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是我国传统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产物，牵涉到经济发展、政策结构和社会体制等诸多方面因素，是一种综合性因素导致的我国特有的群体现象。农民工问题自始至终都和农民工现象相生相伴，并且随着我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凸显，在这一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也不断凸显出来。
新生代农民工是老一代农民工和未来的彻底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之间过渡的一代农民工，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过渡性的特征。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两者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首先是共性，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老一代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两者面临着同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在我国传统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没有被彻底打破之前，新时代农民工的双重性和边缘性身份会依然存在，他们依然会保留农民的特质和城市边缘人的身份。其次是个性，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我国经济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加速发展、改革进一步深化和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环境之中，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他们自身对生活和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再加之他们都处于较为年轻的年龄段，具有明显的青年人的特性，因而他们的身上具有了新的特征，这些特质明显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特质。本书拟从就业特点、文化技能、婚姻家庭情况、社会保障利益诉求和维权意识等四个方面来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1.就业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亦工亦农”兼业的比例非常低，该群体的“去体力化”和“去农民工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大都出生在农家，户籍在农村，但由于一出校门就在城市打工或者一直随父母在城市长大，因而很少接触农业生产，基本不会务农，缺乏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技能，对农村和农业活动也缺乏感情和兴趣，在农村也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位置，更不想回到农村，未来务农的可能性也非常低。
2008年2月，由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颁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显示，2006年，21—30岁以下的农业从业人员占全国农业人员的14.9%，20岁以下仅占比5.3%。[8]该数据表明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农业的比例很低。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进行的《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把自己界定为产业工人的占到75%，只有8%的将自己界定为农民。[9]有学者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职业分化现象在农民工内部已经日益显现出来，并且成了发展趋势，有很多的农民工选择职业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了“去体力化”甚至完全“去农民工化”的特征。[10]
2010年6月，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农经验。[11]在珠三角，老一代农民工第一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是26岁，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年龄18岁，90后平均年龄16岁。这也就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初中或高中一毕业就外出务工了，也表明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大都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劳动。此外，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就在城市出生，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该群体的数量必将逐渐增大。[12]本书课题组的调查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课题组成员于2017年7月在安徽省内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进行了调查[13]，调查结果显示，在问及“是否从事过农业劳动”问题时，填写“未从事过”的比例为81.4%。在问及“什么时候开始到城市工作”问题时，选择“小学毕业后进城”“初中毕业后进城”“高中毕业后进城”“随父母在城市长大”的比例分别为9.14%、46.54%、24.10%、3.01%，以上的调查数据显示了新生代农民工绝大部分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也不可能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技能。
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业倾向性逐渐明显，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而老一代农民工，没有太多的行业倾向，对劳动环境要求也不高，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新生代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
2011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表明，老一代农民工从事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从数据上来看，老一代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占比31.5%和27.8%，而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占比上升至44.4%，从事建筑业占比仅9.8%。同时，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服务行业的比重分别提升了3.3%和1.4%。这说明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比较看重岗位的工资水平，企业提供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前景，他们也更倾向于选择较体面、较安全和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岗位。
表1-1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从业的主要行业分布[14]
表1-2 不同代际农民工主要从事行业占比情况[15]（北京2019年） 单位：%
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期望、敬业精神和老一代农民工也有着很大的差距。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期望一般都较高，敬业精神有所欠缺。由于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条件都还不错，有的还是独生子女，父母和自己对岗位的期望值都比较高，他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有自己的追求，因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对岗位较为挑剔，不能吃苦，频繁跳槽成了常态。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很高，每人每年平均换工作0.45次，而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新生代农民工的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即使能够做到“敬业”，也很难做到真心“爱岗”。在引发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岗的原因中，近一半的人只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是因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16]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受教育程度不是太高，大都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简单低报酬的工作，而频繁跳槽，又让他们无法在一个岗位上扎根下来，深入积累，因而导致他们职场经历虽丰富，经验却不足，同时也增加了提升自我素质、提高生活质量和融入城市的难度。
2.文化技能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为初中以上，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2009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文盲占1.1%，小学文化程度占10.6%，初中文化程度占64.8%，高中文化程度占13.1%，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低年龄组中高学历比例要明显高于高年龄组，30岁以下各年龄组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均在26%以上，其中21—25岁年龄组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17]
图1-1 2009年农民工不同年龄组受教育情况（单位：%）
2019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5.3%，初中文化程度占56%，高中文化程度占16.6%，大专及以上占11.1%。由此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较之10年前，占比略有提高，已接近30%。[18]相对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水平也有所提高。2009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51.1%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文化程度越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越低，在文盲半文盲农民工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26.3%，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35.5%，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占48%，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分别为54.8%和62.5%。[19]该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接受教育程度有待提高，但是，相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https://www.xing528.com)
