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城市低成本生活区的重要支撑

在另一方面，“城中村”对城镇化过程中的移民发展和城市生活又具有必不可少的积极功能。如同桑德斯（2012）在《落脚城市》中所描述，在具有自发性、高密度特点的落脚城市中，移民群体依靠社会支持网络建立起一套非正式制度，在促成个体向上流动的同时，还依靠资金和人口在乡城之间的流动，维系乡村与都市的紧密联系。落脚城市具有实现社会流动、帮助迁移人口适应生活等工具性功能，并使落脚城市在贫民窟的表面下快速变迁，有着转变为充满希望的“明日城市”的可能性。因此，落脚城市本身蕴含着城市生长和发展活力的关键因素。随着流动人口不断离开落脚城市、融入更广大的城市社会，部分城中村会更加衰落和贫困化，但也不能否认，城中村仍然是移民进入城市必不可少的中转平台。如果失去了这样的落脚城市，移民和城镇化过程就缺乏了具体发展的基础。中国“城中村”的很多特点实际上正具有“落脚城市”的特点和功能。

魏立华和闫小培（2005）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城中村是流动人口“乡—城链式迁移”的重要环节，为流动人口从乡村人向城市人转变提供了过渡场所，帮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城中村扮演着乡城社会流动的“中介”或“筛选器”的作用。作为人口迁移的过渡场所和中转平台，城中村不仅有助于移民进入城市，也能够帮助人口流出地的农村。迁移流动人口为家乡提供汇款和技术支持，有助于流出地家庭福利的改善，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作为直接吸纳大量乡城移民进入城市的载体，城中村中活跃的非正式经济对解决我国巨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在我国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中村作为一个中转和缓冲区，实际构成了空间与社会冲突的减压阀。这样的看法与城中村带来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冲突的看法截然相反（张京祥、赵伟，2007）。

实际上，城中村为移民进入城市提供了基本生活需要。城中村提供了适宜低收入群体可支付的住房安排。这些农民建设的廉价出租房屋为移民提供了一种社会住房，实际上这些责任本应由政府提供（李津逵，2005）。魏立华和闫小培（2005）认为城中村构成了城市低成本生活区，在市场和政府缺位的情况下为城市流动人口提供住房和基本服务。而当移民人口在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社区集聚以后，还会形成一种地方性的支持网络，构成一种积极的社会资本，帮助流动人口获得就业（Massey，1990）。移民开展的一些就业和经济创业更倾向于招聘流动人口就业（张友庭，2014；王汉生等，1997）。这种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为流动人口提供了进入城市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使得城中村也由一个流动人口居住生活的过渡社区逐渐演化成为流动人口工作创业的发展场所，也使城中村从非正式的移民聚居区域变成一个活跃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共同体。城中村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还在于，城中村具有较低的土地成本和商务成本，降低了产业创新和优秀人才进入的门槛（李津逵，2005）。这种移民所具有的底层的创新性和竞争性，正是城市发展和活力的重要来源。(https://www.xing528.com)

流动人口在城中村居住使整个社区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在城中村中，流动人口通过其努力改变生活地点的丰富实践，扩展出丰富的经济活动，带来社区的功能变化和转型，创造出新的社区生活形态，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城市不断更新、发展，支持了现代城市的形成。无论是在纽约下东区的果园街，还是伦敦的中国城，甚至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拉美和中国的一些移民聚居社区，移民从马路摊贩开始，逐步对商业活动和住房投资改造、发展公共活动空间，推动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会服务不断成长，并创造出新的城市面貌。这样的新的城市生成过程，说明城中村本身具有促进城市更新的能力，这种能力恰恰就是移民本身的创造性。同时，城中村不仅对于外来移民是重要的发展平台，对于本地居民的福利提高也是有意义的，他们为本地居民提供了餐饮、娱乐、家居生活、五金维修等各种服务。城中村还构成了当地村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使得地方居民的经济收入增长实际上离不开大量的外来移民。

需要说明的是，在流动人口在城中村中不断改变生活地点的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城市动态和利益关系。在城中村地区的人口活动“建构”着地方社会的利益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这些社会网络支持了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共生关系。而在另一方面又产生出（包括臆想出）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矛盾。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不仅在公共服务获取和排斥上存在冲突，也存在歧视和反抗的内在张力。在城中村中，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一方面互相依赖，另一方面又不断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冲突。但是无论是相互冲突还是相互依赖，都是新的地方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城市边缘的城中村不仅不是城市生活的边缘，反而恰恰是新城市成长的前沿，包括移民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体不断调试交往模式和社会结构，共同建设地方社会共同体，带来社区的不断更新发展和新城市生活的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