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国百姓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等多元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我国消费一直呈畸形化发展趋势。由于贫富差距过大，普通人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导致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全世界奢侈品狂跌14%，但广东经济受挫最大的丽柏广场却狂涨20%，价值十几万、几十万的名表狂涨90%以上[12]。从1978到2008年的改革开放30年间，最终消费率缓慢下降，由1985年的最高67%，下降至2008年历史最低点35.4%，低于欧洲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20多百分点[13]。2008年中央出台十项拉动内需措施，2009年初国家推出宏观调控政策，如四万亿投资、十大产业振兴方案等，2010年的消费情况较之2008年和2009年呈现回暖迹象，2010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54554亿元，比上年增长18.4%。内需走旺，整个消费市场逐渐走出疲软，呈现缓慢上升的良好势头[14]。然而，要拉动消费，核心问题还是购买力问题。随经济缓慢回暖，通货膨胀渐成事实，而居民收入水平上涨十分有限，加之预期收入下降、支出上升的心理，普通百姓依然捂着口袋消费。而高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在目前国内生产力条件下很难形成国内购买力，而是产生境外消费。
我国内需水平，特别是消费水平长期低迷的原因也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解析。
在宏观层面，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制约消费的增长。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并未随城市化步伐加快而同步健全。供房的压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压力、养老问题在农村的困境、医疗问题等均导致我国一直高呼“拉动内需”却拉而不动的尴尬。据统计，美国消费占GDP的70%左右，而我国只有40%左右[15]。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不尽合理和收入差距扩大致使整个社会消费倾向下降，大量部分财富聚集在少数富人手中，出现富人不用消费而穷人不能消费的矛盾。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收入比例是2∶1，现在扩大到3.3∶1；改革开放初期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基本是各占一半，2009年下降到30%。7亿农村人口消费不到1/3的商品，仅6亿城市人口消费2/3的商品[16]。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的比值在逐年拉大，2009年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最高的证券业是平均收入的5.9倍，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扩大到了11∶1[17]。而这种差距约1/3是垄断因素造成的，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同时存在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2008年，人均GDP东部达到3万人民币，西部只有东部的44%，中部只有其51%，而中西部地区集中了中国更多的人口[18]，中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据最新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已超过了0.5[19]。消费信贷制度的不发达使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仅局限于当前收入，因投资过热导致住宅等消费品价格的飞涨更促使百姓倾向延迟消费。
在中观层面，产业结构畸形发展，产品供求存在结构性矛盾，也是影响扩大消费的因素。随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加速，人们的需要呈多元发展态势，人们对文化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有限，文化产品不够丰富、质量也较低，还无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相适应。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6%，低于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的72.5%，中等收入国家的53%，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的46.1%[20]。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服务业相对滞后发展。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偏高，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比重最低。虽然工业的整体水平有显著提高，但工业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处于主导地位，最终形成我国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的尴尬局面。(www.xing528.com)
在微观层面，企业的发展缺乏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是目前供给与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进而影响内需扩大，特别是消费增加的微观基础。另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国各个地方长期以来在资本短缺的背景下进行微观资源配置，采取了诸如“亲商、重商、护商、安商、宠商”等袒护资本、贬斥劳动的政策指向，同时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严重缺失，所以，在微观这样一个初次分配的关键领域，劳动收入就被以“初次分配重视效率、再分配重视公平”的名义人为压低了，其结果是初次分配的不公平，在再分配环节很难调节，不公平被进一步放大，最终表现为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亦持续下降。劳动收入的相对减少大大降低了居于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口的购买力水平，制约了消费规模的扩大。
归结起来，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消费不足，而消费乏力又必然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对投资和出口产生过度依赖。经济发展“牵引力”结构畸形是中国纷繁杂乱的各种经济问题的重要根源：为促进投资，政府人为地压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导致消费迟迟无法启动；同时，财政收入过分偏向生产型投资领域，对社会保障领域无暇顾及，亦使消费始终存在后顾之忧。为了鼓励投资，降低投资的借贷成本，长期执行负利率政策，广义货币供给量常年保持16%以上的增速，并最终引发流动性过剩，出现结构性通货膨胀。对投资的大力推崇与迷信，使国内积压大量无法通过消费吸收的产品，在出口导向型政策的引导下，过剩产品大量涌向国外需求端，国际收支顺差连年增加，截至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达近2.85万亿美元[21]。中国人民银行为了维系相对稳定的汇率，又不得已在外汇市场上大举冲销，我国外汇占款规模已从2002年底的2.3万亿元增加到2010年底的22.58万亿元，中国外汇占款规模8年增加近10倍[22]，对国内流动性产生巨大的压力。为了鼓励投资，政府还以压低农产品和资源类产品价格的方式降低投资的原材料成本，这不仅压低了农民的收入，降低了农民生活水平，愈加抑制住了农民的消费，更使得产品价格在向均衡回归过程中出现上涨，通货膨胀矛盾不断升温。
图5 中国经济发展牵引力剖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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