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粮食物价问题中的利益博弈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也拉开了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序幕。自1979年夏粮上市开始，粮食收购就实行了减购、提价和加大超购加价的比例等新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1984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8146亿斤，比1978年增长了33.6%，国家从农民手里收购来的粮食（包括公粮、统购、超购）超过了2200亿斤，比1978年增加了1倍还多，农民和市民皆大欢喜。但此后，由于购进的粮食不能顺价销售，价格倒挂严重，财政不堪重负，1985年开始取消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将统购价的30%加上超购价的70%合并为“倒三七”的合同定购价，农民感到吃亏了，导致粮食产量4年减产和徘徊。于是连续几次提高粮食收购价，到1989年，粮食产量再次超过1984年。为保证国家掌握粮源，1990年又将“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明确农民完成定购任务是应尽的义务。此后粮食产量进入一个基本稳定期，总产量在8700亿—8900亿斤之间。

这十几年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面临的一大突出问题，是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不高（199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86元；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54.24%，农民为58.80%），因此提高了对农民的粮食收购价却难以提高对市民的销价，于是不断增加的购销价格倒挂便成了持续增加的财政补贴。不难看出，在这一大矛盾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组三角利益关系的博弈。一组是农民、市民和财政的利益关系；另一组是中央、地方和粮食企业的利益关系。粮改难，难就难在要处理好这两组三角利益关系实非易事。

1992年和1993年这两年，粮食产量都是增长的。1992年为8853亿斤，比上年增长1.7%；1993年更是首次登上9000亿斤台阶，达到了9130亿斤，比上年增长3.1%。那为什么1993年11月秋粮开始上市时会出现粮价暴涨？

那是因为1993年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三大新情况：

一是1992年秋，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根据当时粮食的供求情况，中央决定1993年取消实行了40年的对城镇居民口粮定量供应的制度和粮票，实行放开粮油购销。

二是实行了改革以来的第二次工资改革，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城镇职工的工资。199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加35.64%，实际提高11.03%。

三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出现改革以来的第二波大幅度上涨，达到了14.7%（此前一波为1988、198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达到18.8%和18.0%）。(www.xing528.com)

这三件事情对粮食购销影响巨大。

对国有粮食系统而言，放开粮油购销后，正如朱镕基同志讲的，还没有拿出一个宏观调控办法能够稳定粮食价格。于是国有粮食企业就开始自行其是。有的看到粮价高了就不敢去收；有的认为反正价格高进高出，就敢高价收粮，也敢高价销粮；还有的认为，粮价涨上来了，库里存着原来收的低价粮，可以跟着卖高价赚上一笔。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经济高速增长下，一些沿海发达省份大幅度调减粮食生产，粮食市场放开后到主产区去高价抢购粮食，由此带动整个粮价不正常上涨。而国有粮食系统不仅没去平抑粮价，反而推波助澜。

对农民而言，粮价涨了当然高兴。但对市民而言，宣布了涨工资，但还没拿到手，粮价就涨了；而粮价一涨，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都跟着涨，当然很有怨言。实际上，中央本来决定1993年10月1日要按新的工资标准发放，但由于测算的人均每月增加58元有点超出预算，于是再重新测算，时间上就耽误了。同时，当时安排的是不仅工资要涨，而且汽柴油等生产资料价格、对农民的粮食收购价格都将适当提高。但这些价格的调整原来是安排在1994年夏粮上市之前进行。而1993年11月的粮食突然涨价，就把这些部署打乱了。

对整个经济而言，当时确实存在着过热的现象。对此，朱镕基同志已经看得很清楚。1993年7月28日，他在人民银行全体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去年基建投资总规模从1万亿元一下子跳到2.2万亿，今年上半年又增长了69%。一年的时间，哪里有这么大的财力？显然是靠发票子。”“基建投资的年度规模增长太猛，特别是在建规模增长过猛，生产资料价格必然上涨更猛。钢材的价格从去年初的1600多元1吨上涨到今年的4000多元1吨。通货膨胀率也急剧上升。这样得出一个综合判断，就是要防止经济过热。这样搞下去不行，基建的摊子不能再铺了。”^[3]

所以，1993年11月开始的粮价暴涨，背后的总根源，是货币问题，是经济过热，是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