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前的资本运营：探秘顺丰股份与吉林轻工的十年传奇

第二天，我依然平静如水。我没去想有了这些钱我会去过什么样的日子，更多想的是，我再不需要去为挣钱而动脑筋，我只有更加努力地为顺丰工作，把顺丰的成功当成我的使命。

顺丰公司突然从一个小公司成为海南的著名企业，名声在外了。但公司的一切都与今天的名声不相符。我和老范都有了这样的共识。我们需要迅速提升顺丰的整体形象。我把我的全部心血、激情和智慧投入了进去。

我给顺丰提出了一个公司理念：命运一体，追求卓越。老范当即十分赞同。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公司理念？我当时的用意十分清楚。

从个体户到股份公司，是一个企业在本质上的一个飞跃。个体户只关心个体的命运，只关心老板的命运。家族企业只考虑家族资本的命运。既然是股份公司了，股东们把钱交给公司，整个公司与股东命运是一致的、一体的。意思是希望走出个体户、走出家族企业的局限。肩负所有股东的重托，为所有股东工作才会有更多的股东信任你、支持你，你才有机会从股东那里获得更多的投资。这是追求卓越、走向卓越的前提。以往的老范从不讲公司战略，从不讲公司理念、公司文化，我想帮助他提升自己，在老板人生、企业人生中去升华。但他终究没能走出来。

我们购买了当时的海口地标，位于滨海大道的全玻璃幕墙的南洋大厦整整一层；又买了海景湾公寓多套住房，我和老范、李静各自一套，我有了人生中第一个属于我的住房的家。全公司的人都住在海景湾。公司有食堂，每天三顿提供免费的餐食。买了一辆依维柯，接送职工上下班。整个公司像一个家一样，其乐融融，幸福之至。

1992年11月18日，海南顺丰股份有限公司召开隆重的创立大会，在《海南日报》上发布整版广告。我主持创立大会，并当选为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长。这个职务是老范的别出心裁。他担心我以董事身份出任董秘心里有想法，让我在秘书后面加一个“长”，大概至今也是中国股份公司仅有的“秘书长”了，二十年过去，当年的顺丰同事今天还有叫我秘书长的。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董事职务，虽然我那时从粗浅的法律常识里大体上知道董事的职责、责任、权利，是股份公司的决策机构，我作为决策者之一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但是作为董事的真正法律意义，实际上完全不懂。而且身为董事，后来才发现仅仅是一个名分而已，在一个一股独大的股份公司里，所谓的董事，完全不具有法律所赋予的董事意义。包括今天中国几千个上市公司的上万个董事，有多少符合董事这样一个法律概念呢？最可笑的是国有资本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的上市公司，董事的含义是什么？独立董事又如何独立？我是中国最早的独立董事，还没有设立独立董事制度时，我就担任了曙光汽车上市后的独立董事，后来参加第一期独立董事培训班学习，到2012年实施十二年了，独立董事基本没发挥独立董事的功能，尤其是央企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是如此。

在治理结构上，我尽可能将我学习、了解到的西方股份制公司的治理结构用在顺丰身上。我和老范、李静的分工也十分明确。老范作为董事长，我作为董事，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负责公司对外投资与发展战略，李静作为公司总裁全面负责公司的人、财、物与日常经营。

公司开始大规模招兵买马。我不计前嫌，从重庆将我当年在重庆起重机厂的民选厂长王贵邦挖了过来，担任公司副总裁；将我姐姐从重庆国有企业拉下了海，她干了一辈子的财务，至今还是中国最大民营企业之一的新希望的财务大总管，六十多岁了，还担任着这么庞大而复杂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

那段时间，老范也许从内心上，真的是希望按我设计的一整套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去发展。他很放权，既不要办公室，也不签任何字，经营管理一点儿也不插手，成天和我一起谋划发展、投资的事。在全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资本运营概念的时候，我们展开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运营。

