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区域与区域生产空间整合

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其空间镶嵌的区域和城市凭借彼此上下游价值链的业务关系而呈现不断强化的经济联系。斯科特和霍尔（A.Scott，2001；H.Hall，2001）在世界／全球城市概念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和延伸，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有一个巨大的“城市—区域群岛”正在形成，它具有新的全球经济系统的空间基础功能，似乎已超越早期核心—边缘的全球空间结构系统，被称为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s）或者巨型城市（mega cities）（M.Castells，1996）。斯科特认为全球城市—区域既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城市范畴，也不同于仅由地域联系所形成的都市连绵区，而是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由全球城市及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二级城市扩展联合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空间现象，主要强调了全球化条件下城市发展的跨区域关系，包括落后国家和地区为寻求融入全球经济系统中所形成的与全球城市的联系。霍尔则认为全球城市—区域描绘的是“一种新的城市组织尺度”，对内通过整合内部结构而形成多中心空间格局，对外则在全球商品、社会、文化网络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如果将全球城市的定义建立在其与外部信息交换的基础上，全球城市—区域的定义应该建立在区域内部联系的基础上，并具备多中心的圈层空间结构形态联系（P.Hall，2001）。斯科特和斯托伯进一步从新区域主义的角度提出，城市—区域是表现上述全球化和本地化互动关系的连接点（M.Storper，1997；A.J.Scott，2001），在本质上是城市为适应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和实现在世界城市体系的升级，与腹地区域内城市联合发展的一种空间形态，包括三种形式：①中央是大都市区，外围腹地由不同程度的低密度发展地域单元构成；②空间重叠或者内聚的城市区域，如有卫星城的大都市，以腹地区域环绕；③临近的中等规模城市合作形成协作网络，以谋求多边合作利益。

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超越了早期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系统，是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中多尺度生产组织叠加所形成的城市空间组织系统，更加准确地表述了在全球化和本地化互动中形成的全球经济地理组织的全新格局。沙森认为“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可以使人更好地认清，随着全球化的动态发展，更多的地区可以从中获取利益（S.Sassen，2001），这反映出由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扩展，将有更多的区域被纳入依据价值链联系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轨迹中。通过全球生产网络地方镶嵌的地方生产网络的再组织，则重塑了大都市区和腹地区域之间复杂的城市网络关系。一个本地化的城市—区域通过其在全球生产网络的网络镶嵌而与全球生产体系相衔接。这样，以全球生产网络整合起来的全球生产体系促进了互惠式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此同时，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地方镶嵌）和自下而上的本地化（网络镶嵌）两种过程在地方实现了统一，并且利用全球尺度不同层级的都市区枢纽，调动起一个世界城市体系、一个全球生产网络的载体体系。(www.xing528.com)

强烈的全球竞争压力使全球城市—区域具有内在的和更为宽泛的空间经济特征，并以其强有力的诠释能力剖析了全球经济地理格局。以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分析，全球城市—区域关注了生产网络中的全部价值链环节的完整性，即涵盖了管理、营销、研发、生产等不同价值环节的空间内涵，而不是如世界城市一样仅仅强调生产服务业、研发、营销等控制功能，使得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可以通过嵌入网络不同价值区段而从中获益。由于全球化突出空间接近和凝聚对促进经济生产能力和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性，不同价值区段在地方镶嵌后由于自身组织特性而必然形塑不同空间形态和结构并彼此间发生密切联系，由此形成的紧密空间系统是全球化和本地化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有着高度经济联系的全球城市—区域中，才有足够的人力资源、资本动力、基础设施及相关服务行业支撑的具备全球化标准的生产。因此全球城市—区域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全球经济的驱动力之一（余丹林、魏也华，2003）。全球生产网络地方嵌入性条件的选择，使得对其空间效应的研究需要深入各个不同层次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结构中，包括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制度（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文化等条件的分析。正如斯科特（2001）所说，“成为世界经济区域引擎的全球城市—区域，作为一种本地经济关系的动态网络已经卷入了日益扩张的全球范围内区域间竞争和交换的网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