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空间正义实践的基本路径简析

谈到建构空间正义的具体路径，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建构路径呢？就参考和阅读的文献看，笔者发现，具体措施多如牛毛，而不同学者的建议不尽相同却又颇为相似。凡是直接或间接与空间批判理论相关的文献都可从中提炼出几条具体做法，将之归纳起来并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无外乎如下方面：区域协调的城乡空间、民治民享的社会空间、美丽和谐的自然空间、健康积极的文化空间、合作共赢的全球空间。

（一）区域协调的城乡空间

区域协调的城乡空间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不过，它无外乎在这样三个角度上展开自己：区域空间（或城市空间群，下同）发展的协调性，城乡空间发展的协调性和城市空间内部发展的正义性。

第一，区域空间发展的协调性。首先，区域空间的协调发展应该坚持开放的网络空间结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开放流动的空间环境。各个区域空间之间的自然资源、生产技术、劳动力供给、产品开发、产业分工等各种生产要素必须通过开放的网络流通空间进行基础性的自发调配和自我优化。区域空间的开放格局能够增强各个地区城市空间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有利于空间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区域空间的开放网络结构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内在要求。其次，必须形成跨区域空间的良性竞争和有序合作关系。区域空间发展的协调性不可能建立在彼此攻伐的事实上。因此，不同城市空间应该彼此抱以相互支持、互相合作的态度共同促进区域空间经济、社会、民生等事业的健康发展。因而，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竞争和在竞争中保持合作姿态才能防止陷入纯粹的资本逻辑主宰的市场经济缺陷中。区域空间发展的不平等、不均衡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形成这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优化机制。我国各个地区间并无根本的利益冲突，根本利益和长久利益都是高度一致的，因而构建区域空间的这种合作型竞争和竞争型合作机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现实的，更是必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多规合一”、城市空间群联动发展也体现了这样的空间机制。最后，增强政府协调能力。区域空间发展离不开各地政府和各级政府的引导、协调、关注、参与、规划。有效的人民政府应该行使自己跨行政区域、跨地理空间的相关行政职能，如开拓市场环境、创造竞争条件、定修政策法规、协调创新机制、配置要素、开发战略资源、调配国有资本、升级产业结构等等，一系列工作都需要政府的有效合作与协调。

第二，城乡空间发展的协调性。城市化过程是一个有自然规律的历史发生过程，是农村人口进城、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的自然历史过程。可以这样讲，城市空间生产就是对农业空间的改造。城市空间生产必然同人口规律、自然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现在的农村和农业结构状况、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等各种因素相适应和匹配。缩小城乡差距至少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世界各国成功的城市化建设经验表明，在工业化推进到一定程度后都会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道路。因为，工业的生产力远远高于传统的农业生产力，如果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策略，就会产生系列后果：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受到削弱，农民与工人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分化加剧，社会不稳定状况恶化，整个国家进一步城市化、现代化的空间缩小。其次，不同城市空间的城市化程度（包括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水平不一，由此缩小城乡空间差距不可能一步到位，进而需要壮大中间阶段即城镇化阶段。在前文中，笔者未加区别地使用“城市化”和“城镇化”概念，那是因为二者的性质是一回事，不同点仅仅是量的区分。但在这里，量的区分显得极其重要，因为它是一个过渡阶段。我国农业人口基数很庞大，城市空间不可能短时间内实现过载人口的城市化转变。所以，需要城市化程度较低的中小型城市和城镇承担这一任务。最后，努力增加农民工收入。城乡空间发展的不均衡最终必将落脚到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民收入差距上。农民，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可观，就有去留城市的选择自由。不解决农民问题、不解决农民工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和推进空间正义事业。

第三，城市空间内部发展的正义问题。城市空间内部矛盾逐步化解就是一个空间正义化的过程，就是空间正义实践本身。首先，必须将“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置于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位置。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多多少少出现了“空间拜物教”现象。这是“物化”或“异化”的城市发展观念，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背道而驰。城市空间的发展、空间生产力的发展，不管是从发展动力的根源讲、还是从发展的最终目的看，都在于活生生的人。由此，“人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和关键”^[32]。其次，加快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步伐、提升产业结构升级质量。发展中的问题要在深化改革、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解决。没有产业结构的升级，就无法解决城市空间内部问题。举个简单例子，净化城市污水、提高城市饮用水标准就离不开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而越是高端技术产业就越需要产业体系的整体升级。并且，淘汰落后产业、腾笼换鸟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从而解决整个社会就业问题。笔者不是技术主义者，但同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最后，加强对城市空间生产规律的学习，积极推进相关政治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从整个国家全局着眼、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出发，为我国长远的城市空间生产和空间正义实践做出健康的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

