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到1978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病，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这里仅从三个方面探索叙述有关工业化理论的探索。
1.针对苏联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
195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针对苏联过分长期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弊病和中国几年来的实践，提出了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10]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11]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12]应该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工农业并举的思想，将农业现代化纳入了工业化范畴来考虑，与当时无论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相比，都是一个较大贡献。
1961年国民经济被迫转入调整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思想。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2.在对待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根据苏联工业发展很快但几十年内人民生活提高缓慢的教训，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做到三者兼顾。
毛泽东特别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13](www.xing528.com)
1956年11月，陈云在商业部扩大部务会议上也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14]当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专门就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做了发言，提出了积累与消费二者兼顾的“二三四”比例。[15]
3.针对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提出大中小企业并举、城市和乡村工业共同发展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劳动力过剩以及城市失业问题严重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关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思想。在以往研究毛泽东工业化思想时，人们对毛泽东提出的工业与农业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的思想关注较多，实际上，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并举、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并举的思想在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1958年成都会议，在发展工业问题上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中央认为：由于地方工业同农业有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实行这个方针，就可以更有成效地使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和相互支持；就可以把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起来，从而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通过社办工业的文件。此后，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又在“大跃进”和“大办工业”的热潮中，大力发展工业，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工业发展的第一次浪潮。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再次比较全面地阐释了中国农村要发展工业、农民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道理。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征求意见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又提出了实行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发展思路，由于中小企业具有投资少、收效快、适应性强、便于搞专业化和便于转移等优点，要更多地建立现代化的中小型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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