悬殊、经常性失业、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都是资本及资本主义的突出弊端。民主的设计初衷希望公民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和决策，以解决和防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固有的这些弊端。然而，没有哪个民主国家能够有效地做到这一点。资本及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的巨额财富和蛋糕，最终成为少数大资本家的囊中之物，而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却由广大人民来承担。

资本与民主的关系被视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二元化特征，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矛盾之一。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厘清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更加迫切。资本是一种无止境的扩张运动，国际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不断向全球拓展，日益控制全球金融和经济。而民主政治就要对这些资本的作为进行相应约束。为什么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成功，而民主政治却遇到棘手难题？毋庸置疑，民主日渐衰弱的原因有很多。从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来看，主要是因为垄断资本日益激烈地争夺消费者和投资者，将越来越多的钱用于游说、公关乃至贿赂和回扣，促成有利于自己竞争优势的法律法规。在持续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垄断和霸权之下，作为普通公民的小资本家、雇佣劳动者的声音往往被压制、被淹没、被忽视。资本的权利通常得到很好的实现、保障和维护，而民主的声音却容易沦为资本尤其是大资本的声音。

从权利角度看，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在财产权与公民权的关系。私有财产权是资本家成之为资本家的法律条件和基本资格，是资本在社会法律框架内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来源。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然法、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论都从不同角度说明，民主革命实际上是资本的财产权与民主的公民权的重新配置。纯粹法学学派创始人汉斯·凯尔森指出：“私权利是资本主义法律秩序的制度、政治权利是民主法律秩序的制度。”^[32]政治学家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了政治批判。他们说：“自由资本主义之中的社会变迁最好理解为个人权利和财产权这两种以体系的规模扩张的逻辑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理解为资本主义积累体系的内在收缩的结果。”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面临各种权利的矛盾性质的社会稳定性，依赖于一系列历史性的特定制度的调整（accommodation）”^[33]。这说明，资本与民主的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体现在具体的制度、文化和法律之中的。即便对资本和民主自身而言，它们必须依靠一定的制度、观念和法律才能付诸实践。

在法律的意义上，资本与民主之间的纠缠体现为财产权与公民权之间的纠缠。就财产权与公民权的发展历史来看，它们是纠缠、勾连在一起的。公民权需要资本的财产权作为经济基础。没有财产权的保障，一文不名的公民就很难保证独立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利。美国法学家凯斯·R ·孙斯坦指出：“财产权与民主不一定要发生冲突，它以多种方式为自治创造前提条件。私有财产的确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许多不可或缺的作用。”^[34]为了保护财产权，资产阶级需要将阶级的特殊利益上升为所谓的公共利益，并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来保护资产阶级的所有权。马克思早在1847 年就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35]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没有保护普通公民和一般劳动者的功能，而是强调了在资本强势的社会条件下，国家和法律保护的大多是资本家的利益。因为对于普通公民和劳动者来说，他们没有那么多财产需要保护，私有财产权没有多少实质意义。(https://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资本与民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必然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从民主的角度考察市场资本主义，发现它有两个侧面。“正如罗马神话中的门神雅努斯的徽章，它有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其中一张是友善的，它朝向民主，另外一张是敌意的面孔，它朝向另一个方向。”对他来说，“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被锁入持续的冲突之中，每一方都在改变和限制另一方”^[36]。达尔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中民主政治制度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市场资本主义的运行，那么这个国家中的市场资本主义也会严重地影响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换言之，“冷箭（causal arrow）射向两个方向：从政治到经济和从经济到政治”^[37]。通过达尔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会侵蚀民主的理念和原则，使民主政治成为金钱政治；民主也会破坏资本的政治基础，损害经济自由。

实践上，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却是形态各异的。很多时候，它们没有西方批判的左派描述的那样激烈冲突，也并不像资产阶级的右派所说的那样自然和谐。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埃伦·伍德指出，毫无疑问，资本家完全依靠国家强制来支撑他们的经济权力，加强对财产的控制，确保社会秩序与环境有利于资本积累。但是，资本家的剥削权力与国家强制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明显区分。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既推行普选权而又不从根本上威胁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因为这种经济权力不需要政治权利上的垄断^[38]。这说明，尽管国家在本质上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但在现实和具体的场合下，资本家的剥削权力与国家强制力不会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高度重合的。这就像资本生活的表象与其本质自然也不是同一的那样。