这首先来源于顺丰创立的成功和对吉林轻工的操作。

顺丰创立的成功让我和老范意识到，公司的发展不一定要靠自己去赚钱，也不一定靠具体的经营管理去赚钱。老范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饭馆到现在，十多年做遍了当时中国能够做的所有生意，而十多年挣的钱，不及搞股份制一年所拥有、控制财富的一个零头。我当时悟到了一个十分肤浅、幼稚的道理。这道理源自于少年时期的一个逻辑。六十年代的橘子只要几分钱一斤，而橘子皮却每斤可以卖几毛钱。买一斤橘子，吃了后，再到大街上捡一些橘子皮卖掉后又可以买橘子吃了，可以形成良性循环。早年在巫山这样的贫困山区，买一只山羊杀来吃了，将羊皮卖得的钱又买只羊还有富余。顺丰用这么少的资产撬动了一点四八亿这个股份公司，一点四八亿不是可以撬动更大的资产吗？在那时，我们谁也不懂杠杆原理，更不懂什么叫杠杆投资、杠杆收购，市面上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著述。求贤若渴，对资本市场方面的任何知识也是如饥似渴地要学习。顺丰在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上出现我和老范、李静的仨人核心，然后是高管层和中层干部，这样的宝塔式内部管理模式来自于高手的指导，这个高手叫张思平。当年海南建省时著名的海南改革三十条起草的执笔者，中国早期著名的改革人物，省长梁湘的秘书。“六四”后，推动海南改革的省长梁湘下台，张思平随着去了深圳。那段时间，张思平是我们的幕后顾问。我和老范几次去深圳向张思平请教。这期间，我们运作了吉林轻工的股份制改制。

顺丰与吉林轻工的关系，是顺丰操作吉林轻工的一个经典案例。对这个案例的许多操作细节我不能解释，许多数字也记不清楚，这在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很难有人将它完整讲清楚，但确实又永远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案例了。整个操作前后持续超过十年，极富戏剧性，又精彩纷呈。

1992年8月左右，我们还在紧锣密鼓地筹备顺丰的股份制。一个星期天，老范把我带到海口滨海新村的一处高档别墅里，第一次认识了气宇轩昂的吉林轻工经济技术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万殿卿。来海口之前，老范让我将顺丰股份制改制的全套方案传真给了他。

万总五十多岁，身材魁梧，红光满面，一身笔挺的高档西服，袖口还镶了金色的装饰扣。一位神态可亲的长者。给人一种一见面就很温馨，有安全感的气氛。此前听范日旭多次说起而且知道他是给老范很大支持的大老板。据说，当年的吉林轻工是中国最大的啤酒花进口贸易商，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总部在长春，大连、海南、珠海、深圳、澳大利亚都有投资企业和分支机构。万总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王世渝？你发来那么多文件，把我的传真纸都用光了。”

老范让我给万总介绍股份制。我十分流畅地将邓小平南巡讲话关于股份制的内容，顺丰筹备股份制状况，全国试点的情况，股份制的好处和条件，哗啦哗啦地给万总抖了出来。听得这位大老板云山雾罩。随后又回答了万总提出的一些十分简单、甚为可笑的问题。比如他问我：“这么多人拿钱买股票，股票上涨，钱都跑到哪里去了？下跌时，都在赔，又都赔到哪里去了？”我终于有了一回给大人物指点迷津的滋滋有味的得意。

老范总能找到事情的关键点。当我还在得意之时，老范给万总说：“论顺丰的条件，万总是知根知底的。我们和万总的公司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顺丰都可以搞股份公司，吉林轻工很容易就可以做。”听到这里，我才知道老范拉我来和万总认识的目的了。他认为吉轻工更有条件搞股份公司，甚至更容易上市。我以为找万总是想让吉轻工成为顺丰的股东，原来老范另有更精妙的算盘。

万殿卿的反应当然没有这么快。除海南、深圳尝到甜头的地方外，各地体改委回去都很难找到试点的企业，优秀企业几乎没多少愿意干的。万总说，他马上要去深圳，等回吉林后去问一下体改委。

万总刚到深圳，我和老范迅速跟了过去，故意装成是为别的事到深圳，又去找万殿卿，还把他拉去深圳证券交易所，看了仅有的几只在交易的股票。一番鼓动之后，万总被渐渐烧热了。没多久，老范告诉我，万总回到长春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吉林轻工厅当即同意吉轻工改制。老范让我以吉轻工的名义，将顺丰全套文件进行了修改，帮助制作了吉林轻工股份制改制的第一份申报文件。围绕吉轻工这个公司以及后来的这只股票长达十年的一系列工作也拉开了序幕。

很快，吉林轻工的股份制改制就进入了轨道，成为吉林省第一批股份制试点企业，其中包括吉林化纤、吉林制药。其间，我也几次参与了方案的制作、修改。范日旭在吉轻工的改制、设立过程中，完成了一个精彩、漂亮的布局。吉林轻工改制资产经审计评估后，顺丰以每股一元的原始价格，认购了二千万股，成为吉轻工第二大股东，老范也成为副董事长。精彩在于顺丰认购的这二千万股的钱，竟然是吉轻工母公司借给顺丰的。老范完成了第一桩百分之百的杠杆投资，这个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老子借钱给女婿，作为彩礼，娶走了自己的女儿。不仅如此，顺丰还拿到了按百分之二十配售的四百万内部职工个人股。当这一切完成的时候，顺丰自己的股份公司还没有召开创立大会。

