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框架的成本与收益模型

在技术进步、气候变化趋势、经济发展等因素都给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合作的成本（现值，下同）取决于世界各国的参与度／承诺程度。以往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参与度的提高，国际社会将在参与度较低时（也就是初期）付出更大的增量成本，但在参与度较高时（后期）成本的上升则趋缓，这意味着，成本函数的曲线将是递增和凸的，即先快后慢，如图7-3中的成本曲线。最终，如果全球各国全部参与到合作框架中，那么成本将被固定在某个最高点上，不会无限制地增加。这是因为，一旦在全球建立有效合作机制控制碳排放，将全球温度的变化控制在一个可承载的范围，那么，碳排放价格便不会再继续提高（见图7-3），应对成本也就会趋于停滞。

同样，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合作的收益也取决于各国的参与程度。根据相关研究和上述分析，参与度的提高会给全球带来更多的收益，当然，收益曲线的特征有别于成本曲线，在参与度较低时（初期），因为漏出效应，合作程度的提高给全球带来的收益增长速度较慢，而合作程度一旦达到了某个较高的水平，随着“漏出”的显著下降，全球碳排放相关政策的有效性也会显著提高，譬如碳税，碳交易等，此时，全球将从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并出现快速增长，这意味着，收益曲线总体将呈现出先慢后快的递增性（如图7-3中收益曲线）。这是其一。

图7-3　国际气候变化参与度的成本与收益（1）

其二，收益曲线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在于，在初期，由于各国参与度较低，相应的国际框架的收益水平将低于成本水平，甚至在上述讨论过的某些极端情况下，初期的收益也是负的，这使得收益曲线位于成本曲线下方。但随后，收益曲线会以更快的速度爬升，在某个参与水平后，超过成本曲线。这个参与水平也就是一个均衡的参与度。

其三，收益函数还有另一个特征，就是在国际社会进一步提高其参与度后，收益的增长速度极有可能出现下滑，也就是以较慢的速度增加，并逐渐向成本曲线靠拢（如图7-4中的收益曲线），这会使收益曲线出现变化（见图7-4）。这样一来便会改变成本收益曲线间的关系，出现了两个均衡点。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均衡点（Q1）称为低水平的参与均衡，第二个均衡点（Q2）则称为高水平的参与均衡。

图7-4　国际气候变化参与度的成本与收益（2）

均衡的条件有：

（1）当成本曲线高于收益曲线时，称为“参与不足”（under-commitment），此时全球将为此付出净成本，从而推动参与度的继续提高，一直到两者相等为止。

（2）当成本曲线低于收益曲线时，称为“参与过度”（over-commitment），此时，全球将从更高的应对参与水平中获得净收益，尽管如此，参与度不会继续提高，而是向反方向发展，即出现下滑，一直到净收益为零时。这主要是因为，当参与度过高时，一方面，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净收益增加本身会削弱各国在此领域的继续投入及参与积极性，凸显其他部门投入的短缺和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投入过度；另一方面，尽管全球的总收益继续增加，但在地区的分布上，收益的分配显然是不均匀的，由此，也会形成和增加进一步提高参与度获得更多净收益的各种政治经济阻碍。

（3）两个均衡水平的比较。

按照上述分析，如果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收益曲线进行仿真，那么会出现先凹后凸的结果，相对于固定的成本曲线，这导致了一低一高两种均衡水平。在均衡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两个均衡水平都可以帮助国际社会实现“参与度”的优化，也就是在这两个参与度水平上，至少在气候变化应对部门内部都足以形成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显然，低水平参与度上的均衡尽管实现了部门的稳定，它对全球总产出和总福利的益处则低于高水平参与度。(www.xing528.com)