（二）民治民享的社会空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这反映了我国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指向了社会正义。作为社会正义的一个子集，空间正义是其重要内容。随着我国城市化比例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从片面的形式上看，社会正义可以约等于空间正义，而空间正义又汇聚于城市空间中的社会正义。由此，空间正义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建构民治民享的社会空间。

民治民享的社会空间治理^[33]主体包括政党、国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团体、个人等多元化的主体。这些主体在城市空间生产中担当了不同角色，发挥着不同作用，但根本上都体现了我国空间正义的人民性这一本质。所以，人民群众在整个城市空间生产中都居于“主体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民治民享的根本所在。空间正义的实现必须有一套民治民享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保障，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监督、管理、享受，也就谈不上空间正义。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公平正义，应该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34]无论“破旧”还是“立新”，城市空间生产都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民众参与城市化建设既可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也可以一定程度地规约非公有制经济唯利是图的趋利行为，从而最大限度确保建设过程中的公平正义。这不仅符合空间正义原则，也符合社会正义的一般建制。

民治民享是一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空间权力关系融合的治理结构。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社会空间的管理，像自然一样，只能是集体的与实际的，亦即是民主的”^[35]。因为，单纯的自上而下极易形成集权主义和精英主义，民众在关系自己实在利益的地方集体失声，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封闭式的、落后的治理方式，自然也很容易导致权力的腐败。譬如，损害民众利益的强征强拆。笔者见过某政府借绿化名义，未经居民协商就把街上长得葱葱郁郁的小叶榕行道树全部挖走，再种光秃秃的、容易产生病虫害的、经常落叶的法国梧桐，结果街坊邻居连续两年夏天都只能晒太阳！更可恶的是，每隔几年政府都会挖一次行道树。当然，也存在另一种极端。“钉子户”这种事情在城市扩建、城市改造中经常发生。正因如此，才需要自上和自下两个路径的有益且有效的结合，形成良性的沟通机制，使城市空间生产既要保证整体利益的同步性和一致性，也要尽可能全面地关照民众各自的实际利益，从而防止空间正义事业被不正当的政治权力和没有道德血液的资本挟持。

民治民享的社会空间组织就应该是一个包容多元性和差异性、体现一致性和全局性的既民主又集中的空间平台。没有“民治”的事实保障，很难保证有“民享”的结果。因为，在社会空间治理的各类主体中，民众是基数最大而力量最弱、但却占据社会空间治理关键地位的构成要素。民治在于，民众对社会空间治理要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申诉权和一定条件下的决策权。一方面，没有民治就不能约束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就不能保证政府对空间资源的合理分配，就不能保证弱势群体享受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巨大成果，也就没有民享。另一方面，没有民治就不能规约非国有资本的逐利行为，就不能节制资本（如地产资本）祸国殃民的经济行为，就会损公而肥私、掠众而利寡，自然就没有民享。

可以说，民治民享的社会空间和这样的社会制度是解决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和践行空间正义之较为根本的路径。它已经跳出了城市空间具体问题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的“治标”层面。可以说，民治民享的社会空间思想包含了空间正义范畴，同时又超越了这一范畴而指向我国社会正义的一般方面。