自己的孩子还在肚子里头，就先帮别人把孩子生了下来。

在一切都处在混沌初开的年代，领先的思维、悟性、胆量、撒谎，都是赚钱的工具，都是生产力。而那些学者、某个领域的专家、知识分子、谨小慎微的人，只能望其项背。包括万殿卿这样在当时已经非常优秀的国企领导人，也只能成为混乱的市场秩序的道具。完全在计划经济环境里生存的企业家，可以看见市场的热气腾腾、欣欣向荣，但他们只能是旁观者。

自此，我们展开了一个个攻城拔寨式的投资与收购的资本之旅。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上，我们开始了最早期的、最模糊的、最懵懂的、最原始的资本运营。而整个中国，尚未提及“资本”二字。我们也不懂这个称为资本运营。即使我们没有弄懂，以我们那点初学的游泳技巧，对完全在岸上的国有企业来说，他们就是“旱鸭子”。走南闯北，不管到哪个城市，我都可以充当那些高高在上的国有企业领导们的老师。

进入股份公司的圈子里，视野迅速展开。首先是来自迟福林，海南的股份制改革有了第一批，紧接着一批又一批地设立起来，迟福林几乎就是海南股份制的教父。他设立了一个基金会，二千万元，又成立了海南股份制企业协会，每个周末都会有协会举办的活动与晚会，搞得红红火火，热闹非凡。在海南这样一个产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地方，具备搞股份公司条件的企业资源很快就被挖掘完了，而已经设立的一些股份公司中也冒出了一批古怪的企业，令人啼笑皆非。一个射击场，也可以搞一个股份公司，募了不少钱，这就是海南匹斯克股份有限公司。老板叫范建明，后来知道他还是我的重庆老乡。他在海南也曾风云一时，曾用三十万元，拍下了海口全部由数字八构成的手机号码。范建明长期在重庆宾馆包租总统套房，在重庆解放碑挖了一个坑，声称要建重庆百层大厦，交了二千万元定金之后，失踪了。有人说他在洪都拉斯被乱枪打死，有人说他彻底整容了，如今在国内隐姓埋名地生活。另一个公司是“中国功夫”公司，创始人叫杨齐元，领着一帮武打弟子经常在协会上表演，自创一个门派，可以用纸币断筷，可以发功催眠，把澳大利亚老头——前总理霍克弄得神魂颠倒，让自己的女儿来拜师学艺。公司创办后也不知做了什么业务，整个公司几乎没有一个是企业出身的管理者，顺丰还派了个副总去帮他们当总裁，这个公司没多久就没有了消息。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海南经济紧急调控之后，海南的股份公司泡沫迅速破灭，许多公司瞬间就销声匿迹了。

记得在股份制企业协会成立庆典上，我把当时海南最著名的三个民营企业控股的股份公司老板陈宇光、范日旭、范建明拉到一起，我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拍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把你们三个人拉到一起不容易，今后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此话不幸言中，曾经的海南民营企业的样板式人物陈宇光当年就是海南民营企业的名片，成为股份制企业并上市之后，陈宇光非常风光，投资房地产、投资百货商场、投资大型旅游度假区，在成都最繁华地段投资当时中国最大的购物中心——熊猫万国商城。1993年的宏观调控，陈宇光资金链断裂，留下一堆烂尾楼和烂尾项目，加上长长的债务链条，其间与一些高官的股票寻租被揭了出来，惹出些刑责，早已消逝于公众视野，隐居国外，成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典型的终结者；重庆人范建明在海口海甸岛创办射击场，成为当时海南一大风景，也凭此，射击场成为中国第一个射击场股份有限公司，取名匹斯克，也因为宏观调控，感觉可能会被清算，便卷款潜逃，长期失踪；三个人之一的范日旭刚被判无期徒刑。可惜，这张照片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几乎是那一代企业家们的一个缩影，也是他们的宿命。

我们的资本游戏迅速从南国之海南岛燃向东北。除吉林轻工外，范日旭开始全面布局长春，顺丰股份创立不到一个月，他就回到了他的老家。为什么回长春发展？我至今也没弄清楚范日旭内心深处的想法。

