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与现实：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挑战

1997年10月28日

我不明白，为什么公司只安排我们休息一天时间就出发，开始攀登乞力马扎罗山，况且在攀登梅鲁神山时还差点出了事情。向导麦克突发高山病，如果不是我们尽快赶下山，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在那仅有的一天休息时间里，大家都是在担心中度过的。想到经验如此丰富的向导还遭遇了如此的危险，我们这群新手又会怎样呢？

然而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一问题了，我们已经向着这次来非洲真正的目标进军了。

这次行程并没有一个好的开始。出发那天一早就开始下起了大雨，但我们还是照计划出发了。空气潮湿，我们穿行在山下的雨林之中。原本想的是天气会晴朗而且干爽，可现实的瓢泼大雨把大家浇了个透，连原本欢乐的心情也变得低落了。

我们穿的鞋子都变成了水桶，头发被打湿后垂到眼前，雨水顺着发丝一滴滴地滑到脸上，甚至是眼睛里。脚下的路全是泥水和坑坑洼洼，我们不得不缓慢前进，不敢迈大步，步幅只有平时的一半。

在这样的情形中，我难免又开始胡思乱想，责备自己准备不足：“我是不是应该在临行前多研究一下天气状况？是不是不应该完全信任这家公司的安排？”然而现在再考虑这些问题已经晚了，因为我们已经陷入了泥潭。队伍里有些人针对雨水做了些准备，戴了头灯，还穿上了防水材质的衣服。但我和汉斯毫无准备，连我们的背包都不是防水的。

第一天的行程结束时，我们到达扎营区。挑夫把我们已经完全被雨水浸透的行李随手放在了地上，而地面上积水很多，几乎快变成了一条小溪。我们很无奈，每件东西都是湿淋淋的，包括前天刚刚建立起的信心。原本对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兴奋和期待也被这场大雨浇灭了。

这时候再责备自己之前没有做好准备也无济于事，而且我们也不能指望英国籍的领队（我们可以叫他阿里斯特，这个化名可以保护他的隐私权，使其不受指责）对我们这几个没做足准备的白痴伸出援手（才短短一天时间，我就把自己视为一个白痴了）。而且现在，我已经开始质疑这位领队的能力了，即便他的登山经历表面上非常辉煌，攀登过很多座名山，但其实这也是他第一次攀登乞力马扎罗山。得知这个事实之后，我开始仔细观察他，我发现很多细节都显示出，他对自己安全的关心程度似乎比对这支团队的关心程度更大。他或许也出于某种原因想要征服乞力马扎罗山（可能是为了给自己的登山履历再添上精彩的一笔），但这与我们无关。他是一个团队领袖，这种态度让我们难以接受。这时，我们该怎么办？

雨一直都没有停止，在这种糟糕的天气下，这位领队把自己的单人帐篷搭到了一个舒适到令我们羡慕的地方，然后就爬进去休息了。我在商界多年，甚至从自己简单的生活常识来判断，真正的领导人应该先确保团队成员的安全，并且找到合适的休息场所之后才会自己去休息。他的这一行为让我确信这个人并不在乎我们，他只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登顶成功而不管我们的死活。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与我的预期完全背离，成为整个征程失败的先兆。

接下来的几天里，雨仍然没有停，有时候甚至还会更大。我们的旅程越发地艰难。尽管我在整个计划之前做了很多的身体锻炼，也有了攀登梅鲁神山的经验，但身体的不适一阵阵袭来，还是让我难以承受。即便我们的行李和装备大都由挑夫来背，而向导也时不时地帮一下我们，但我还是感觉越来越吃力。唯一的背包在我的背上变得越来越重，身上的过敏症状，在潮湿的雨天中越来越严重。这时的我心中早就升起一种怨恨的情绪，因为这种状况已经不简单是一种挫折了，而是一种悲惨境遇。(www.xing528.com)

我们连续跋涉了多日，途中过水流湍急的小溪，踏过艰难泥泞的山坡。我们的背包越来越重，视线被雨幕遮蔽，几乎看不清百米以外的远方，更不要说什么美丽的景色了。那些壮观的美景都去哪里了？我只能看见在我前面费力攀爬的人的后背。我们在云中、雾中和雨中踉跄着前进，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动，在泥水中举步维艰，在布满了乱石碎砾的荒原上绕路行走，在湿滑的巨石上爬行。我们滑倒、摔跤，再滑倒、再摔跤，如此反复，耗尽了我们的体力。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受过专业登山或者越野训练的运动员也很难承受。我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脚下和手上，好让四肢变得尽可能的敏捷。但我心里清楚，再这样下去，有人受伤是迟早的事情。

然而我没想到，那个受伤的人会是汉斯。这让我害怕了。那天，在前进过程中，他忽然滑了一跤，为了不让自己完全摔倒，他试图用手撑住地面，于是他那只手的无名指直接撞到了石头上，狠狠地挤了一下。那根手指脱臼了，原本修长、帅气、充满男子汉气质的手，现在整个儿扭曲了，无名指奇怪地弯向手背。我心疼不已，眼泪立马落了下来。

这伤势当然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我看见汉斯脸色煞白，痛苦异常。他当然不会因为这个小伤而退却，但随队医生此时的表现让我怒火中烧。他带着一副完全没有同情心的表情，对汉斯受伤的手指做了最简单潦草、最低限度的处理。于是再一次，我不得不怀疑这支团队，领导者的糟糕让我惊讶。如果说之前我只是怀疑他们登顶的目的性，那么现在我更加开始怀疑这次旅程的安全程度。

阿里斯特此时又躲到了自己的帐篷里了（汉斯私下里称他为“无为领队”），他根本就不关心汉斯的伤，也不为整个团队担忧。我只能努力压制住心中的质疑，至少现在不能表露出来。

三天的旅程过去，情况发生了关键的转变。当时我们爬到了海拔4200米，来到了巴兰科大岩墙。向导告诉我们，从技术上讲，巴兰科大岩墙是这次旅程当中最艰难的一段。那是一道平滑的天然纯花岗岩组成的坡面，如同一面巨墙挡在我们面前。而要知道，汉斯的手指已经受了伤，他爬得上去吗？他受伤的手指能够支撑自己整个身体的重量吗？阿里斯特对此倒并不担忧，也根本不关心。

于是我去询问一位坦桑尼亚籍的向导托拜亚斯，请他给我意见。托拜亚斯在前几天的行程中一直非常冷静，这让我印象深刻。我问他对明天开始攀登巴兰科大岩墙有什么看法。他非常直率，毫不犹豫地说：“那会非常恐怖，非常非常危险。”“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爬呢？”我接着问他。他摇了摇头说：“我早就跟阿里斯特提议过，应该掉头，但那个英国人非常顽固，不听我的。”这句话证实了我之前的猜测。托拜亚斯耸了耸肩，继续说：“承办这次行程的公司请他来带路，但他之前付钱给我们，要我们完全听他的命令。我能怎么办？”

此时天色已经很暗，雨还在下。我望着前方模模糊糊的巴兰科大岩墙，认真地想了很久。明天，承办公司要我和汉斯去爬这道岩墙，不顾经验丰富的当地向导的劝告。而那个要带领我们前进的人，那个要为我们的安全负完全责任的人，竟然不理会曾在各种天气状况下攀登过岩墙多次的向导的专业建议。要知道，他自己都是第一次爬啊。

我满脑子都是托拜亚斯的那句话：“我能怎么办？”我并不会像他那么无奈和绝望，我想要改变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从小到大做事都是这种习惯，直到我进入商界，一直担任领导人。出于自己的直觉，我明白该如何去做。但是，我能这么去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