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及对策建议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城镇化，而一定程度上浅城镇化所带来的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甚至降低了企业发展的成本。但是在城镇化进入中后期以后，随着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局面开始转变，乡城结构变化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浅城镇化的状态对于经济发展开始表现出不利的影响。

“浅城镇化”在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制约了劳动力的供给。在2005年以前，基本处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移民的市民化不足和排斥性制度歧视，实际并未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即使迁移劳动力属于低成本、歧视性的就业，城市没有提供必要的福利和保障，仍然有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但是，随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很快得以释放，而且我国整体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和比重正在下降，缺乏市民化的城镇化将会阻碍对城镇部门的劳动力供给。高龄劳动力人口在市民化不足的制度限制下离开城镇返回农村，而市民化不足又限制了新生劳动力进入城市的意愿，使得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态势发生变化。这一点已经在我国东部地区近年来显著的“民工荒”现象中表现出来。

“浅城镇化”阻碍了城镇部门创新创业人口的集聚和成长。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移民都是城市创新的来源，移民本身的多样性构成城市创新的重要资源。城市在阻碍移民进入的同时，实际上也限制了城市创新和发展的潜力。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对移民的创新创业还有相当的限制，例如移民在创办企业和融资中还存在不少制度壁垒。移民过程同时还带来大量人力资本进入城市，特别是新生代移民的教育程度更高，限制移民在城市沉淀和发展，本身不利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集聚价值。

“浅城镇化”在供给侧的不利影响还在于限制了企业和产业的成长和升级。浅城镇化带来劳动力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使得新技术企业难以获得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企业本身也缺乏意愿对于迁移流动人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培训，这客观上限制了企业产业升级的能力，将企业固化在传统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模式之中。

“浅城镇化”对经济发展带来阻碍也表现在其在需求侧上限制了经济内需的增长。2013年我们对上海的研究发现，移民的储蓄率高达46%。这意味着移民日常生活消费极度节俭，他们的经济收入用于汇款满足农村家庭生活需求和为未来返乡生活作出积累。在城镇化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真正实现市民化。(www.xing528.com)

城镇化政策中对于家庭的阻碍表现出更加突出的不利影响。我国目前有6 000多万的留守儿童和5 000多万的留守妇女。城镇化过程中的家庭分离成为突出的问题，而家庭是消费的基础，家庭分离进一步限制了移民的消费需求。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城镇化速度很快，但是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很低，这在近两年才刚刚有一些提升的趋向。其重要原因在于，浅城镇化使城市人口增长并没有转变成为经济内需。可以设想，随着移民在市民化过程中生活方式的转变，他们只有与稳定的家庭和子女共同成长，他们对城市住房、文化娱乐、教育、体育等各种生活需求才会增长，才真正可能使城镇化转变为内需的动力。

“浅城镇化”表现出对移民的福利供给和公共服务提供相对不足。正如同中国整体上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发展不足限制了经济内需，浅城镇化对于移民的教育、卫生、住房等制度排斥，进一步增加了移民的生活成本，限制了内需增长。我们往往认为城市人口增长增加了公共服务和财政的负担，实际上公共服务的提高将增加移民的消费能力，移民对于各种城市服务需求的增长也会增加新的服务业供给和新的产业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也证明，城镇化过程中总需求和总供给增长，本身也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因此，“浅城镇化”的状态将会从劳动力供给、创新创业、企业和产业的升级，以及从消费内需等诸多角度影响经济增长，降低投资率，包括降低人力资本投资，降低消费率，从而使得城镇化过程对经济水平进一步提高带来阻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