长春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是他生命中贫穷、饥饿、艰难度日的地方；也是他留下青春岁月，播种美好爱情的地方。同样，这里也是他下海经商，草创事业的起点。如果说他想衣锦还乡，回老家体验一把当年不起眼的小小“范老二”，如今可以光宗耀祖的感觉，我以为不像。范日旭很务实，没有那么多的虚荣，如果是因为长春的商机无限，我看也未必见得。以1992年的长春包括内地大量的地方和海南、广东比较，商业环境差得太远。海南、广东的一套商业规则与运作方法在内地寸步难行。也许老范认为落差就是机会，当年他曾说，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同样，海南、广东的今天，也会是内地的明天。趁内地尚未醒悟，捷足先登，可以抢占先机。同样，顺丰投资吉林轻工的操作手法就只有可能在内地成功，在海南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1992年12月底的一天下午，回到长春已有几天的老范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明天飞去长春。老范在电话里显得十分亢奋：“你赶快来吧，省、市领导都被我说动了，一大堆机会要你来干呢！买好机票就告诉我啊，多带点衣服。”

12月的海口，气温是二十多度，除稍厚一点儿的运动衣之外，我一件毛衣都没有。长春是零下二十多度，我从来不知道在这个温度下我身体的感受是什么。

第二天下午，我临时买了一件毛衣带在身上就上了飞机。到长春还不到下午五点，天就已经黑尽了，可以看到夜幕下的白色积雪的机场很小，飞机不能直接停靠候机楼，下了飞机要步行大约三百米左右。从零上二十多度到零下二十多度的温差，让我单薄的衣服里瘦瘦的躯体，一下飞机好像就失去了知觉。我随着人流，艰难地走完了三百米空旷的机场道路，我差不多已没有能力去掀开东北大街上常见的、厚厚的帆布门帘。

接站口有四五个素不相识的东北人来接我这个被老范抬举的“股份制专家”。一件厚厚的军大衣裹在我身上，除了沉重以外，我已感觉不到它的温暖。牙齿不停地上下相撞甚至不会了寒暄。

见到老范时，才发现他身边已经形成了前呼后拥的一群人。有他的亲戚，他的老朋友、老领导。他很激动地给我介绍了他回来这几天的状况：他说长春处在改革开放的前夜，思想、观念还很落后，但领导很有魄力，很想大干一场，但是没有方法。在一个座谈会上，他被邀请去给省政府各个局长作了一次发言，引起了轰动。省领导要他一定为家乡出力，只要愿意回长春投资，想干什么项目尽管提，想要什么政策尽管要，只要不违法，能办到的一定全力支持。他已准备在长春成立公司，已经有人参与筹备，每天白天晚上都在干，具体项目正在调研。

第二天，我就和他去参加了由市长主持的各有关局长与海南顺丰合作的座谈会。长春市与经济相关的局长几乎都来了，主要议题是与海南顺丰公司交流长春投资的计划和想法，交流什么、讨论什么？我一点儿都不清楚，老范在会前也没来得及告诉我。(www.xing528.com)

会议的氛围非常糟糕。长长的会议桌，主人一方坐得满满的，我们这一方只有四个人。对方是一个个大权在握的局长，我们这边的代表是当年长春的、调皮捣蛋的个体户。如果不是省领导压下来，这帮局长们怎么可能压下身段与我们开会？通信市场刚刚结束砖头一样的大哥大手机时代，每个局长手里都拿着一个翻盖手机。会一边开，一边不停地有电话打来，每个接电话的人都会很夸张地将手机往外一甩，让翻盖很潇洒地打开，全然不顾会议的内容，打着自己的电话。

老范表现得非常好，他没有一丝的不快。他竟在如此恶劣的会议氛围下，即兴发挥，创造性地勾画了一个新长春城市的未来。

范日旭可以称之为即兴创意大师。我和他合作几年，经常领教他的这种风采，也经常让他的听众被感染得五体投地。你以为他是深思熟虑之后讲出来的东西，其实他一分钟之前自己都没想过。他眉飞色舞地讲开了：“长春是日本占领东北时日本人进行的城市规划，至今也不落后。但是长春今天已经不适应现代城市发展的需求了，不能依靠旧城改造来发展长春的城市建设。我认为，长春的发展要有大胆的创新思维。”