（三）美丽和谐的自然空间

空间正义包含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即生态维度，也就是改善自然空间问题。自然空间对城市空间生产、对空间正义事业、对人的全面发展和整个人类社会存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基于理论思考和现实批判，学术界已经提出了“生态正义”^[36]概念，足见该问题的重要性。在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十八大报告更进一步，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题独立成篇，高屋建瓴地阐述生态文明建设。这些都为今天建设美丽和谐的自然空间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第一，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现实已经警告我们，那种先污染后治理、质量差、耗能高、效率低、投入多、产业结构不平衡、环境破坏严重、资源不可持续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已经不行了。我国自然空间已经遭受到十分严重的系统性破坏，已难持续。生态文明建设迫在眉睫，必须建设一个美丽和谐的自然空间供整个社会存续下去。新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必须既要注重效率又要兼顾公平，必须既要保持经济的增长又要关注经济发展的生态效应，要坚持预防污染、及时治理的生态保护政策，应该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提高废弃物循环使用率，坚持节约、勤俭、低碳等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扩大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系统的稳定性和抗逆性，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和推广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这些都是走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内在要求。同时，新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够为美丽和谐的自然空间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坚持美丽和谐自然空间建设的制度建设。首先，全民参与制度。我国每个公民都应该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来，提高自己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国家和社会也应该创造和提供民众参与的有效方式和渠道，特别应该扶持和壮大社会各类非营利性、非政治性的环境组织机构，强化民众的生态理念和履行相应职责的社会责任感，最终形成全民全面参与的机制、平台。我国的空间正义事业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只有在最广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进来的事实上，才真正谈得上符合社会正义。一方面要让民众建言献策、参与听证、执行监督，即要依靠人民；另一方面要让人民群众真真实实享受到生态建设的成果，要尽快改变只有中上层民众能够享受更多、更高质量的生态空间资源而底层劳动人民群众处于被排挤的现状，即要人民享受。其次，现代化、信息化的管理制度。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预警机制较为落后，不能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和反馈社会质疑，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谋求私利故意隐瞒环境事故，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不及时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因此，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提升管理的现代化和信息化水平。不仅如此，借助现代技术，可以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数据收集、科学规划、计算前景、推演风险、选择最佳处理方案，这样自然会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顺畅、更为科学。最后，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美丽和谐的自然空间建设不可能仅仅依靠理念教育和道德影响，必须有强制性的、威慑性的法律法规督促执行。以道德观念为内在约束，以法律法规为外在迫力，内外交错、刚柔并济，最终形成国家政府、社会集体、企业组织、公民个人的自觉行动和自觉维护生态文明的环境氛围。

第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生态文明建设自然不可能离开一定技术，但技术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美丽和谐的自然空间。这个基本原理已经在第三章最后一部分讨论了。自然空间资本化一定是反生态的。诚然，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利用资本，但若无公有制、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有效参与和监督，没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废话。

（四）健康积极的文化空间

虽然，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并没有特别强调我国文化建设问题，但是积极建设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是践行我国空间正义事业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不难发现，城乡空间、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共同构成了我国空间正义实践这一伟大事业的物质层面、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

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承认文化空间（Culture Place）概念的合理性。不过，马克思视角下的文化空间概念不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使用的文化空间概念。后者是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使用这一概念，前者认为文化空间是人类基于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人类精神生产的社会产物。积极健康的文化空间可以凝聚人们的精神意志、增强人们的理想信念、升华人们的道德素养、增进人们的思维智力。我国之所以需要建设一种新的文化空间，不仅仅是因为文化空间是空间正义事业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还因为我国的文化也受到资本空间化的侵蚀。也就是说，本书在第四章中讨论过的资本空间化侵蚀下日常生活的零度空间问题，事实上，这种高度异化的精神文化状态和日常生活状态在我国也是较为突出的现象。因而，要超越异化的文化空间样态，创造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文化空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第一，新的文化空间应该强调人民的主体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我国的文化空间建设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突出人民群众在文化空间建设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新的文化空间应该以人民为本，而不是以资本和利润为本（消费文化就是以资本和利润为本）；新的文化空间应该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促进道德风范的形成，增进人的心身健康发展。

第二，新的文化空间应该强调艺术性和休闲性。列斐伏尔认为，让日常生活从消费主义、符号拜物教的“恐怖主义”中解脱出来，从情感荒漠和离索群居的零度空间中解放出来，走向一种诗性实践的文化空间革命，从而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让艺术创作成为一个充满活力与生气的日常生活状态。笔者在前文批判了这一思想的乌托邦色彩，但是这一描述本身却是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思想。新的文化空间强调自身的艺术性和休闲性就在于，要把人们从高度同质化和栅格化的受资本统治的文化空间中解放出来，从压抑的商业资本文化中剥离出来。时间是人发展的空间，新的文化空间强调的艺术性和休闲性能够为人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场所空间和智力支撑。

第三，新的文化空间应该强调开放性和包容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和开放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就应该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基本原则和方法。诚然，资本空间化侵蚀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空间而造成了一种个人和社会之普遍的文化、心理、精神的物化状态，但是资本空间化也的确带来了更为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系统，它应该对此采取辩证的态度，应该吸纳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因素，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建设一个健康积极的文化空间。健康积极的文化空间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维度，是空间正义实践的内在环节，是推动人全面发展的必要因素。

