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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环境政治理论的发展历程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

时间:2023-05-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当代西方环境政治理论自诞生以来的几十年中已经经历了萌芽、初创和大发展的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环境政治实践的风起云涌极大推进了环境政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在理论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西方环境政治理论的大发展阶段。西方环境政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逐步走向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

当代西方环境政治理论的发展历程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

基于上述西方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相继兴起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环境运动,同时产生了大量绿色政党和环境团体,这些组织不断发展,在今天的西方政治体系中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在西方社会,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问题,随着西方环境政治实践的不断开展,西方环境政治理论也得以产生和丰富,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种政治思潮。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当代西方环境政治理论自诞生以来的几十年中已经经历了萌芽、初创和大发展的三个阶段。

20世纪60年代是西方环境政治理论的萌芽阶段。一般认为环境政治理论发端于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使环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首次登上了历史舞台。《寂静的春天》从生态学的角度,揭示了人类使用的化学农药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和对人类自身的危害,它描述了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蝴蝶的世界。这本书,第一次质疑了过去人类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口号的正确性,开启了人类环境保护意识启蒙的大门,同时也标志着西方环境政治的萌生。正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指出:“她惊醒的不单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1]同时,这一时期《单向度的人》《走向理性社会:学生抗议、科学与政治》等著作也开始从不同以往的视角来寻求环境和政治的联结。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环境政治理论仍未产生,只是传统政治学尝试着通过理论扩展与内容更新来化解西方社会生态危机,并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但是这些政治学的初步尝试也意味着环境政治学的萌生。

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环境政治理论的初创阶段。这一时期环境政治实践的风起云涌极大推进了环境政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首先,这一时期环境运动呈勃兴之势。由于20世纪60年代公民环境意识的觉醒,导致群众性街头抗议活动在70年代大规模爆发,纷纷要求政府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美国1970年4月22日爆发的“地球日”活动,有力推动了美国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和濒危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全球性的环境运动也由此揭开了序幕。其次,全球环境运动浪潮极大地推动了环境问题的国际政治议程。例如,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并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再次,这个时期政府和民间生态组织如雨后春笋大规模产生,如1973年联合国成立了环境规划署,此后,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地球日网络等民间团体也纷纷创建。最后,环境运动也推动了政党政治的变革,这一时期绿党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了政治的舞台。1972年,世界上第一个绿党——新西兰价值党成立,之后,绿党在西方各国纷纷诞生。

这一时期,西方环境政治理论主义集中在对增长模式的政治根源的追问上,这一时期萌芽产生了一系列的环境政治学流派,例如,生态女权主义、生态自由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法西斯主义等等。在理论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增长的极限》提出,随着粮食短缺、资源耗竭、污染严重,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等因素按指数增长的趋势,如果不对经济社会关系进行改变,人类社会必然面临不可控制的崩溃。它强调经济增长过程中不能片面追求产量和速度,而忽视资源、环境等问题,必须注重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应该考虑资源环境的最终极限对人类发展和人类行为的影响。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虽然将人置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具有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过分强调随着资源环境极限的到来,经济社会发展即将面临极限,但是它对人类生存环境困境进行了深层思考,深刻揭示了环境的脆弱性与资源的有限性,揭示了传统的经济与政治模式将难以使经济社会发展持续下去。(www.xing528.com)

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西方环境政治理论的大发展阶段。80年代开始,西方各种环境政治思潮相互批判、借鉴、融合、分化,逐渐进入了理论化和系统化阶段。这一阶段的西方环境政治理论开始深刻挖掘生态环境危机背后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原因,强调生态环境危机的化解也必须依赖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的重构甚至变革。这一阶段西方环境政治理论的大发展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政治理论系统化进程加快,理论进一步与现实结合,更强调理论对现实的政策指导,环境政治学逐渐从传统政治学中分离,构建自身的体系,形成新的政治学分支学科。二是环境政治理论对环境问题成因研究和危机化解的路径探索更加深入、全面,环境政治理论已经摆脱早期的局部、片面认识,开始寻求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和文化根源,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也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变革和发展方式的选择上,而是要求对政治制度进行改良或者变革,甚至要求对人类社会共同的观念、文化和信仰进行变革。

总之,当代西方环境政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和西方的环境政治实践是分不开的,在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几十年的时间里,西方环境政治理论已经历了萌芽、初创和大发展三个阶段。西方环境政治理论实质是把环境和政治进行联姻,通过对环境问题背后的政治关系进行研究,要求对政治价值体系、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等方面进行变革,以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种全新政治理论。西方环境政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逐步走向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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