老范一开场，就让与会的各位局长为之一怔，刮目相看，终于可以正视这个小人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是中国旧城改造最热闹的时候，居然敢于提出不靠旧城改造来发展城市，还是需要胆量的。老范接下来说：“长春的城市建设是以斯大林大街为中轴线来规划的，我们不要放弃这个主线。我的想法是，以斯大林大街南面终端为起点，将城市往南延伸，再延长十公里，在斯大林大街南延长线上建设一个新长春。新长春和老长春之间，用一公里宽的森林和绿化景观作为新旧长春的隔离带，既不破坏整个城市的统一性，又用隔离带缓冲新老布局的矛盾。如果市政府同意这样做，顺丰公司可以出钱免费为长春建这条南延公路，政府用大道两边的土地给我们进行补偿就可以。”

范日旭话一说完，各位局长便七嘴八舌地悄悄私语起来。对这样大胆而新鲜的建议，兴许领导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因为在当时，中国尚未掀起城市化的浪潮。房地产产业还没在内地兴起，城市经济的拉动主要在高新区和经济开发区进行。虽然范日旭的建议让大家耳目一新，但体制与为官的习惯性思维就让范日旭的创意成为异想天开。电力局长说：“我们在南边的输变电量太小，电量扩容投资巨大，这个钱谁来出呢？”供水部门的领导也说：“长春的水源在南边也不够，城市重心南移，供水投资的钱我们是没有的。”虽然我第一时间将老范的创意写成会议记录，送给长春市的领导，但在当时的体制下，这个创意就不了了之了。多年后，长春市作出了向南发展的决策，修了斯大林（后改为人民大街）大街的南延伸大道，但与老范，与顺丰没有了任何关系。

政府不采纳，并没有打消范日旭在长春发展的积极性。他得到了当时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元纯的大力支持。徐元纯主任曾经是一汽的党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的夫人曾是他的秘书。吉林省、长春市的两级领导中许多出自一汽。徐主任欣赏范日旭的热情和商业头脑，以及俭朴的生活方式，也希望范日旭为长春作些贡献。徐元纯主任先后将他的前后两任秘书王志杰和惠一祥都推荐给老范当他的助手，创办顺丰在长春的公司。

除了长春之外，范日旭要我在全国范围内找参与股份制的投资机会。我发掘了在海南参加全国股份制改革会议上储备的资源，找到了武汉商场副总经理的名片，让顺丰介入了武汉商场的改制，但当时武汉商场即将上市，我们仅凭我和武汉商场这位负责改制上市的副总经理的个人关系，才获得了投资机会，最后拿到几十万股，以原始股价买来，上市后十多元变现，为顺丰赚了几百万元。接下来我又通过顺丰的湖南籍同事赵建明，找到湖南省体改委，体改委向我们推荐了将要改制的株州火花塞厂（后来的湘火炬），岳阳房地产公司，芙蓉宾馆，五一文化商场等企业。我们分别拜会了岳阳房地产公司，芙蓉宾馆，五一文化商场。当时国有房地产公司是很吃香的，内地要成立房地产公司基本得不到批准，整个湖南，只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改制，所以我们参与了岳阳房地产的投资。因为对国有的信任，又是稀缺资源，我和赵建民在岳阳待了半天就把钱投进去了，我们成为第二大股东。投资如此轻率，今天想来不可思议。这是我主持的第一个失败的投资。

接下来我又去了芙蓉宾馆，见了一位女性的总经理，谈了我们的来意，负责帮助改制，参与投资，不做大股东。我出了一份书面建议书，再没得到答复，后来听说轻工局领导不同意改制。

在湖南项目中，最可惜的是五一文化商场的投资。我们去考察了设在长沙五一路上的五一文化商场。我对这个企业有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个完完全全从小创业成长起来的集体企业。创始人名叫唐山，副总经理是郑文斗，两位创业者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我感动于他们的创业经历，也感动于他们的创业精神与进取精神。当时我们说好，顺丰投资二千万元人民币，占百分之四十的股份，参与五一文化商场的改制和投资。随后，又请他们专程赴海口和老范见面，谈得也不错，但老范放弃了这次投资。很快，五一文化商场改制成功，成为湖南第一批上市公司之一，而且是非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但若干年后，不知什么原因，放弃了控股权，被创智科技这样一个时髦的软件公司收购而借壳。创智科技也没存续多久又丧失了控制权，至今叫什么名字，我已好久不关注了。

对我来说，我花了最多精力，多少有些荒诞和戏剧色彩的投资，来自于我代表顺丰在四川的经历。

1993年初，我在北京的一次股份制研讨会上，认识了四川成都铁塔厂的一个中层干部。他听说我可以帮助企业改制，还参与投资很感兴趣。并说他们企业也要改制，邀请我去成都考察。我们相约，我回重庆过完年就去成都找他。