（五）合作共赢的全球空间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这个倡议旨在依靠中国和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现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高举和平发展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是契合一致的。空间正义视域下的“一带一路”印证着全球空间范域中人类经济空间的合作交流、文化空间的沟通互鉴，是走向真正的世界历史的重要一步。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信仰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带一路”在实践上是对近代以来现代资本空间化的辩证否定和积极扬弃。“一带一路”将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沿线人民从资本空间化造成的分裂和对立状态中解放出来，使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够享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带来的真正实惠。所以，“一带一路”是在平等、互利、共赢的基调上展开的，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有本质区别。“一带一路”缘自自西汉时开启的“古代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指跨地区、跨国家的空间合作发展的意蕴，本就意味着和平、合作、共赢、交流。

不同国家的资源环境、人文风貌、产业结构禀赋各异而又互补性很强。因此相互之间的合作潜力很大、合作空间很广。“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重点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

第一，政策沟通。政策沟通是政府国家间加强合作的重要机制保障。政策沟通能够深化彼此的利益融合，能够促进彼此的政治互信，能够达成彼此的合作共识，能够实现彼此的规划措施，能够解决彼此认识分歧等等。第二，设施联通。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首先实现基础设施连通。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及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相关国家基础设施规划、技术标准的对接是优先考虑的方面。连接基础设施的畅通有利于实现国际运输的便利和快捷。第三，贸易畅通。“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破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畅通。开展农业、林业、牧渔业、农产品生产加工业等领域深度合作。第四，资金融通。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加快丝路基金的组建运营，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等。第五，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可以通过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加强旅游合作、强化与各个国家之间医疗卫生协助、加强科技合作、发挥政党议会政府交往的桥梁作用、加强社会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和新媒体工具，塑造和谐友好的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

言而总之，“一带一路”倡议不断丰富、发展和实践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37]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新的全球观，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全球空间正义的、符合人类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有效路径。

【注释】

[1]事实上，该问题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交错的问题，是个“疑难杂症”。因此，一节内容其实很难说清楚，但依据本论文的实际需要又必须对此有所交代。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3]庄友刚：《西方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逻辑、问题与趋势》［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6期。

[4]马秀莲：《中国公租房建设与发展现状（2014—2015）》［R］，龚维斌等编：《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No．3（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9—154页。

[5]参见庄友刚：《空间生产视角的资本批判及其对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意义》［J］，《东岳论丛》2012年第3期。(www.xing528.com)

[6]赵祥：《失衡还是滞后——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思考》［J］，《江淮论坛》2014年第5期。

[7]付飞等：《城市化快速发展与土地资源有效利用的关系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0年第9期。

[8]例如，2004年四川沱江特大水污染事故、龙川江楚雄段水污染事件，2005年重庆綦江水污染事件、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2007年太湖污染事件，2013年上海黄浦江出现了死猪。还暂且不计算长年累月进行污水排放的工业生产和其他未引起广泛关注的污染事件。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533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M］，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8页。

[14]详见赵家祥：《生产方式范畴含义的演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4页。

[16]《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17]马克思认为，商品拜物教用物的形式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劳动生产关系，而这些形式构成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页）。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直接将资本同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视作起支配和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3-154页）。

[18]参见唐正东：《马克思生产关系范畴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J］，《哲学研究》2011年第6期。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7—13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6页。

[22]参见黄涛等：《再论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J］，《西部论坛》2012年第3期；储小平：《马克思的生产力范畴与历史唯物主义》［J］，《哲学研究》1987年第3期；程启智：《马克思生产关系二维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系统考察》［J］，《学海》2013年第1期。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24]参见杨昌俊：《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间打进一个“强有力的楔子”》［J］，《南方经济》1989年第Z1期。

[25]［英］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29-1990）》［M］，顾海良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377页。

[26]叶险明：《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J］，《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27]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4＿03＿06＿211424．shtml．

[28]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6-07／04／c＿1119162333．htm．

[29]http：／／www．hfsghj．gov．cn／1313／1316／201512／t20151224＿1919844．html．

[30]http：／／www．hfsghj．gov．cn／1313／1316／201512／t20151224＿1919844．html．

[31]http：／／www．hfsghj．gov．cn／1313／1316／201512／t20151224＿1919844．html．

[32]唐旭昌：《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4页。

[33]如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改造等城市空间生产方面。

[34]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113722546．htm．

[35]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C］，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5—56页。

[36]关于“生态正义”概念的解析，可参见郎廷建：《何为生态正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37]国纪平：《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年5月18日第1版。