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城市病：正确认识问题的根源

人口快速增长过程中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构成城市化过程中突出的挑战，这往往成为城市“成长的烦恼”。这个关系处理得不好，往往会带来贫困、拥挤、失业、环境质量恶化、犯罪率提高等各种“城市病”。在外来人口集中聚居的城中村、城郊村地区，“城市病”表现得尤其突出。

城市管理部门往往将这些城市问题归咎于人口的增长。我们看到，在人口集聚和高度密集的世界级城市，从纽约、香港，到约翰内斯堡和圣保罗，有些城市克服了这些“城市病”，有些仍然陷在城市发展和治理的困局中。从中可以明白，这些所谓的“城市病”往往不是人口集聚所造成的问题，而是包括规划、交通、教育、就业、福利等城市管理和服务能力发展不足的结果。交通的拥堵实际上不是因为人口和车辆过多，而是因为道路面积不足和路网规划不足，同时也因为交通管理水平滞后。将城市的诸多社会问题归咎于人口的增长和集聚，不一定是实事求是的。例如，统计数据似乎表明流动人口的犯罪率较高，但是犯罪率实际上不是人口流动的后果，犯罪率高的原因在于人口的年轻化、人口教育程度的低下、生活住区的贫困化，以及人口失业、家庭分离等（Tan and Ren，2015）。

因此，有效的城市发展和治理需要正确认识“城市病”的原因。应对人口快速增长和城市发展管理的内在失衡，其关键仍然在于加强城市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解决“城市病”，首先，需要通过城市的产业升级和生产力进步提高财富创造的能力。城市作为增长机器创造出的发展机遇和财富积累是人口集聚的根本原因，也是城市增强发展和治理能力的物质基础。

其次，解决“城市病”需要通过财富再分配机制增强服务和福利的供给，落实城市管理的规范和法制，以及提高对城市运行质量的监管。过度偏好GDP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存在问题的，城市发展需要提高公共服务和福利的供给，要求在公共财政中落实保障公共服务的责任。同时，增强教育、卫生、公共设施等公共服务供给，也可以通过推进社会开放性、吸引多元投资来解决。例如，教育面临的压力与其说是人口过多带来人均教育资源不足，不如说是对教育市场的垄断和限制弱化了教育发展的潜力。如果能够开放教育市场，吸纳对教育的多元投资，就能够极大地提高对于教育的供给水平。基础设施、社会设施、住房、卫生等方面“城市病”的压力，实际上都是类似的。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城市人口增长过程中的人均教育、卫生服务能力、住房面积等指标实际上是在增长的。那么“城市病”实际上说明的不是福利和服务供给的不足，而是福利配置的不平等。住房、教育、健康服务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带来福利供给的压力，表现出城市运行的各种问题。(www.xing528.com)

第三，解决“城市病”问题，需要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城市管理和运行的效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以及开发利用新的城市发展资源。例如，如果实施更加科学的车流管控、发展大容量快速交通的轨道交通体系，城市交通拥挤就能够得到很大的改观；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治安监控和预警、优化社区综合管理，就能够有效地帮助解决城市安全问题，提高城市秩序。

历史地看，城市管理和服务进步的能力总是会大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在人口集聚中建设一个更高密度和更高质量的现代城市是有可能的。

将人口增长作为“城市病”的原因，偏离了城市是为人们的发展和福利提供服务的根本目的，错误地看待了人口和城市的关系。城市是人口生活在其中的城市，人的生活和福利是城市发展的目的，而不应该将人口的增加作为城市发展的“问题”。同时，人口本质上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为城市成长和城市不断更新提供动力。人口集聚受到经济就业机会所推动，而人口集聚过程本身带来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集聚，并通过社会交往创造出社会资本；人口集聚本身创造出新的创新创业机会，创造出社会生活，推动城市繁荣发展，进而继续吸纳人口迁移。集聚的人口是城市发展的主体性力量，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断改变生活的地点，创造出新的城市，推动城市的发展。古往今来的城市，都是因为人口和产业的集聚，促进了集聚效应和外溢作用，从而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因此，没有人口的增长和集聚，也就没有现代城市文明和城市社会。忽视和制约人口增长，实际上阻碍了人口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不少城市实施控制人口增长的发展政策，实际上削弱了对城市发展的创新创业作用，也会削弱城市的人才优势，破坏城市成长的内在机理，实际上与城市发展繁荣和福利进步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