自1991年依依不舍离开重庆之后，我整整一年半没有回重庆了。这一年半经历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我终于可以兴高采烈地回到重庆，告慰我的父母，你们的儿子走投无路的日子结束了，闯荡海南的决定是对的。在我到海南半年后，家人才知道我去了海南，当时我找医院开了一个病假条，说是得了肝炎就再没人来过问我了。如果事先告诉他们我去海南，家里一定不会同意我去的。爸爸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份《重庆日报》给我看，在我的半年请假条到期后，起重机厂人事部门曾派人找到家里，我父亲只能告诉他们：“我儿子不是被厂里派到昆明了吗？怎么到家里找人来了？”父亲反而紧张起来，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随后起重机厂将我和另外两个与我情况相同的人登报公示：“王世渝、×××、×××仨人，你们不请假出走，已经超过了人事部门的纪律规定期限，限你们自登报之日起，一个星期之内回厂办理相关手续，否则，将你们作为自动离职处理。”

爸爸还是很紧张地问我怎么办，国有单位的固定工作都没有了，铁饭碗没有了。我只能笑笑告诉他：“你要相信你儿子的选择。”我拿出一年多在海南的全部积蓄交给家人，让他们过好日子，反而把他们吓了一跳。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爸爸反而怀疑起我来，他一辈子的工资也没这么多呀！我告诉他：“1983年我就想去闯荡珠海，你们拼命反对，十年过去了，当初要是我去成了，给你们挣回来的钱比这个还要多。”

春节过后，我到了成都。和重庆相比，成都的股份制搞得热火朝天。春节期间在重庆时也拜托重庆的同学朋友帮我联系了重庆百货公司和重庆万里电池厂。

重庆是中国最早开展股份制改革试点的城市之一，而在九十年代这一轮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革时，因为重庆三峡油漆等三家企业股改违规，被国家体改委通报批评，市体改委领导也被处分。结果因噎废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放慢了股份制改制步伐，严重影响了整个重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进程。多年以来，重庆在整个资本市场发展中都处于相对落后和被动的地位。虽然后来重庆万里、重庆百货都分别改制上市，但在1993年初，两家企业对股份制却噤若寒蝉。

当时的成都市是没有权力批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只有四川省体改委才有审批权。我到成都后，迅速联系上了成都铁塔厂那位中层干部，经他安排，认识了成都铁塔厂厂长张健。通过张健，知道了他们的想法：成都铁塔厂不归四川管辖，是部属企业，如果整体改制，张健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担心乌纱帽掉了，没有了既得利益。如果利用已经在郫县投资的小水电站作为资产，发起设立“四川川西能源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搞一个体外循环，可以运用机制优势保住个人利益，即使不当厂长了，自己的平台也搭建起来，这是很好的如意算盘。如果顺丰同意，他们可以让顺丰公司控股。

听到这样的想法，我很是激动了一番。这里有人出资产，有人出钱，还负责四川省体改委的关系，我们只需要出方案、出钱就可以控股。这对我们来说，已不单是一个投资机会，而是一个平台的设计机会。如果能投资控股这个公司，可以用其私募来的钱，在四川发起设立若干个股份公司，就可以把顺丰模式整体搬到四川。我打着如意算盘。

随着谈判的深入，引入了另一个角色：沈昭其，一个让我一生要记取教训的人。沈昭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从成都郊区出产的乡镇企业家。通俗一点儿说，就是一个建筑包工头，而且是小打小闹的。年龄比我长几岁，梳一个电影里的叛徒才有的发型，重庆本地话叫“一匹瓦”。因为头发软，斜飘着的头发会不时耷拉下来，遮住额头，挡住视线。比较潇洒的动作是将头往上一甩，头发就上去了。沈昭其没有这个劲头，总是用他那胖乎乎的手给拢上去。偶尔双手不得空的时候头发又掉了下来，他也会不耐烦地往后一仰，动作生硬也不潇洒，只管把头发甩上去就行了。

见了沈昭其才知道，他们两个是双轨制下的一对狼狈为奸的默契配合。张健是国有企业的厂长，铁塔厂若是改制，和他个人利益又没有多大相干，他积极性不高。沈昭其没读多少书，也没有多少资产，但十分精明，有善于钻营的本领。从来就没在体制内待过，但农民出身的经历，具有和体制内的人打交道的高超本领。沈昭其可以借张健的平台抬高他的地位，上一个档次把这件事张罗成功；张健则可以将沈昭其当作玩偶，在幕后遥控指挥而不必自己出马，有了问题沈昭其自会扛着。