一般而言，对于作为民主基础的公民权来说，资本的财产权是柄双刃剑。后者只是有可能保障公民权进而保障民主的主体基础，当然也有可能成为公民权的障碍从而挑战民主的原则。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宪政主义等西方学术界的争论，可以看到公民权与财产权的冲突反映了资本与民主的二元化冲突。这是资本主义重要弊端之一。资本与民主的冲突首先表现为财产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分离。私有财产权并非总被认为是民主的前提，反而常被认为是摆在民主前面的一块绊脚石。孙斯坦坦言：“财产权利制度与民主制度之间确实存在矛盾。如果财产权得到保障，那么在民主进程中有权做的事情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矛盾是真实的、持久的。再者，大量财富被聚集在极少数人手里将有害于作为民主核心目标的政治平等。”^[39]对于大资本家来说，其民主权利或者说自身权利没有必要通过所谓的多数人的民主形式来保证，反而通过代议制的精英统治或者非民主形式更能得到实现。两相比较之下，资本一旦自身私有权得到了保障，对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就没有那么关心和尽心了。

所以，当代西方社会里财产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冲突凸显了对它们排序的重要性。财产权与公民权在各自的领域里相对优先而独立。在政治领域中，公民的政治参与、表达和沟通的权利占主导地位。在经济领域中，资本所有者的个人财产权则享有优先性。然而，在更为具体的情境中，情况则比较复杂。在鲍尔斯和金蒂斯看来，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和学术常规偏爱地将社会空间划分为“经济”和“政治”两大领域，显然是任意为之。由于各种特殊权利的运用范围存在不确定性，相互冲突的各个派别任意地改造各种对立的权利概念来适应他们五花八门的政治目的。他们指出：“在任何既定的情况下，哪些权利应当优先，绝不是显明无遗的。”^[40]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理论和观念看似很理想、很公平，其实从概念诠释本身就受到资产阶级各派思想家的操纵，反映了各种派别不同的价值立场和阶级倾向。

从体系结构来看，资本与民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规则。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资本主义和民主不是两种互补的体系。相反，它们是调控人类发展进程和全部社会历史演变的两种反差鲜明的规则：一种规则的特征就是以各种财产权（property right）为基础的经济特权的优先性，另一种规则就坚持以个人权利行使为基础的自由权和民主责任（democratic accountaility）两者的优先性。”他们坚持认为：“在民主乃是保障个人自由权（personal liberty）和使权力的应用负有社会责任这个直截了当的意义上面，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合理地称为民主社会。”^[41]鲍尔斯和金蒂斯还辛辣地指出：“各种民主制度常常只是各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中的装饰品而已：自豪地展示给来访者，并为大家所赞美，但很少使用。”^[42]至此，通过这些学者之口，民主在资本及资本主义生活中的虚拟性昭然若揭、跃然纸上。在资本主义的长期实践中，资本与民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持续的紧张关系，为资本主义酝酿了冲突和危机。

对于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应该有更为深刻的检视和反思。譬如，摩尔指出：“人类关于自由民主的普遍观念，以及对这些观念的攻击，错综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意味深长的相互关系。”^[43]可见，自由和民主不是人类没有任何异议的普遍概念，对它们的复杂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既反映了自由和民主本身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也反映了观念背后阶级社会的利益结构的复杂性和变动性。摩尔特别对社会科学研究所受价值立场影响的危害进行了批评。他说：“把价值作为社会分析的起点，将难以解释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价值观总是随着环境而变化的。美国南部对民主观念的曲解是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而离开棉花和奴隶、这将无从解释。”^[44]这说明，价值观很容易影响研究的角度、倾向和结论。但是，对价值观也不能一概排斥，这是因为，人类的思想史上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能够完全脱离或超越价值立场的社会科学研究，在阶级社会中超越阶级立场和价值往往被证实是一种幻想。进言之，对客观事实的实证分析应该与主观的价值选择结合起来，尽量避免单一分析的偏颇和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