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雕版印刷与手工业发展与进步

我国雕板印刷在两宋三百年间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这个发展和进步，首先表现在庆历年间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不多叙述。从沈括记述胶泥活字之后，到王祯《农书》上所记述的木活字，相距三百年，因缺乏有关这方面的记述，从而使人们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是否在宋代付诸实践，这个疑问直到去年才由一位青年学者黄宽重作出解答。在《论南宋活字印刷史料及其有关问题》^[36]一文中，他引用了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九八《程元成给事》中的记载：“近用沈存中（即沈括）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恩台览”，从而确证了在南宋淳熙、绍熙年间活字印刷得到了实际应用，弥补了这个空白点，是值得重视的。

继上一变革之后，在广泛使用木板雕刻的同时，出现了铜板雕刻，并将其使用在纸币的印刷上。宋孝宗时，陈良祐奏称会子之弊，请求宋孝宗“捐内帑以纾民之急”。宋孝宗答应了这个请求，“发内帑白金数万两收换会子，收铜板弗造，军民翕然”^[37]。开始以铜板印刷纸币，不但是纸币印刷的一个进步，同时也是印刷史上的一个进步。一旦铜产量增加，铜板印刷和金属活字便会得到发展，王祯所记的木活字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

以木板为主的雕板印刷在宋代之所以取得很大的发展，是因为它适应了社会的广泛需要。政府的文告诸如诏敕之类需要雕板印刷，广加张贴，如奈旱的占城稿就是在政府镂板印刷的文告中得到推广的。政府之类的商税则例也是通过镂板公布在各地税务，以便商人们按章缴纳商税。还印制纸币交子。此外，报道政府中发生的各种新闻，其中也包括不少的播弄事非的谣言等之类的邸报，虽则篇幅不大，也是雕板印刷的。还有，在前章曾经提到的，宋代的印花布也是在镂雕了各种图案之后再印染的，如知台州唐仲友“又乘势雕造花板印染斑缬之数凡数十片，发归本家綵帛铺充染帛用”^[38]，即是一例。雕板印刷不但同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有着如此的密切联系，而且与文化生活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起着更加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大家知道，唐末五代以来即通过雕板印刷印行了包括象五经、九经一类大部头的大批典籍。随着宋代文化教育事业的日益发达，特别是随着宋仁宗庆历来以及王安石变法期间州县之学的蓬勃兴起，从儿童所需要的兔园册子之类的教本，到二十万左右州县学生之所需，以及社会上广泛的需要，雕板印刷业便空前地兴盛起来。宋代刻书之多之快之好，后世为之赞叹不已。

宋代雕板印书分官、私两家。各级官府如汴京国子监、两浙东路茶盐司以及州县官府所刻书，谓之官刻本。各地书坊所刻，谓之私刻本或坊刻本。宋代官、私刻本流传下来的已不算多；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诸卷所载，官、私刻书分布情况如下：

上表所举述的虽然很不完备，但从这里则可以看出：第一，官、私刻书普遍于全国各路，这说明了宋代雕板印刷业的广泛发展。第二，本表以及结合其他文献材料，可以知道汴京、杭州以及两浙路、福建路和西蜀成都府路是宋代刊刻印刷业最兴盛的地方。第三，汴、杭二都以及以上三路之所以成为刊刻印刷业兴盛的所在，汴、杭二都是两宋政治文化的中心，刊刻业随而兴盛，其他三路之所以兴盛则是由于这些地区造纸业、木材业的发展。拿成都府路来说，这里不仅是彩笺制作的中心，而且楮纸、竹纸产量也极为可观，“造于（广都）龙溪乡曰竹纸，蜀中经史子集皆以此纸传印”^[39]，从而说明西蜀刊书业与造纸业的内在联系。再拿福建路来说，这里地少人多，一直开展了多种经营，在建安建阳一带山区，材木特多，为造纸、雕板等经营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于是这一带成为刊刻业的一个中心。两浙路也是如此，刊刻印刷与造纸、材木等业同样有着密切的关联。下面结合宋人的记载，对上述几个刊刻印刷业中心加以叙述：

（一）汴京国子监太平老人《袖中锦》把监本书列为书籍中的“天下第一”。所谓的监本，指的先在汴京后在临安的国子监所刻书籍。由于国子监系全国最高教育机构，承担教材的建设，因而亲自主持雕版印书，并对刊刻印刷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诸如对文字的正误、所刻文字的形体，都是非常认真的。叶梦得曾评论汴京的刻书，称“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40]。

（二）杭州、两浙路　杭州刻书在宋代居于上乘，“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41]。北宋国子监刻书也多交给杭州去做。南宋继续了北宋的做法，国子监仍然管理雕板印刷方面的事情，刻书谓之南监本，以别于北宋国子监所刻的北监本。

（三）蜀本　世传蜀本，有大小字两种，称为蜀大字本和蜀小字本。蜀本字体刻得远不如汴、杭国子监本，印刷得也不净洁，这种不洁净的本子称之为邋遢本。但蜀本印刷量则颇为可观。

（四）福建路　建阳是福建路刻书业的中心，世谓之建本。叶梦得评论蜀本、建本之所以不佳，“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虽然如此，但“福建本几遍天下”^[42]，起了广泛传播的作用，也是不可轻视的。此外，建本还有一个毛病，即“书肆刊书，往往擅加改易”，如睦州之改为严州是在宋徽宗宣和年间方腊起义失败之后，而建本所刊《元丰九域志》即妄改作严州^[43]。妄改已经很不好，而明代书肆制造伪书之类，情况尤为严重和恶劣，是真正的书蠹。