沈昭其见了我，就像见到他们的大救星一样。我的出现，弥补了他们天然的所有不足。我的一系列设想，讲得他们心花怒放。按我的思路做下去，他们认为前景不可限量。他们为了验证我和顺丰的真实性，很快就到海南进行了一番考察，参观了气派的顺丰，见到了更让他们顶礼膜拜的老范。他们兴高采烈、极度热情地邀请我尽快到四川去大展拳脚。

除了对外投资之外，又一个机会突然出现。1993年初，先后创办了两个法人股交易市场。第一个是联办创办的，另一个是人民银行创办的。联办在当时可是我们十分仰慕的地方，相当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延安。联办的全称是“中国证券市场联合设计办公室”。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证券机构。联办成立时，证监会还没有。联办的创始人中有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总干事为王波明，我国著名老外交家王炳南的儿子，STAQ证券自动交易报价系统是华尔街海归王波明仿照美国纳斯达克市场设计的，其管理中心负责人为章知方，也是前外交家章文晋的儿子。另一个市场叫中国证券市场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也称为NET市场，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创办，那时还没有银监会，银行系统还可以从事证券业务。

因为经常参加各类证券、股票市场的研讨会，本来就不大的股份制、证券市场圈子中，相互都比较熟悉了。我也有了一批这个圈子的朋友，市场里的消息也比较灵通。筹备STAQ市场时，我就知道了消息，但顺丰还没正式创立，也没资格去申报。STAQ是一个法人股交易市场，与当时上海、深圳交易所股票相比，在上交所、深交所流通的个人股，在STAQ不能流通；在STAQ流通的法人股，在深圳、上海又不能流通，因而，STAQ也吸引了很多企业的追捧。像珠海的恒通、广西玉柴、四川蜀都大厦和海南的一些公司。顺丰创立不久，我们就和联办取得了联系。若要在STAQ上市，就必须要进行系统的、按STAQ的上市条件进行规范。而当时又没有投资银行概念，也没有几家证券公司，懂股票市场的人就那么几个，全都认识。终于，我认识了到STAQ市场上市的关键人物刘纪鹏。今天的刘纪鹏已经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和教授，至今十分活跃。而当年的刘纪鹏先是在中信国际研究所，在1993年初举行的中国公司到香港上市研讨会上，我就认识了刘纪鹏。他本来要和前国家体改委生产司司长孙效良在体改委副主任刘洪儒的支持和授意下，创建中国股份制咨询公司。但几个月后，刘纪鹏却自立门户，成立了“北京标准股份制咨询公司”。而在此时，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创办的另一个法人股交易市场也在匆匆筹办之中，总经理是屠光绍，现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带着成保良（后在证监会工作）到海南营销，希望顺丰去NET上市。我和老范权衡了一下，决定去“联办”的STAQ上市。

1993年，我几乎不停地在海口、北京、长春、成都四个地方轮流飞行。海口是大本营，转上一两个星期就回到海口和老范、李静小聚一下，沟通情况，然后又各自纷飞。

股份公司创立后，主要由李静镇守海南。日常管理也全由他承担，渐渐形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公司化管理。海南的主要业务就是房地产，老范并没有像我在招股说明书中写的那样，大规模投资出租汽车，并从海南走向全国。如果当时按这样的思路去发展，以当年中国出租车市场环境来看，顺丰很有可能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租车公司，可惜老范早没了这方面的兴趣。招股说明书的内容没有任何人监管。我的同学，将我带进顺丰的朱江完全不能接受范日旭的公司思维，认为老范干得太虚，终于对老范、对顺丰失望了。这位顺丰的早期创始人，与海南省信托合作，融资了几百万元，到北京创办了自己的出租汽车公司，走上了一条非常符合朱江个性的生存之道。同时，我和朱江这位重庆老乡，曾经的同窗好友与文学青年，没有在我们当年曾经设想的理想王国里一起共事，一起创造，一起分享。理想与浪漫分道扬镳。

朱江是一位厚道、真诚、充满热情和理想的人，但他并没有太大的野心。身心宁静，为人友善，与世无争。把事业、朋友、家人的关系安排得很融洽，虽然同在北京，却多年未曾相见。他的行为应当是今天很多年轻创业者的楷模。就是很清楚自己的创业目标，知道自己放多少时间、智慧、能力在工作上、创业上，清晰地知道创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吃饭？生存？做企业家？造福人类？改善生活？成为富豪？只有清楚地把握目的，才能掌控过程，不至于成天疲于奔命，心烦气躁，甚至为达目的，违背商业原则，扭曲商业轨迹，做出有违商道的种种举动。

