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坚持以法度裁制藩镇的功绩

提起唐朝的历史,人们对唐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也许并不陌生,可是说到唐宪宗李纯,说到唐宪宗统治时期出现的“元和中兴”,说到唐宪宗在大唐帝国走向中衰时期为重新振兴国家所做的种种努力及其建立的功业,了解的人就不那么多了。

其实早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唐代,人们就已经将唐宪宗的“元和”年号与“贞观”“开元”年号并列在一起,将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所谓“三宗”,看作是唐代最杰出的三位帝王了。

唐宪宗李纯,是唐朝第十一代皇帝,生于公元778年,死于公元820年,二十八岁即皇帝位,在位十五年(806—820年),终年四十三岁。

宪宗生活的时代,是唐帝国经历了开元、天宝的鼎盛时期之后,骤然走向衰落的时期。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引发了唐帝国积蓄已久的各种社会矛盾,使唐帝国由颠峰跌入了低谷。社会的变化、动荡,空前剧烈。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先不说起,在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藩镇割据了。

藩镇割据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对于唐朝廷来说,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藩镇割据的存在,意味着唐帝国的分裂与中央集权的削弱;意味着战争的连绵不断、藩镇强取暴敛的加剧及人民生活的无限痛苦;意味着社会生产不断遭到破坏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因此,结束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既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需要,也是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和期望,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处于国家最高领导地位的皇帝,怎样对待藩镇割据,怎样对待国家统一,怎样对待民众的疾苦,怎样处理个人私欲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就成为人们对其功过是非进行客观评价的主要依据。从这许多方面来看,唐宪宗可以说是唐中期以后诸帝中的佼佼者。

唐宪宗的历史功绩,首先表现为他坚持“以法度裁制藩镇”的基本方针,始终不渝地将削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

宪宗登基不过数日,西川的刘辟便公然向年轻的帝王提出挑战,企图谋取三川,割据西南。宪宗不畏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果断地镇压了西川与夏绥的叛乱,揭开了“以法度裁制藩镇”的序幕。在以后的年代里,宪宗先后平服镇海、淮西、成德、平卢、卢龙、魏博等大河南北数十个割据藩镇,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唐帝国国势重新振兴,中央权威再度树立。这里,历史与社会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固然重要,然而如果没有宪宗个人的智慧及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这个局面也是难以出现的。

宪宗的历史功绩,还表现为执政期间,“举贞观、开元之政”,励精图治,坚持改革,废除前朝种种弊政,释放宫女,停止进奉,裁汰冗员,整顿吏治,严惩贪赃,禁掠奴婢,使代、德以来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宪宗坚持“为政之本,在于安人”的原则,重视农桑生产,注意水利兴修,改革赋税制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务,事必躬亲,使元和年间(806—820年)的生产有所发展,民众的负担不因讨伐割据藩镇的战争而有过多加重。事实上,元和年间的平藩战争虽然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宪宗并未忘记百姓的疾苦,十多年里,他为百姓遭受各种灾害而蠲免的钱粮,无论是在次数上还是数量上,都可以说是唐中期以后诸帝中最多的。此外,宪宗重在与藩镇争夺赋税的方针,无疑也有益于民众负担的减轻。

宪宗执政的多数时间里,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善于发现人才,用人所长,使元和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舞台上,群星璀璨,人才济济。宪宗任用贤相良相之多,在唐中期以后的历史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李绛、裴垍、李吉甫、武元衡、裴度、崔群等人,即使放在有唐一代,也是难得的良相。在征讨藩镇的战争中,宪宗不拘资历,大胆起用年轻的才勇之将,高崇文、李光颜、乌重胤、李愬等大批杰出的将领脱颖而出,成为平定藩镇的骨干。(www.xing528.com)

宪宗注意树立良好的政治风气,鼓励大臣直言极谏,自己则虚心纳谏,“为君推诚,为臣尽忠”,是宪宗调整君臣关系的准则。由于宪宗的大力倡导,元和年间,敢于直言直谏的大臣大为增加,形成了贞观、开元以来从未有过的良好的政治空气。

宪宗执政的初期、中期,注意个人品行修养,严于律己,勤于政事。为筹集平藩的经费,长期“缩衣菲食”,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十几年里,兢兢业业,无论是“大雪深数尺、天气奇寒”的严冬,还是“大暑方甚”的酷夏,宪宗坚持上朝不辍,勤于政务,为臣民做出了好的榜样。

宪宗有着果敢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在平定藩镇的过程中,多次临危不惧,遇难不乱。虽然征讨藩镇的战争多次受挫,然而宪宗从不为此沮丧退缩。特别是元和十一年(816年),铁城大败,中外惊恐,群臣纷纷要求罢兵,宪宗力排众议,调整方略,坚持征讨,终于取得了平定淮西的重大胜利。

宪宗是一个头脑灵活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不识机变的愚夫子。他能够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调整修正自己的方针,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对于祖先遗留下来的制度,他采取“苟非是,奈何不改”的态度,大胆创新,除弊兴利。讨伐藩镇,也能够注意在不利的情况下作出必要的暂时性的妥协,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同样体现出这种灵活的特色。

宪宗重视文教,倡导文学,为元和文坛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元和时期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颇重的一笔。

作为一个古代帝王,宪宗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圣明之君、中兴之主。当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也不能不在宪宗的身上反映出来。特别是在元和十二年(817年)取得平定淮西的重大胜利以后,宪宗在胜利的形势下渐渐变得骄傲起来,在思想、政治、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此时,其历史的局限性就更加凸显出来。

人,是社会的人,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作为一个古代帝王更是如此。我们既不能因唐宪宗的某些缺点、不足,而否定其平定藩镇、中兴大唐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因其重大的贡献,而否定其存在的时代局限性。总的来说,宪宗晚年的变化更多地属于古代帝王本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并不能影响他作为一个奋发有为、励精图治并取得很大成功的帝王在历史上的突出地位。这就是我们对唐宪宗的一个基本评价。

(原载李天石著《唐宪宗传》,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版,2019年第2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