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天津特别市的自主统一

与当时西方国家相仿，近代中国，大部分城市土地归私人所有。关于私人所有权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能够带来城市的迅速发展，从而使居民得到许多好处，恐怕没有人怀疑。同时，也必须承认，一味追逐利润，也造成了某些社会成本“溢出”的消极后果，如烟尘、噪音、拥挤、混杂等现象对城市环境的破坏。

规划控制的作用不仅能够弥补私人决策的缺陷，让人们了解土地利用的现状和未来，而且对区位价值、土地价值的类型以及城市土地总价值产生重要影响。

除租界外，华界最早的城市规划之一，即为袁世凯在天津筹划的“华界新区”。

1901—1907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建立了天津北站，并在直隶总督衙门（今大胡同西）到北站之间的荒僻土地上，开辟了一条24米宽的大道——大经路（今中山路），沿路两侧辟为新市区。经周学熙等人周密规划，新市区道路以大、二、三、四、五、六经路为南北走向；以天、地、元、黄、宇、宙、日、月、辰、宿、律、吕、调纬路为东西走向；大经路为中轴线，两边商店林立，中心地带建一座大花园（今中山公园），旁边建有新式展览厅——劝业会场（1907年建），用来展出新式产品，以提倡实业。周围建有许多新式企业和教育机构，如北洋铁工厂、教育品制造所和实习工厂、北洋政法学堂、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等。当时建设新市区的目的就是要赶超租界，因而称之为“华界新区”。新市区从整体规划到房屋建筑，都受到租界的影响，其建筑虽为砖木结构，但造型与装饰吸收了西方古典艺术符号，体现了中西文化结合的特色。

新市区建设过程中，地价不断上升，吸引了不少大房地产业主和房地产公司的投资，建起了成片的里弄住宅。

民国以后，特别是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后，城市规划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南京定都后，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先后制定了首都干路系统及城市分区规则，将全市土地分为行政、军用、公园、高等教育以及第一、二住宅区，第一、二商业区和第一、二工业区共10类地区，对每类地区内土地利用方式的范围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厦门、广州、重庆、昆明等城市，结合基础设施建设和旧城改造，按照现代城市的要求，进行了局部的整理与规划设计，主要集中在干道的修建和工业、商业、住宅、行政区域的划分。在当时，土地分类不仅能使地产商避免盲目投资，而且便利了城市土地税的征收，但是这种人为划分的合理性总是相对的。

在租界面积较大的城市，如汉口与上海，政府规划的权力范围只限于华界，虽然带来了极大的难度，但面对租界的挑战，在民族自尊感的激励下，华界政府也在雄心勃勃地改造自己的城市。其共同特点是在租界以外另辟一个新型市中心，以挽回被租界夺去的种种优势。

孙中山在其所著的《实业计划》中，设想将上海建成东方大港。蒋介石对上海的地位评价极高，他说上海“非普通都市可比……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依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则不能有头绪。”[24]1927年7月7日即命上海为“特别市”，直接归中央政府管辖。(www.xing528.com)

上海特别市成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城市规划。1927年11月成立了设计委员会，1929年推出了一个包括中心区在内的上海新市区的规划，即“大上海计划”，如图7-1所示。

图7-1　大上海计划图[25]

“大上海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突出港口城市特色，将新市区设在旧市区以北、黄浦江下游两岸、地势平坦的江湾一带，沿江建立新型码头，并使其与铁路相连接，建立南、北两个分站及江湾总站。新市区内的行政区为政治、文化机关所在地；商业区设有各种进出口机构；住宅区分高级和普通两个档次；道路网的设计采用了当时西方最流行的小方格与放射路相结合，以增加沿街高价地块的长度；中心建筑群吸取了中国传统的轴线对称的手法，体现了“中西合璧”的建筑思潮。

为了将这一庞大的规划付诸实践，市政府以房捐、车捐收入为担保，于1929年、1934年两次发行了300万元和350万元的市政公债，并以“招领区内多余土地，以供市民投资建房”的方式，1930—1935年3次出售区内土地，以筹资金。从1930年动工，到1936年秋末，完成的项目有：中山北路、四平路等6条干线，市政府大楼、远东最大的体育场（包括体育馆和游泳池）、市图书馆、博物馆、市医院、卫生试验所以及可停泊3艘2万吨轮船的虬江码头第1期工程。

后来，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这个计划被迫中断。1945年以后，由于租界的收回，转移市中心的做法已失去意义，这一规划最终没能完全实现。其建筑遗址已成为今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江湾体育中心所在地。虽然如此，这个计划在当时对吸引民间投资、疏散旧市区人口、扩大城市土地供给和活跃房地产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大上海计划”和南京的“首都计划”影响下，天津特别市政府登报征选“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刚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张锐合拟的方案中选。

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划设计。它充分利用原有道路条件，将打通、拓宽与开辟新路线相结合，衔接巧妙，对城市功能区域做了四类分区，理出了功能布局的头绪，为日后的建设打下了基础，还对海河两岸码头设置、城市建筑风格、行政中心以及各项市政、公共事业都做了规划安排，并提出了财政计划。这个规划设计方案通篇既反映了国外先进的规划思想，又不脱离天津的具体条件。

与“大上海计划”比较，“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没有避开租界另谋新区，而是以包括9国租界在内的天津全市为基础，做了第一次统一的、自主的城市规划，并在各专项规划中也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反映了国人反对列强割据、渴望收回租界的强烈愿望。正因为如此，这个方案（虽然未能付诸实践）对后来，尤其是1949年以后天津历次城市规划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