这里面需要引入第四个条件，即考虑了两部门产出的一般均衡条件，如以下公式所示：

也就是说，如果将各国气候变化应对参与度纳入整体的福利考量中，参与度会通过影响本部门内部成本收益，再影响其他部门的成本收益，进而作用于总体福利水平。一般而言，在目前的科学认知程度和发展阶段上，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度对经济增长总福利现值存在递增影响，但出于一般均衡的现有分析，有理由相信，气候变化应对参与度并非在绝对意义上会增加经济总福利。这是因为，当参与度一旦高于某个水平后，无论气候变化本部门内部的净福利如何变化，都会反作用于经济总体福利，从而使得他们的关系出现反方向的关系。就此，我们用图7-5来刻画气候变化应对与经济福利间的关系。

图7-5　国际气候变化参与度与经济福利

这样一来，两个均衡的参与度便有了不同的福利影响，低水平的均衡参与度带来较低的产出水平，高水平的均衡参与度带来较高的产出水平。所以，从产出水平的角度来看，前者属于低收入均衡，并非我们想要的结果，而后者则可以给我们带来更优的福利。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既寻求成本收益均衡又实现更高产出水平的过程。相对而言，如果要把当下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框架进行归类，那么我们更加接近于低收入的均衡状态，也就是各国在自身成本收益核算的基础上，“自由地”确定各自的参与度，先是通过2012年的多哈气候大会进行了初步确认，然后到2015年进行反馈和总结，届时形成新的国际应对框架，进一步强化和固定气候变化部门内部的均衡。

当然，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均衡并非最优，因为图7-5告诉我们，如果有更高的参与度，那么总体产出和福利水平也将更高。但问题在于，一旦我们在随后几年里强化和固定了低收入的参与度均衡状态，那么我们又如何才能打破这个均衡，推动参与度的提高，从而实现更优化的产出和福利水平？

要实现这个参与度的提高和转变，可以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外部条件变化，譬如气候变化程度加剧、社会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偏好增加、政府对应对气候变化管制政策认同的提高、技术进步等，都会同步提高气候变化应对不同参与度上的成本（或降低收益），这样可以使得成本曲线上移（或使收益曲线下移），从而迫使最优的均衡参与度向右延伸。这种情况相对于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估值水平有所提高，从而增加了各种投入的相对价值，使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进程机会成本更低，以及总产出和福利更高。

第二，内生的机制推动参与度的提高，最主要的是由参与国／地区／部门带来的示范效应。在现实的世界中，全球各国／地区／部门对于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呈现极不均匀的状态，其中有的是出于自发，有的则仅是跟随，因此，参与度本身存在着微小变动的可能，也就是出于各种内生原因和激励因素，参与度会不断提高，这样的提高本身会带来收益和成本。而一旦参与者从中获得净收益，那么在下一期，便有可能对其他未加入者形成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当然，如前所述，出于均衡的条件，在最初的阶段，示范效应带来的更高参与度所形成的额外净收益未必会使参与度继续提高，反而是使参与度下滑回落至均衡水平。这里存在一个“临界点”（tipping point），在某些关键的国家／地区／部门加入气候变化应对进程，或执行了某些标志性的减排政策后，参与度的提高便会出现不可逆的结果，从而加速向下一个均衡点即高收入均衡水平汇聚，并在这个均衡点上逐步稳定下来。

对于产出函数有一个重要假定，就是100%的参与度并非可以带来最大化的产出，这是基于参与度边际产出递减的规律得出的。正如IPCC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所刻画的（IPCC，2007），国际社会面临多种可供选择的排放及减排情景，从“如常”（business as usual）的情景到最为积极的应对情景，其排列顺序正好是从最低的参与度（≥0）到最高的参与度（＜100%）。实际上，全球最后所选择的情景既不是最低的参与度，也不会是最高的参与度。这证明，无论是从成本收益还是从产出角度来看，最低和最高的参与度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低水平参与的弊处在于其本身无法实现部门内均衡，但高水平参与度的最大弊处则在于，“过度参与”下全球在气候变化领域过高的投入会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体现在收入曲线上，在一定点后，收入水平会随着参与度的进一步提高而下降。因此，就收入和福利的角度而言，无论低水平均衡还是高水平均衡，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度都不能越过某个界限（如图7-6的S点）。

图7-6　国际气候变化参与度与经济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