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磋商中经济因素的影响和退出成本分析

在双边谈判中，双方的退出成本^[5]直接影响双方的坚持与让步，这会进一步影响到双方的福利效果，而双方的退出成本又与彼此之间的经济依存度息息相关。Bown（2004a）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越开放，使其市场对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要，这会使发展中国家在双边谈判中的能力增强。Bown（2004b）还认为，应诉方出口到申诉方市场的份额越大，则申诉方就有可能迫使应诉方进口部门进一步自由化。Blonigen和Bown（2003）在实证检验中得出，美国在外国出口份额越大，外国的报复能力越强，则美国对其反倾销就越少。这充分说明了经济依存度对于态度强硬与否的影响。两国间的贸易不平衡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例如：在美日的贸易争端中，由于美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所以美国对日本的态度较为强硬。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如果下降，其态度也会趋于强硬。由此可见，经济因素在双边磋商中对有关当事方态度的影响。

在有关双边谈判的经济学分析中，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双方的经济依存度对彼此的报复能力有很大的影响，而双方报复能力决定了各自在双边谈判中的地位。一方出口严重依赖于另一方市场时，对方的报复能力就比较强，在贸易战中就会给依赖度较高的一方造成较大的福利损失。同时，依赖度较高的一方由于退出成本较高，在双边谈判中会做出更多的让步。

Crescenzi（2003）用退出成本表示双方的经济依存度，对双边磋商中退出成本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结果表明，退出成本与双方的经济依存度密切相关，双方经济依存度越高，退出成本也就越高；反之亦然^[6]。

Crawford（1982）在《计量经济学》杂志发表的成果表明，在价格谈判的两阶段博弈过程中，第一阶段双方同时决定是否达成谈判的承诺：一旦达成，就分别提出要求；如果要求不能实现，就要承担一定的成本。在第二阶段，各方都知道自己的退出成本，但不知道对方的退出成本^[7]。这样，博弈的结果就会出现四种均衡。Crawford这一研究成果对贸易争端的双边谈判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文吸收了这一思想，并加以延伸。Kherallah和Beghin（1998）在对美国实施“301条款”问题的研究中也运用了此方法。但是，在“301条款”的单边措施下，外国让步时，美国也做出让步的可能性与现实之间明显存在矛盾，但这在双边谈判中却是极为普遍的。Crescenzi（2003）的研究成果表明：当双方的退出成本都低于退出成本门槛时，双方的坚持会引发贸易战；当发起国退出成本低和目标国退出成本高时，发起国就会坚持，而目标国就会让步；反之，当发起国退出成本高而目标国低时，发起国就会让步，目标国则会坚持。

在双边谈判中，双方可以分为本国和外国（标注星号）。假设博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进行谈判，并分别提出要求，这时双方都不知道退出谈判的成本（这里忽略了双边谈判成本）。然后，谈判进入第二阶段。这时，双方都知道了自己的退出成本。假定本国退出成本的门槛为d，外国为d*。当本国退出成本c≤d时，本国退出成本低，态度强硬；反之，c＞d时，本国做出让步。当外国退出成本c*≤d*时，外国退出成本低，态度强硬；反之，c*＞d*时，外国做出让步。进一步假定本国让步的概率为π，立场强硬的概率为1－π；外国让步的概率为π*，立场强硬的概率为1－π*。在贸易争端的博弈过程中，双方都希望赢得本国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双边磋商博弈的展开式如图3.2所示：

图3.2　双边磋商博弈的展开

本国和外国的经济福利分别为w，w*，其中经济福利包括消费者福利、生产者福利和政府的税收收入。退出成本的门槛水平分别为e，e*，退出成本由双方的经济依存关系决定，如果双方相互依存状况是对称的，则e和e*相当，即e＝e*；本国更多依附于外国时，e＞e*；否则，e＜e*。本国和外国的经济福利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本国坚持、外国让步：）；

本国坚持、外国坚持：；

本国让步、外国让步：；

本国让步、外国坚持：。

进一步假设双方退出门槛的水平：

其中p为本国迫使对方让步所获得的最大福利的概率，1－p为外国迫使本国让步所获得的最大福利的概率；c，c*为双方发生贸易战时的成本。当一方从另一方所得福利高时，或者发生贸易战的成本低时，另一方退出的门槛成本增加，这时，一方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反之亦然。

