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病率等流行病学指标度量了药物的客观需要，而需求则与价格密切相关。单纯以药物对应适应证的发病率、诊断率等医学指标来分析药物销量变化存在局限和偏差。以乳腺癌靶向药赫赛汀为例，曾有学者在2016年对赫赛汀纳入医保做过预算影响分析，预计对医保资金占用在20亿元左右。然而，根据IQVIA CHPA数据，赫赛汀2017年通过医保价格谈判纳入医保目录后，2019年销量相对2017年增长超过5.4倍，销售额超过45亿元。
客观来看，即便被纳入医保目录，作为乙类创新药物，30%的自费比例对很多家庭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经济因素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市场需求的变化。此外，可替代性方案、市场渗透率、推广力度等诸多商业因素也都会显著影响需求。
通过逐个查阅肿瘤创新药进保前的赠药政策（PAP项目），并结合自费比例度量患者实际支出（out-of-pocket）变化，笔者进一步整理并计算了抗肿瘤靶向药物进入医保首年销量增长所对应的需求价格弹性。分析中把那些近些年刚获批上市的或者虽然较早上市但是经历了较多市场变化（如代理商的更换等）导致市场表现波动较大的品种剔除，保留共18个在谈判前有较稳定市场表现的品种进行研究。图2表明，上述抗肿瘤靶向药的需求价格弹性都大于1，意味着这些药品在其对应的价格区间内都富有弹性。不过，不同药物之间价格弹性相差很大，这也说明各抗肿瘤靶向药品的需求仍显著受到价格以外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
图2 抗肿瘤靶向药的价格弹性分布区间
鉴于肿瘤药对于延续患者生命的重要性，该药物市场应该是一个缺乏弹性的“刚需”市场。但销量变化表现出富有价格弹性，即患者对实际支出费用呈现高敏感性特征。经济理论认为，商品价格下降会引发两类市场需求变化：一种是由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引发现有消费者需求量的增加，称之为集约边际调整；另一种是由于价格下降使得更多消费者开始消费该类商品，称之为广延边际调整。考虑到药品使用是严格按照说明书规定的用法用量指导，现有患者不会根据价格的变化大幅度改变自己的用药量，肿瘤患者更是需要严格地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因此，药品价格的提高或者降低并不会造成既有患者群体需求（用量）的变化。进一步推断，创新药需求的显著性增加不是来自现有患者群体的消费行为改变，而是药物使用患者群体的扩大，即广延边际的调整。
进一步观察发现，绝大多数抗肿瘤靶向创新药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在6以下，中位数约3.4。笔者认为，这一需求价格弹性指标与我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分布具有相关性。表2列出了我国各收入阶层家庭分布情况。具体而言，上述抗肿瘤靶向药在进医保前的年化治疗费用中位数是16.7万元，假设普通家庭对于肿瘤药的支付上限占其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的1／2到2／3，这一费用水平对应国内上层中产以上家庭经济承受范围，2015年占比共17.8%。当药品谈判降价进入医保后，患者的自付年化费用中位数在5万元左右，也即新兴中产阶层以上的家庭也可以负担，相应家庭占比达到了66.4%，即可覆盖人群扩大了3.9倍，这恰好也与上面的价格弹性中位数3.4接近，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价格降幅与销量增幅的比例关系。
表2 我国各收入阶层家庭户数情况分析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转引智研咨询网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共享经济产业市场行情动态与投资前景预测研究报告》。(www.xing528.com)
用家庭收入分布这一经济性指标来解释抗肿瘤靶向创新药进保后的需求变化虽然过于粗糙，但具有内在逻辑性。此外，如前所述，药品的可替代性、市场渗透率、学术推广、经济格局等诸多商业因素也都会显著影响需求。对于具体药物需求的“价—量”分析，仍需要细致、科学的计量和模型分析。
【注释】
[1]原文发表于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安泰研值》2020年8月25日。
[2]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医药行研团队负责人。
[3]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MBA学员。
[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
[5]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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