最近几年，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人数和比例大幅度上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该年所有农民工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比为30.6%。[20]可以推断，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培训的占比肯定是远远超过30.6%的。
表1-3 2016年和2017年接受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重（单位：%）
对于职业培训，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较强烈的期望值。他们不愿意从事老一代农民工的低端的重体力活，希望可以通过参加培训，提升职业技能经验和素质，让自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2007年，《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62.6%的人在将来有当老板的打算，他们中还有不少人表示“有自己的事业”是自己的最高理想。[21]在职业培训的过程中，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秉持着“掌握一门技术，活儿才能干得长久”，边培训边工作的意愿，通过刻苦钻研，沉下心学习，实现了从散工到技术能手、从临时工到正式职工的华丽转身，更有甚者还成了用人单位的“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
3.婚姻家庭情况
2009年，根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的调查，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已婚者只有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22]两组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当时大部分处于未婚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大都从初高中一毕业就进城打工或和父母一直居住在城镇，这就意味着，在外出务工期间，他们必须要解决自己的恋爱、婚姻、生育和子女的入托入园上学等重要的问题，而老一代农民工80%在外出期间都已成家，所以基本不存在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这些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现状，通过在城市买房、结婚、生子，让自己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分子。2007年，《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的占比27.4%，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的为50.2%，而选择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总共不到20%。[23]2007年，《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也同样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偏向于在城里生活，其中71.4%的女性、50.5%的男性表示要在务工的城市买房定居。[24]2019年，陕西省调查数据显示，该省进城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平均得分较落户意愿的平均分高0.89分，大部分农民工是更愿意在城市定居的。[25]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拼不容易，这一系列的人生大事又要全部在城市完成，城市的消费高、择偶难、高房价和上学难，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因而该群体身上的重担和压力可想而知。有关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一点上的不同，是我们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时不可忽视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对恋爱、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关注，排在工作和学习之后，位居该群体关注度的第二位。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6年，老一代农民工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只有20.1%，而新生代农民工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有37.7%。这组对比数据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情感、婚姻和家庭关系的重视程度要超过老一代农民工。2018年的数据显示，在进城农民工户中，自行购买住房的占比19%。其中，购买商品房的占比17.4%。租房居住的占比61.3%；单位或雇主提供住房的仅占比12.9%。[26]由此可见，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逐渐改善自身的居住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尤其是上学问题。2010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开展的一项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近5000名新生代农民工中，他们对子女的期望都非常高，几乎接近“疯狂”，而且都表示将全力投入子女的教育。[27]2007年，该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数据显示，89.1%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子女可以获得大学以上学历，其中希望子女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的竟然达到了38.8%。[28]
老一代农民工基本都选择将子女留在农村接受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大都认为，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在城里上学远超出赚钱的重要性。2011年，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显示，在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中，62.9%的选择将子女留在老家。[29]这也就说明，至少1/3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将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从政府政策导向和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选择让其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2018年，农民工家庭中，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为83.5%，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在校率为98.9%。该数据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问题还是颇为重视的。[30]
4.社会保障利益诉求和维权意识
相比老一代农民工单一的利益诉求，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他们的社会保障利益诉求和维权意识正在不断地增强。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和生活的目的，不再只是为了单独地满足生存需要，而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就业岗位、发展前途以及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生存环境。同时和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土地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也较少有“返乡务农”“落叶归根”“回农村养老”的意愿。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利益诉求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渴求融入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他们不再局限于“经济人”的角色，不再希望只是成为城市的单纯过客，他们希望能够被城市社会认同接纳，能够融入城市享受现代文明，能够在城市享有各种社会保障，同时期待改变自身群体处于城市社会底层和边缘的状况，可以享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等方面的平等权益。因而在利益诉求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除了要求劳动报酬合理、工作环境改善、公共服务惠及之外，还会要求用人单位购买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有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还要求可以享有休产假等权利。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用人单位缴纳五险一金的占比较老一代农民工要高，缴纳五险的占比均超过了60%。其中，缴纳工伤保险的占比最高，达到了67.3%，其次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占比分别为64.4%和63.7%。住房公积金缴纳占比最低，仅为27.1%。[31]
表1-4 单位为不同代际农民工缴纳五险一金对比（单位：%）
2019年，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其中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的占比要更高。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79.0%，比老一代高11.3%，其中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的占比为66.6%，比老一代高22.5%。[32]在和用人单位产生劳动纠纷时，老一代农民工可能会选择忍气吞声或私下解决或找中间人协商解决，但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通过“劳资双方协商”“法律途径”和“政府”来解决问题。选择倾向于通过“劳资双方协商”“法律途径”和“政府”来解决劳动纠纷的新生代农民工分别占比为39.9%、25.1%和19.8%。[33]由此可见，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来解决劳动纠纷已逐渐成为常态。如2010年，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共接待信访6748次，涉及劳动者1.97万人，除传统的工资支付诉求之外，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办理等涉及农民工权益方面的诉求较为集中。[34]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进一步提升。如在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遇到权益受损的占比仅为3.4%。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受损时，95.5%的人会想办法解决。其中，选择法律途径的占比最高，达到45.4%，比老一代高5.1%；与对方协商解决的占比为39.5%，比老一代高5.5%；向政府部门反映的占比为24.1%，比老一代高1.3%；选择工会帮助的占比为10.8%，比老一代高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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