以上是就宋代各地刊书情况进行比较而言的，但就总的方面看，宋代刊书有了很大的发展，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宋代刊书多选用好纸，为避免虫蛀，选用一种所谓的椒纸“椒纸者，谓以椒染纸，取其可以杀虫，永无蠹蚀之患也”^[44]。(www.xing528.com)

第二，刻印都极精致，“藏书以宋刻为善，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用墨稀薄，虽著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宋刻之妙尽矣”^[45]！

第三，刻字之精，尤足惊人。宋元祐年间刊印的司马光《通鉴考异》，清代乾隆皇帝评论说：“是书字体浑穆，具韩柳笔意，纸质薄如蝉翼，文理坚致，为宋代所制无疑”^[46]。不仅字刻得好，错谬之处也少，更是宋刊本的一大优点。

第四，巾箱本本来是为科举考试举子们作为夹带之用的一种版本，但由于它的字体细小，装帧也小，因而从雕板印刷技术来说是值得一提的。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经臣僚们的奏请，“禁毁小板”，可是由于举子们的需要，禁毁之后又“盛行”起来了^[47]。

第五，尤足以提出的，宋代国子监对于一些实用的书籍如医书等，是非常重视的：“宋代国子监镂刻经史外，最重医书，且听人购买”^[48]；“医书尤所重，如王叔和脉经、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五书，于绍圣元年牒准奉旨开雕，于三年刻成”。宋代国子监的这种做法，满足了社会需要，也推动了医学和保健事业的发展，值得重视。

上述情况表明，宋代的雕板印刷业确实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但远超过了在它之前的唐代，而且用《书林清话》作者的话说，也“超逸”在它之后的“元明两代”^[49]。至于宋代刊刻之多，如吴澄所评论的，“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事半而功倍，宜矣！”^[50]既保存宋以前的传统文化，又推动了宋代创造的新文化，宋代雕板印刷业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宋代雕板印刷业之所以取得这样一个重大的成就，造纸业的发达和进步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刻字工匠的知识水平以及他们的辛勤劳动，私家书铺和官府主管印书机构对雕板印刷的积极努力，则是取得这一重大成就的根本保证。

刻字匠也叫刊匠或刻工，刻石的工匠也应包括在内。刻工分布各地，他们大都是从事个体生产的手工匠人。官府刻书都是召募刻匠进行的。如绍兴十六年（1146年）淮南转运司刊刻太平圣惠方板，将其中一半分给舒州来刻，舒州“募匠数十辈，置局于学”^[51]，以完成这项工作。所谓“募”，就是召募，召募的工匠在宋代都是给以雇值的。由于职业的关系，刊匠都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如在舒州的刊匠，因“左（佐）食钱不以时得，不胜忿躁”，往往所刻的字，“故意令错”^[52]，这可见刊匠们是识字的有文化的。有的刊匠则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如宋徽宗时的常安民，是当时最为知名的一个刊匠，他“多收隋、唐铭志墨本，亦能篆”，为士大夫所称道^[53]。受雇于官府的刊匠，同官府形成了一种雇值关系，刻书完工后即解除了这种关系。

刻匠另一部分则受雇于私家书肆，为私家刻书。朱熹奏劾唐仲友在台州任上，“关集刊字工匠在小厅侧雕小字赋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搬运归本家书坊货卖”^[54]；还让蒋辉等十八人“开雕扬子、荀子等印板”；这些刻工的口食钱等等都是“支破官钱”^[55]的。朱熹奏劾唐仲友“假公济私”是另一回事，不必多谈；可注意者，私家书铺请刻工刻书，也是给雇值的，所谓的口食钱既可能是雇值的一部分，也可能是雇值的全部，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因而刻匠与私家书肆的关系也是雇值的关系。

官府刻书，如其中的医书是可以出售的，因而这一部分书籍具有商品的性质。私家书铺的刻书全部出售，因而全都具有商品的性质。这种私家书铺，集中在城市中，既包括刻书的作坊，又有出卖书籍的商店，一身而二任焉。私家书铺的刊书既都具有商品性质，因而每部书的后面总是刻上这家书铺的堂号，如岳珂的《棠湖诗稿》一书最后一页，刻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铺印”。每页都有刻工的姓名和字数，并将雕造板数、合用纸墨工价开列下来，同时还刻上每部书的价格。如绍兴十七年刻印的《王黄州小畜集》就标明了该书纸墨等费，售价为伍贯文省^[56]。官府所刻书籍也标出定价，同样是作为商品售卖的。今天的出版物也同样印上出版者的名称以及是书印张、价格，就这一点来说，是与宋代一脉相承的。经营印书的私家书铺为数不少，其中有的饱享令名。《棠湖诗稿》一书的印刷者陈宅书铺，由于刻书之多而闻名于世，书铺主人陈思著有《海棠谱》，他的先人陈起，也是当时著名人物。建安余氏书铺自唐代开业，历两宋三百年而不衰，世称其印书为建安余氏本。闽山阮仲猷种德堂历两宋至元代仍然继续其刊刻印刷事业^[57]。这些书铺对我国古代文化的传播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