假定本国和外国的退出成本分别为d，d*。当d＞e时，本国让步；当d≤e时，本国强硬；当d*＞e*时，外国让步；d*≤e*，外国强硬。

根据博弈的不同结果（见图3.2），本国的总福利为：(https://www.xing528.com)

命题3.5：本国让步或者强硬对自身福利的影响不明确。

证明：

其符号不确定，命题3.5得证。

命题3.6：外国在双边谈判中让步越多，本国的福利越高；反之亦然^[8]。

外国在双边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时，本国的福利提高。当外国的退出成本高时，会做出更多的让步，本国的福利因此得到改善；反之亦然。在双边谈判中外国的退出成本高，换言之，本国的报复能力强，也就是外国对于本国的经济依存度大（例如本国是外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因此，一旦双边谈判破裂，外国遭受的经济损失巨大，所以在谈判中会作出更多的让步，本国的福利效果改善。

外国的福利效应：

命题3.7：本国让步越多，外国的福利越高；反之亦然。

本国的退出成本越高，本国让步越多，外国的福利越高。换言之，本国的报复能力弱，让步的概率就越大，外国的福利水平越高；反之亦然。也就是本国在经济上对外国的依存度大，则本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外国得到更多的利益。

命题3.8：外国强硬或让步，对其福利水平难以确定。

双方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双方的退出成本，影响到双方是否会作出让步，进而影响到双边谈判的福利效果。如果双方的经济依存度高，那么双方发生贸易战时损失加大，贸易战的成本会增加，因而退出成本的门槛会降低。

当c和c*增加时，e和e*下降；当双方退出成本的门槛降低时，双方的退出成本相对上升了；退出成本的增加使双方让步的可能性增加，双方的福利都有可能改善，因此双边谈判对双方都有利。如果一方在经济上更依附于对方，那么一方发生贸易战的成本会更高，即c增加时，e会减少。这是因为，依附方退出成本门槛降低，其退出成本相对增加，因而让步的可能性更大；与此同时，被依附方相对更加强硬，所以在双边谈判中，依附方的福利受到损失，被依附方收益增加；反之亦然。所以，双方经济实力上的不平等，在双边谈判中直接影响到双方的福利水平，经济实力雄厚的一方更有利。因此，在双边谈判中，对于经济上依赖于另一方的小国是不利的。

在双边谈判中，双方实力的大小明显影响博弈中双方的福利。在经济上，如果一方更依赖于另一方（如发展中国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因而受制于发达国家），则会损害依赖度较大的一方的经济利益。例如：在日美贸易争端中，由于日本的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市场，所以在日美贸易争端的双边谈判中，日本的利益常常受到损害。而在双方实力均等时，如果双方的退出成本都很高，也就是双方相互依赖度都很大，那么双方在谈判中都会做出更多的让步，双方的福利水平都能得到改善，这种情况下的双边谈判对于解决贸易争端是有利的。双方实力均等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双方的退出成本都很低，因而双方的冲突水平高，立场都较强硬，双方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双方的福利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双边谈判对于解决贸易争端不利，应该寻求其他的争端解决机制。

双边谈判中退出成本门槛的变化，也会影响双方态度的变化。如果双方退出门槛提高时，双方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双边谈判失败的可能性增加。其中，重要的是，随着各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融合不断深入，贸易战的成本将会大幅度提高，这将大幅度降低双方退出成本的门槛，因而双方会更多地趋于让步，谈判更可能取得成功。

现实中，美国经常依据“301条款”进行单边贸易制裁威胁，要求和其他国家（地区）进行双边谈判。例如：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知识产权的双边谈判中，就是利用“特别301条款”的威胁，迫使台湾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出让步。这时，双边谈判更加不平等，美国的态度更加强硬，就会要求其他国家（地区）做出更多的让步，因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受到更多的损失。美国希望能通过双边谈判（因为可以利用单边制裁措施）解决贸易争端，而不希望通过法庭裁决（Loungaratii和Stehly，2000）。Davis和Shirato（2007）认为，双边谈判是最有效的解决争端的途径，尽管谈判可能会陷入僵局。但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和发达国家的双边谈判中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在今后的双边磋商中逐渐改变这一不利局面，发展中国家要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进一步开放市场以提高其市场对于发达国家的重要性。因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依赖度越大，就越能推高其在双边谈判中的退出成本，而这将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