我在北京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各种渠道结交资本市场的朋友，不断获取各种各样的市场信息，学习资本市场的各种新的东西。同时，还组织顺丰在北京的上市工作。

在刘纪鹏的标准公司的指导下，我们很快完成了在STAQ上市的审计、评估和全部材料的准备。我们聘请南方证券为我们的上市股票交易代理商。STAQ的交易设计和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不同，实行的是做市商自动报价系统。每个公司必须有一个证券公司作为做市商，拥有交易席位，通过交易员负责股票的代理买卖。

南方证券的成立是1993年中国证券市场的重大举措之一。当时中央决定由农业银行牵头组建股份制的南方证券，由工商银行组建华夏证券，由建设银行组建国泰证券，而且三个证券公司分别设立在深圳、北京、上海。南方证券创办时，还破天荒地允许民营企业参股。海南的新能源就获得了参股机会，投资二千万元人民币，成为注册十亿元的南方证券股东。我也通过北京朋友的渠道，在西三环的新兴宾馆南方证券筹备组认识了负责筹备的三个人：王景师，后来的南方证券董事长；沈沛，后来的总经理；许均华，后做过副总裁。前两位早已没了消息，许均华至今还是我的朋友与合作伙伴，是中诚信托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介绍了顺丰的情况后，王景师居然非常热情地同意让顺丰入股南方证券，我大感意外，非常高兴地回到海口，第一时间向老范报告。没想到被老范泼了一瓢冷水，他就没想过要去给人家当小股东。他也不想让我丢面子，建议让浙琼信托去投资，顺丰和浙琼还在热恋之中，老范也想做个顺水人情，让我带着资料去找金飞龙。金飞龙他们一听能获得南方证券的投资机会，也很高兴，当即表示要参加，并让我帮他们联系上。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投资未能成功。

通过交往，我和南方证券的联系多了起来。正好南方证券和联办又有着特别的关系。南方证券总裁王东明和联办的总干事王波明是两兄弟。这样，南方证券成为顺丰法人股上市的包销商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合作达成，顺丰与南方证券的协议也达成，STAQ的上市批文很快就批了下来。

按当时STAQ的上市规则，法人股上市的股东数应不少于一百个，而顺丰的法人股只有几个，于是经协商老范很聪明地同意把顺丰联合有限公司的七千多万股中的二千一百六十万股，按三十万一手，拆细为七十二手，按每股二元的价格，由南方证券全部包销。也就是说，我们几乎是用高溢价评估出来的资产，又用一倍的溢价卖给了南方证券，套现四千三百二十万元人民币。南方证券把二千一百六十万股全部吃下后，也没往外发行，只是照顾朋友似的卖了少量出去，其余全部分给各营业部。等顺丰上市挂牌后再买卖、交易。从三月份等到五月份，整整两个月，股票也没挂牌。

我们在北京等消息，但顺丰股票要在STAQ上市的消息早已传到了海南岛。黑市上的顺丰职工股和法人股很快就涨到了每股三元多。许多人加入了顺丰股票疯炒的行列。然而一个不幸的消息迅速传来，联办的STAQ市场和人民银行的NET市场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的朱镕基下令暂停上市。原已上市企业继续交易，新上市全部暂停。这一暂停一直到STAQ系统取消，原上市公司下市的下市，幸运的、业绩不错的，转到了A股。对顺丰来说，虽没上市成功，有些遗憾，但毕竟变现了四千多万元，而南方证券因没有卖出去，全部砸在自己手上，最后变成废纸。海南黑市的炒家，也是有的欢喜有的愁。很快就几元钱变成了几角钱，如果谁将其放到今天，也许又值钱了。不是因为股票值钱，而是因为这种在印钞厂印刷出来的股票，可以当文物进行收藏了。因为证券市场早已实行无纸化交易，早期原始股真是稀罕之物。

有了STAQ的成功经验，老范更是尝到了资本市场的甜头。他明确告诉我，抓紧时间把四川的公司搞成功，不仅要迅速把川西能源房地产批下来，还要找新项目、新机会，在四川加大力度，设立新的股份公司。为了支持我的工作，迅速将参与发起的二千万元人民币也汇到了成都。这段时间，我整天春风得意，经常盘算着以这样的进度，几年之后，顺丰不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憧憬着十分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